但凡成长中的知名企业，其核心领导人大都可圈可点，世人皆知——例如英特尔前董事长、总裁兼执行长安迪·葛洛夫；微软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技术官比尔·盖兹，再比如台湾企业中宏基的施振荣、广达的林百里、台积电的张忠谋、联电的曹与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除了头号领导人而外，参与创业的伙伴也往往在公司发展史上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对华硕来说，四位创办人童子贤、谢伟琦、徐世昌、廖敏雄就与后来加入的董事长施崇棠一样，都是华硕发展过程的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魅力与思维模式深深影响着华硕未来的发展。

　　华硕刚成立时，四个创办人还都是年轻工程师，没有担任过高级经理人，也从未受过大型企业的管理训练。在一般人眼里，这支团队似乎并无什么惊人之处。摊开四个人的工作经历来看：创立华硕前，在宏基职务最高的是廖敏雄和谢伟琦，尽管官拜“高级专员”，但只从事技术研发而不带团队；而童子贤、徐世昌顶多也只是主任、课长一类的基层干部。

　　然而，他们居然成功了。据业内人士分析，这其中很关键的原因是，这四个年轻工程师都是潜力型人物。身为工程师时，整天默默面对电路板，克尽职守的把产品研发出来、技术日益精进就好，但自掏腰包出来创业，肩上的责任重了，潜力就被大量激发出来。

　　廖敏雄的工程师形象最鲜明、彻底，向来只乐于在研发工作里。华硕成立之后，他负责制造、采购、物料控管的工作，在短短时间内就摸索出一套与众不同的管理模式。

　　谢伟琦也有研发之外的管理专长。他一再向部属强调“掌握即时成本”(time to cost)的观念，就是：研发产品的同时就得考量成本因素。这样一来，开发出来的产品不仅品质好、功能强，还兼具低成本优势。

　　1990年2月新春期间，华硕刚满周岁，就赚进了上千万元,几位创办人有点喜出望外。当时公司还刚起步,财务实力不是那么充沛,理应把赚来的第一笔钱用在业务扩展上。但四位华硕创办人没有这么做,他们一口气提出了200万元,让四、五十位员工到夏威夷去旅游。这次夏威夷员工旅游活动后来被英特尔台湾地区总经理陈朝益引为美谈。

　　华硕以1000万元注册资本成立,算得上是白手起家；能在创业第一年就拿到订单,更属难得。一直到现在,虽然主板技术愈来愈成熟,甚至有人认为主板、个人电脑已经毫无技术可言,但很多消费者和电脑厂商还是把华硕定位为技术领先者。在中国大陆，华硕的主板甚至被一些渠道商称为“金板”，其市场美誉度由此可见。

　　华硕成立之初，资金有限，创办人年纪轻而且在信息产业缺乏经验积累，背景几乎等于零，唯一的本钱就是技术。房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486主板刚开发出来时,华硕几位创办人带着产品去英特尔台湾分公司的办公室与总经理陈朝益、经理吴荣敏见面，见面那天，英特尔内部测试新微处理器用的主板发生故障，工程师忙着解决问题，陈朝益在一旁协助处理，局面一陈混乱，华硕一干人只好耐心等着；一边等，一边就眼前的问题讨论起来了，经过一番研究，徐世昌、廖敏雄终于观察出问题，于是挺身而出,两三下就将故障给排除了。这让在场的英特尔工程师大感惊讶。于是他们带来的华硕486主板顺利进入了测试阶段。

　　童子贤在回忆那天的测试过程时说：“徐世昌、廖敏雄、谢伟琦手里拿着刚刚发出来的主板，上面为486微处理器预留了一个位置，陈朝益拿来英特尔尚未正式上市的486微处理器,而且是全亚洲唯一的一颗486微处理器，在华硕主板上一插,主板就运转起来了。”那是华硕486主板第一次插上英特尔486微处理器,也是华硕技术第一次走出实验室,获得业界肯定。

　　华硕与英特尔之间的渊源就这样开始了。

　　英特尔看待客户,技术往往是最重要的考量。技术实力强的主板厂商,可以在采用微处理器之后给英特尔提出专业性的建议。华硕靠着486主板在信息产业界一炮而红,很快便获得英特尔的肯定。

　　对华硕来说，与英特尔结成伙伴关系不仅可以优先取得新微处理器规格，还可以优先拿到雏型版本进行实验。这么一来,势必能够领先于同业一步推出新一代主板。掌握市场先机，华硕当然求之不得。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与英特尔的也有点像是成为这个微处理器巨人的白老鼠,得投入相当的设备及人力资源,有时还得承受实验失败的结果。在公司成立之初,这确乎是一种负担。不过,为了追求长远的利益,华硕还是咬着牙撑过来了。这个代价后来证明是相当低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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