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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他成为中国年纪最小的少年大学生
23岁，他递交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上惟一的满分博士论文
31岁，他获得电气和电子学研究领域全世界最高学术荣誉
现在，他是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首席科学家
天赋造就了成长
12岁独自踏上求学之路
1978年9月，12岁的张亚勤背着小包站在太原火车站与母亲告别。开往合肥的火车载着他难以掩饰的兴奋和梦想。在应该上小学的年纪，他上了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进进出出科大校园时，没有人分得清张亚勤是大学生还是旁边附小的小学生。
张亚勤的天赋一直很耀眼。11岁上高中时，他已经跳过好几级。“那个时候我在家里看妹妹，看了一年。她睡觉的时候我就借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书看，看着看着就都看明白了，一下子看进了高中。”张亚勤直接参加了初中升高中考试，还考了最高分。
在科大少年班，他有被淹没的感觉，“去了后才发现别人都比我强。宿舍里一问别人的分数，上床比我高，对面床也比我高。前一个学期的考试成绩都在后边。”
从第二个学期开始，他的成绩又开始直线上升，排到了前头。到最后一个学期，考研究生时，他已是全校第一名。
那是张亚勤别样的金色童年。
孩童般度过大学生活
在科大，他和其他少年班学生一样，有最好的老师，吃最好的食堂，还有人帮着洗衣服。思想、工作、生活、起居，都被关照得细微周全。
而心灵的丰富与滋养更值得怀念：“眼界完全开阔了，在自由的校风中感觉很舒展。著名的科学家都去演讲，美学音乐什么都听，对交响乐都入迷了。”
小学的年龄上着大学的课程，成天跟比他大十几岁的同学在一起，张亚勤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变得少年老成。他活得很性情，完全是孩子心态。“我早晨睡懒觉，中午起来就吃饭，回来睡个午觉。下午又去踢球了。晚饭后七八点钟才开始学习。玩得太多，挺长时间都没有上过课，以至于老师找我谈话”。
他用孩子的眼睛，孩子的思维想事情：反正考进来了，动力有点消失了，也没有家里人管，爱干嘛干嘛呗。
也没有觉得辛苦，也不知道为什么学习，张亚勤就这样高兴地、朦胧地度过了美妙的大学时光。
读博时才体会到成长
科大硕士毕业的时候，张亚勤面临几种选择，一是在国内读博士，一是到德国学管理。那时他出国的愿望不是特别强烈。“当时在谈恋爱，她在科大读书。我对国内的一切都很眷恋。”
后来一位通讯方面的大师级人物来中国讲学，看中了张亚勤。张亚勤就做了他的学生。1986年，张亚勤成为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在那里，他做着尖端的研究项目，学业顺利。博士资格考试时，他又制造了新闻：考出那个学校历史上惟一一个满分。老师到现在都为他骄傲。“那个时候我觉得学东西特别有意思，看什么一下子就看懂了，有感觉。那个时候我才开窍，才长大。”
当时张亚勤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科学家。到1994年时，张亚勤已经在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论文，相当有名气，总被学术会议特邀作报告。
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唐骏也是博士毕业，但他说：“我不适合做研究，做研究得是亚勤那样的天才。”
温厚造就了乐观
他的身上没有疲倦感
张亚勤说话的声音和外表都给人很温厚的感觉。他能不经意间“检查”你杯子里的水是不是需要添，也会很周到地让你先选择坐在哪个位子上。可以判断，他非常在意别人的感受，也是愿意与世界和谐相处的人。
与张亚勤对话，你感觉不到任何与坎坷、沧桑、消极相关的字眼。他的世界里似乎永远阳光、和谐。他直视着对方的眼睛说话，说到高兴处笑得很尽兴。遇到谈得来的人，就是再忙，也总是任时光在不知不觉间流淌。
“我跟这个世界很少冲突，一般都比较和谐。”他语调平静，没有疲倦感、隔膜感。
12岁就独自一人坐20多个小时火车，张亚勤也没有觉得不适应。“我6岁就开始自己坐火车。”进入美国的生活，张亚勤与异国文化、同学老师，科研环境都和谐共处。张亚勤把这归结为“喜欢学习”、“糊里糊涂地什么都不在乎”。简单自足的生活最温暖
但他真的从来没有过挫折吗？5岁的时候，张亚勤的父亲就去世了。博士论文都做到了一半，才发现同一个题目别人已经做过了，只好改题目重来。“但我不觉得懊丧，总比全做完了到答辩时才发现好吧？再说，做同一个题目的还是位很有名气的人。”这种思维方式，成就了张亚勤平和简约的心态，这种心态像保存在特富龙涂层中一样，从未被破坏过。
因此，张亚勤活得一直比较简单而自足。在美国读书时，“我和女朋友(现在的爱人)两个人整天出去玩，开个破车到处跑，从华盛顿开到佛罗里达，中间也舍不得住酒店，老吃快餐，挺快乐的。”现在他的办公室里摆着太太和儿子、女儿的照片，温暖洋溢。
张亚勤在美国当学生会主席时，天天搞活动，跑前跑后，成天帮别人帮得高高兴兴。国内企业代表团到华盛顿访问时，他去接机，是当时著名的“免费司机”。
“当时大家关系都很近，一到周末都在一起，特别有大家庭、团队的感觉。很值得怀念。”与很多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活得很封闭不同，张亚勤的朋友遍天下。
感性造就了丰富
随意而为尽显性情
张亚勤平静清谈的思维，足以提醒我们，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真实。事实上，他是活得很主动，很尽致的人。他的性格是多元的，有着庞杂的爱好：交响乐、美学、跑步、游泳，跳舞、去酒吧和朋友神聊。
像很多高智商的人一样，他很重视感觉，也相信感觉。“我是个很情绪化的人，情绪好的时候，有很多灵感。不好的时候，做的事情比谁都差。”微软的人也都说：“亚勤感性、率真。身上没有盔甲，不需要戒备。”
要是去旅游，张亚勤基本不会想好去什么地方再出发，而是“把车子到处乱开，边走边想。有好玩的地方就停下来。”
现在任职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的张亚勤，感觉到理性的重要性。“做研究时，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有感觉时一个好的idea(想法)就出来了，理性思考是有，但决定是往往是突发性的。我突发性的决定一般都得到了支持。而我希望自己更成熟些，更理性些。”
给予他人最自由的空间
天赋与炫目的成功经历，注定了张亚勤心灵的明澈与舒展。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张亚勤营造了讲究团队精神、和睦相处的氛围。员工说，在这里每个人都很透明，管理和运作的方式也很透明。每个人都是他本来的面目，不是因制度而改变过来的人。
张亚勤“管理”研究院这么多“聪明人”的方式是：给人自由的空间，因为每一个人定位是不一样的，要给他更多的责任。管理者要有胸怀，包容不同的工作方式，往往一些很聪明的人性格会比较特别一点，管理者必须有一种包容的心态去帮助他们。学者们的个性不同，要赋予他们不同的环境，创造不同的思维空间。
在数次员工大会，张亚勤说：“如果5年之后我仍然是这里最资深的人，最有名的人，那就证明研究院的失败。”现在，3年前进来的学生们都已能独当一面了。
敏感于点滴的生活细节
在张亚勤的记忆内存中，更多的是感性的、“难以忘怀”的镜头。“我离开GTE公司到微软中国研究院时，走的时候公司专门开了个Party聚会)……回到自己工作过4年的办公室，几十人一个一个地走进来，他们都是我招进来的，我们拥抱告别……情景真的很感动。”工作上的同事，很多人成了他终生的朋友。
张亚勤讲的另一个故事更能证明他性情的一面。“在华盛顿上学时，从我住的地方到学校要走20分钟，路过白宫，前面经常有游行、集会、元首访问什么的。一天早上，我看到一个女士坐在白宫前面，举个牌子，上面写着反核战争之类的话。她很年轻，不到30岁的样子。1998年我回去时，她还坐在那儿，看起来已经很老了。我感觉很伤感。她如此执著，为了一件事情，为了一个信念，用了一辈子的时间。”
天真造就了灵感
宽广的思维得益于好奇
张亚勤在很多生人面前表现得不如在熟人面前收放自如。几家研究院院长在一个电视论坛上见面，张亚勤“抢”上话的机会并不多。他做很多事情还是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要考虑周围人怎么想，考虑到周围的生存环境。
张亚勤几次向记者说起几位诺贝尔大师的事。几位大师曾应研究院之邀到中国做巡回讲学。“他们有的都90多岁了，但都有孩子的眼睛和孩子的心灵。对事物的好奇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而变得漠然。”事实上，这种好奇的天真正是张亚勤具有并倡导的。
张亚勤有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论：“一定要和最好的人合作，一定要和不同领域的人合作，跨学科合作往往是最有效的。”9年前做视频通讯时，张亚勤和做无线通讯的朋友一块吃饭。就因为当时张亚勤灵机一动，想到了跨领域，1993年，他们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个在无线通讯上传输视频的系统。
以淡泊心态接近成功
了解张亚勤的人都知道，他虽然总处于“最好”的位置上，却不是执著于第一的人，反而是怎么样都挺高兴。他自己也承认：“我从来没有想过做第一。我觉得尽自己的努力，和最好的人为伍最好，做第二，第三也挺好。人应该在内部外部找平衡。”
张亚勤总有多维的目标，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没有关系，还有别的。就是现在问他不做院长行不行，他也会说“当然行，哪天我做院长不高兴了，可以做大学教授。”
回到中国之后，对于张亚勤来说，做技术权威的愿望就像大海中小小的浮标，虽然还在那里，却已不是绝对焦点。“回国后我最大的感觉是使命感，我能影响的是更多的人。”张亚勤受邀定期到全国各大学演讲。每一次演讲他都会想起自己做学生的时候，对讲演者虔诚的吸收心态。
一旦张亚勤决定在一个新领域超越，那就离实现目标不远了。
晨报记者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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