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文

　　《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苏兹伯格想在该报的言论版上发言。于是，非常客气地给他的总编辑罗森涛留了一张便条，询问他这样的文章是否值得发表，并声明采用与否全凭编辑的需要。作为这家有着一百多年历史、能够影响总统选举、政府撤军的出版物的最高决策人，苏兹伯格深知不容干涉的编辑权是确保该报获得长远成功的基础。所以，该报在挑选每一位总编辑时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小心翼翼，一旦决定，则总编辑的权威与意志是不容挑战的，他定夺报纸上的每一个细节。

　　阿瑟·苏兹伯格遵循的是新闻界长期以来的游戏规则，编辑权与经营权的截然分开。亨利·鲁斯用“教堂与国家”来形容这一点。上个世纪40年代以后，为了解决“时代-生活”集团因规模迅速扩张而带来的管理混乱问题，鲁斯设立了发行人与主编制。对于时代集团内的任何一本杂志，前者负责发行、广告等经营业务，是国家；而后者全权处理编辑事物，为教堂。两个部门之间隔着一堵无形却厚实的墙壁。

　　由于亨利·鲁斯认定新闻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社会责任”，其次才是利润，所以，鲁斯时代的“教堂”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他本人也更乐于别人视他为时代公司“总编辑”，而非什么最高行政总裁。对编辑部门的尊崇，是弥漫于80年代之前美国新闻界的普遍作风，教堂是崇高的、精神的，而国家是世俗的。因为，此时相当多的媒体公司的最高首长是由编辑记者升任。

　　在《华尔街日报》的改造人克劳伦斯·巴荣看来，一个不懂写作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华尔街日报》的发行人？一段或许莫须有的争吵传神地传达出当时的这种气氛。那是在40年代末的《华尔街日报》，广告部负责人费斯特用尽心思拉来了福特公司的巨额广告，但他需要一个比较重要的版面，于是去找发行人基尔戈尔，总编辑克比恰好也在场。

　　显然，基尔戈尔对于损害读者利益、迎合广告要求不太感兴趣，因为《华尔街日报》的主要版面是不容出卖的。克比也挖苦道：“不要答应别人你自己做不了主的事。”费斯特反驳道，是广告在付你薪水。此时克比暴跳如雷：“是记者们付我薪水，你的也是。”

　　今天的记者们愿意回顾那个年代的美好时光。报纸、杂志不仅是一件商品，它更有着崇高的社会使命，高品质的内容是确保媒体成功的最关键要素。在那个时代，伟大的编辑们，不管是《纽约客》的威廉·萧恩、《君子》杂志的哈罗德·海斯，还是《华盛顿邮报》的本·布拉德利，都有着崇高的威望，他们对于自己的职位有着深刻的自觉意识，出版商对这些编辑们也尊敬有加，寻找一位成功的作者似乎比一家广告客户要重要得多。《纽约客》的发行人弗里希曼对于威廉·萧恩尊敬得有如父辈。奇迹也正如此，对商业行为嗤之以鼻的《纽约客》在萧恩时代获得了空前的商业成功。

　　可以肯定地说，80年代是社会风向的转型期。里根政策与华尔街投机共同创造出的浮夸风气渗透当时社会每一个角落。那些鲁斯时代的老一代出版人正在消失，教堂的崇高地位正在迅速坍塌。几个关键事件见证了这一点。以空洞的时尚杂志、煽情的地方新闻起家的纽豪斯出版集团分别于1981年与1983年购买了声誉卓著的兰登书屋与《纽约客》杂志；1985年，坏小子努哈斯利用推销消费品的方式成功创办了垃圾报纸《今日美国》；1989年，时代-生活公司购并华纳兄弟公司……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在1987年说道，MBA正在成为新闻业的新老板。这些例证恰当地说明，新闻出版业的报人传统正在断裂，那些受商学院训练的人对于报纸与杂志不再有鲁斯当年的特殊感情，他们把出版物理解为与汽车、化妆品、洗发水毫无区别的商品。他们对于利润、对广告商、对商业数字图表的关心，远远大于编辑理想、杰出的新闻作品。在鲁斯一手缔造的公司，伴随着时代-生活集团与华纳公司的最终合并，总编辑这一曾经与公司总裁平起平坐的职位失去了光彩，它成了一个部门领导的代名词。一手促成这次并购、今天的时代─华纳公司的CEO杰纳德·李文从来就没有看得起过编辑的工作。尽管，编辑独立的传统依旧得到表面上的尊重，但谁都清楚，这世界已经改变。

　　90年代之后，这种变化一再加剧。不管是时代集团、《洛杉矶时报》、《纽约客》这样的老牌出版物，还是《连线》、《快速公司》这样的新生物，“国家”都正在毫无廉耻地吞没着“教堂”，编辑们被要求与广告人员一样为公司创造直接利润。鲁斯时代的一切为读者考虑，变成了一切为广告客户考虑，况且，这个时代读者们似乎对于严肃的阅读也没有兴趣。《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在1998年以《洛杉矶时报》为例刊登出封面故事“教堂与国家之争”，对于新闻理想、编辑独立原则正在遭受的玷污表示惊愕。《洛杉矶时报》的负责人威利斯的看法代表了多数当代媒体经营者的看法：“有没有(教堂与国家之间)那道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报纸要做到公正”。然而，没有那道墙，怎样做到公正？面对IBM公司这样的广告客户，这些不喜欢“墙”的经营者当然会压迫编辑撤销对该公司的批评文章。

　　今日的国家对教堂的侵蚀，似乎是对几十年前编辑记者们藐视广告发行人员的一次反动。但从80年代至今，热衷于谈论利润的媒体经营者似乎还是逐渐意识到，报纸、杂志这样的出版物毕竟与批发肥皂不同，它蕴涵了更丰富的智慧与人性的力量。迷信调查与发行数据的纽豪斯终究未能经营好兰登书屋与《纽约客》杂志。那些专为迎合广告商而存在的新经济杂志也厄运连连。但是，教堂与国家间的裂痕已经不可修复，双方都指责对方的无知与无能。就像在AOL与时代华纳合并之后，笃信技术的AOL人将杂志编辑、音乐家视作软弱无力的鼻涕虫，而《时代》的编辑们则傲慢地藐视着这群不懂莎士比亚、不穿高级西装的暴发户……

　　对于从来缺乏规范的中国媒体界来说，谈论教堂与国家之分过于奢侈，他们面临着更直接与棘手的困难。但我的确想通过介绍别人的经验，来为正在急剧升温的中国媒体提供某种参照。这个春天，前年那些急匆匆奔向dot-com的传媒人与投资者，似乎全都在谈论杂志、报纸出版。网站建设的计划书改换格式，变成了杂志创刊或改版的说明书。

　　在这些计划书中，充斥了市场调查、光辉前景，最重要的当然是财政预算。没有人主动谈及核心编辑的组成，没有人说到如何确立编辑独立原则。投资者与媒体人都迫不及待地在谈论市场推广，却很少有人说，我们应该先编辑出一本伟大的杂志。

　　尽管，我在上面不断提及美国媒体的编辑权所受的威胁，但我也必须承认，长期的教堂与国家传统，使得主要媒体的编辑们在自己的区域仍享有不容侵犯的权力。现任时代出版集团总编辑诺曼·皮尔斯汀在职责说明中强调，自己的职责就是确保其控制下的24本杂志，能够公正客观地报道，能够赢得读者的尊敬，不管是否触及自己集团的利益，不管这些杂志是否会批评其母公司的领导杰纳德·李文。

　　而对于从未有此传统的中国媒体来说，倡导独立的编辑权是其走向成熟的基准。可惜，不管是投资人，还是媒体编辑自己都尚未意识到这一点。报业巨子兰道夫·赫斯特选择投资项目时，最注意的不是该项目的前景，而是是否有这样一位天才人物。他会因为一位天才编辑的出现，而投资一本杂志。而一旦决定投资，他就会对该人选极度信任，提供最大的支持。

　　报纸与杂志的投资，是一项依靠天才与耐心共同完成的事业。亨利·鲁斯相信这一点，所以他会不遗余力地寻找到天才作家，给他们最好的薪水与最大的自由，他也会容忍《体育画报》长达7年不赢利；阿瑟·苏兹伯格也这样认为，他会说，我既然认定罗森涛是最好的总编辑，那么我就没有权力干涉他的工作，只有这样，《纽约时报》才能永远站在公正这一边；诺曼·皮尔斯汀也这样认为，只有《时代》杂志有批评任何人的自由，才能够确保它未来的成功。

　　我在希望中国媒体投资人拥有阿瑟·苏兹伯格的心胸与赫斯特的耐心时，更希望中国媒体能够拥有清醒的自我认知。国家与教堂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不可协调的，但希望他们的力量能够均衡起来。AOL的那些技术官僚们本能地认为“内容人(contentmen)”是那些只会软弱与伤感的家伙，他们没有实力。我无须深入分析这种藐视背后蕴涵的两种文化的冲突。但有一点的确正确，站在人文传统这一阵营的人确实未能在这个时代表现出他们的内心力量。

　　回到中国媒体，这一现象更加明显。我们的媒体长期以来被懒惰、受贿、不负责任这样的指责包围着，缺乏基本职业训练的编辑记者们从未建立起该行业的声誉。那些略会将文字组织完整的人，进入了报纸、杂志、电视、网络，新闻从业者应肩负起的公正陈述事实的社会使命感缺席了。公众似乎也从未有意识地将媒体人视作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是失败的专业作家、会写字但缺乏职业精神的白领。

　　这些媒体人在与投资人合作时，本能地式微。他们和投资者一起大谈财务框架、市场反馈，却只字不提我的编辑理想是什么，我们需要怎样的支持，杰出的作者与优秀的市场推广至少同样重要……当然，这样的媒体从业者在缺乏职业化新闻训练的中国的确非常稀缺，但他们对于中国媒体的成熟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个体制不健全的年代，主编的个人气质成为一本杂志或一份报纸决定性的因素。

　　胡舒立与《财经》杂志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漂亮的中国注解。作为中国最优秀的财经记者，胡舒立利用自身的光环，让这本年轻的杂志迅速崛起。纯正的西方新闻训练、锋芒毕露、坚硬的胡舒立性格也成了《财经》的性格。《财经》的出现与成熟是令人惊喜的，它印证了西方新闻业的一些基本准则在中国同样适用：明星记者制，对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的强调、新闻从业者的敬业态度、编辑的精英意识……我还想强调的是《财经》对于编辑独立原则的尊重。一位该杂志的资深编辑对我讲述了该杂志几次拒绝高额软性广告的经历。

　　倡导编辑独立原则、建立现代编辑制度是日趋成熟的中国媒体的必由之路。野心勃勃的投资者与媒体编辑们都声称：我要做中国的《财富》、中国的《新闻周刊》、中国的《华尔街日报》、中国的《福布斯》……那么，他们都必须直视“国家与教堂”的问题，承认编辑记者的天才智慧对于媒体的绝对重要性。当然，还有坚韧。媒体是不适合目光短浅的投机者与对自我理想缺乏信心的编辑人的，他们要相信自己的梦想，相信自己与众不同，相信新闻理想的高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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