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健森，nVidia公司创办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毕业于斯坦福大学。30岁任nVidia的CEO，并使此公司成为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2001年9月17日，《福布斯》评选的“全美40岁以下最富有人”，黄健森名列第12位(杨致远列第8位，乔丹列第13位)。他还被美国投资行业最权威的刊物——Investor Business Daily评为“2001年全球最佳CEO”，是其中惟一一位华人。

　　nVidia，是全球最大的显卡芯片生产商。它与世界上所有PC制造商都建立了伙伴关系，它们包括康柏、戴尔、惠普、索尼、东芝、苹果、富士通、西门子等。

　　《新经济周刊》：与英特尔这样的跨国公司相比，nVidia在中国公众心中的知名度不大。你们的意图是强力进入中国市场，凭什么能让他们信服你？

　　黄健森：一直有相当多的人将nVidia比作英特尔。因为两者都是做芯片处理器(CPU)的企业。英特尔做的是计算机处理芯片，nVidia做的是显卡芯片。

　　nVidia在英特尔面前只能算是一个小字辈，只有10年不到的历史。但它是显卡市场的领军人物，图形领域当之无愧的领导者。2001年，我们卖出了超过1亿枚显卡芯片处理器，占有市场份额的60%。我们也是全球最大的无厂房式半导体公司。

　　《新经济周刊》：同样是卖芯片的，你们与英特尔的策略有何不同？

　　黄健森：是的。我认为英特尔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公司。因为英特尔的技术改变了世界，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英特尔还建立了一个行业。这个行业成为21世纪IT行业的前进动力源。是IT行业能够生存、成长、壮大的基础条件。

　　IT产品每一年都会增长两倍，而英特尔却经历了25年的考验。我希望我的公司也可以改变世界，也可以生存25年。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

　　《新经济周刊》：你们的产品怎么改变世界，改变人们的生活？

　　黄健森：举例来说，侏罗纪公园电影里面的恐龙，就比描写狩猎的电影Jumanji中的动物更容易真实可信。因为它用了显卡芯片的技术。以前表现的动物看起来都像塑料做成的，呆板而且僵硬。而人们要求用计算机技术产生的头发和毛皮，不仅要有真实的质地和运动，而且还要表现出真实的头发和毛皮在设定的环境下表现出的光线反射以及吸收的效果。谢天谢地，这些问题我们找到了答案。

　　我们现在中国市场最先发布的GeForce4系列CPU所具有的快速渲染流水线，使得它可以每秒钟处理数以十亿次的操作，可以通过强有力的渲染指令集，开发出以往难以想象的效果，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计算机图形的难题：表现真实效果的头发和皮毛。

　　《新经济周刊》：现在你要把全部的显卡芯片技术带到中国吗？

　　黄健森：是这样。我们刚刚在中国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产品发布会。发布的是当今世界上速度最快、功能最强、我们最全面的产品家庭GeForce4。它能用在台式机与笔记本等方面，你们能够看到亮度更高、更为清晰的纯平显示器。

　　我们还会加强公关和市场，不遗余力地被市场认知。

　　其实，我们在三年前产品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来到中国已经三年时间了。现在中国市场占有全球市场业务的5%到10%。同联想、同方、方正、TCL电脑都有业务关系。我们还打算立即投资渠道。

　　《新经济周刊》：以前来到中国的跨国公司，多以终端消费品为主。而中国市场对于像你们这样的技术型公司意味着什么？

　　黄健森：中国意味着未来的机会。因为我们已经清楚的看到，中国市场必然是在全球具有极大影响的市场。在中国同竞争对手的竞争，具有全球意义。技术型公司又必然是全球性的公司才有可能存活。

　　中国市场又很大，很新，现在没有了进入的障碍。中国的文化中又非常地看中技术和教育。这对于全球所有的新技术来说，都有着不可抵挡的诱导力。

　　而中国的市场今后是什么样？如果你不进来，如果你不亲自体验，就永远不会知道从这里能获得什么好处。

　　《新经济周刊》：在中国的具体打算是什么？有无具体的投资策略？

　　黄健森：短期目标是站稳脚跟。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中国代表处、办公室和设计中心。我们也肯定要在中国有投资，至于具体是多少钱，我还不能准确预测。对任何一个市场来说，如果只想卖产品，而不提供服务、技术与投资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软件开发上也要充分使用中国当地的工程师，让本地市场尽快进入全球状态。

　　在中国长远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创造和培育内容市场，有最好的教育体验与娱乐体验。让我们的技术使中国人改变对技术的认识。

　　从现在开始，我们在中国的竞争战略，与全球一致，与全球同步。因此，这次我来到亚洲，只在中国开了产品发布会。

　　《新经济周刊》：保有梦想，对于一个技术型公司意味着什么？

　　黄健森：做第一代产品的时候，我们花了两年时间。但开发出来之后才发现和微软的Windows95不兼容，面临灭顶之灾。甚至连运作下去都不可能了。1996年的时候，我悲壮地裁了很多人。那时候差点儿破产了。

　　当大批人被裁掉时，我心里非常悲痛，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建立一个公司。那时候公司只剩下30多人，我的任务是说服他们和我一块工作下去。让他们相信我能够做成一个有价值的公司，做成有前途的产品。幸运的是，我对前途的展望与梦想一直没有破灭过。(晨报记者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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