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群

　　去年底“新官上任”的体改办主任王岐山近期发表讲话，称“垄断行业改革严重滞后，一切不宜于国家垄断的行业都要打破垄断”，更加昭示了政府为加入WTO后迎接国际化竞争而未雨绸缪的态度。笔者认为真正值得重视的是中国产业界如何应对20世纪末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扩张？我们的民族战略性产业的根基是什么？我们是否应当发展或是怎样发展民族化软

件工业？

　　跨国公司的新变化

　　二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企业跨国化”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大企业如此，整个80年代，美国利润率最高的100家中小企业，海外投资平均增长20%。从世界范围说，过去30年间，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GNP和出口的增长速度。联合跨国公司中心的数据，1983-89年，外商直接投资每年增长28.9%；全球出口和GDP的年增长率只有9.4%和7.8%。跨国公司日臻成为现代大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般形式。

　　企业跨国化与本地市场国际化相辅相成。现在参与国际竞争已经不用“走出国门”，企业如果仅靠组织有限的本土资源去和全球范围调度资源的跨国公司竞争，显然将处于不利地位。从单纯为出口服务到国际范围分工生产，是跨国公司性质的重大变化。90年代以来美国的海外投资企业，在全国的年销售总额超过一万亿，相当于美国出口总额的四倍，近年贸易逆差的七到八倍。目前，美国投资者手中，已有10%是外国企业的股票和证券；未来10年，将升为25%。仅1989年一年，美、英、日、德跨国的股权投资就增加了20%。加上在产品层面上的合作、联合、合资，跨国公司之间越发呈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清你我的复杂图景。

　　跨国公司唯利是图的企业利益与发达国家政治化了的国家利益之间的距离，哪怕仅仅是微妙的，也是值得高度重视的研究课题。一般而言，东方社会可以在经济上──在互利互惠、互相依赖的意义上与西方融为一体；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上则很难融会贯通。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利用经济的利益关系以克服或软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发展障隘，是区别跨国公司与公司所属发达国家的意义所在。

　　关于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理论研究，一般涉及的传统命题是，跨国公司剥削发展中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在技术上陷入对跨国公司的依赖，等等。随着90年代以Internet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波及整个世界，它使得跨国公司的渗透与发展有了更强有力的物质技术武器，所以笔者认为必须应用新的眼光与角度来分析我国今天的产业发展问题，特别是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问题：

　　第一，传统研究基本上没有把跨国公司唯利是图的企业利益与发达国家政治化了的国家利益区分开来，从而，把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同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从殖民、出口到跨国范围的生产分工，跨国公司的行为逻辑发生了变化。据经贸委的统计研究整个80年代，英国跨国公司实现了英国80%的出口；美国跨国公司实现美国75%的出口和50%以上的进口；日本跨国公司内部的产品调度占日本进出口的30%以上。在李嘉图时代，不同国家的比较利益，通过国际贸易实现，因此后进的发展中国家有“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等与贸易有关的发展策略至关重要。现今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越来越大的一部分是在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体系中实现。为了充分实现海外投资的比较优势，跨国公司往往主动帮助自己的海外投资企业“国产化”，使这些合资、独资企业尽快达到质量标准，加强公司自己的国际竞争能力，这一点在90年代以来国际IT巨头的投资趋向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第二，传统研究的对象基本上是中、小型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从未涉及我国这样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譬如，四、五家跨国公司曾经把巴西和墨西哥百万辆规模的汽车市场瓜分，分割成20-30万辆一块，即使当地民族汽车工业发展得再好依然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可中国庞大的内需，完全有可能依托未来深厚的市场潜力培育出挑战世界的产业实力。

　　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会主席彼得·诺兰博士提出“外资本地化”(Foreign─capital localisation)的假设。依照他的理论推理，譬如以可口可乐为例，短短几年中可口可乐在中国碳酸饮料市场的占有率达23%。1994年，可口可乐的卫生标准成为中国软饮料的行业管理标准。1997年初，可口可乐又开发了以中国果、菜、茶为原料的天然饮料。如果中国人大喝可乐产品，可乐产品在中国的销售将超过可乐公司在世界任何地区的销售额，可乐的生产、研究开发(R&D)以及资本势必要向中国集中。可乐公司的中国员工越来越多，海内外华人在公司内部管理和决策的地位越来越高。随着中国生产和开发的可乐产品向其它地区推进和“返销”，随着以中国为根据地和出发点的新一轮市场开拓，最后，可口可乐自己的“国籍”会越来越模糊不清。还有中国改革开发的特殊性──以海外华人和港台“三资企业”的发展前景看，就有相当的“外资本地化”的可能。譬如，在华已有130家企业在正大集团，“国籍”就可能越来越不清楚。台湾顶新集团(“康师傅”)在大陆的业务已经是台湾的10倍，雇了17000大陆员工，还准备再建13家饮料厂、100个物流中心。从更深的文化层次上考察其意义就更加深远：美国政治战略学者亨廷顿在展望21世纪文明未来时，肯定所有的国家都在努力实现现代化，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的生存有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的西方认同，以及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看作是独特的而非普世的，并团结一致对付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我们应当对中华文化吸收、包容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充满自信，今后的世界文化走向将是越来越多元化或者是多极化。

　　“民族工业”与“战略产业”的选择

　　中国产业的发展，想重新关起门来不和跨国公司打交道，一切都“自力更生”，即便是可能的，也是不现实和不明智的。因此针对对外开放环境中跨国公司的进入，我国产业的发展路线就是在与跨国公司打交道的过程中求生存、求发展。

　　在本地市场国际化、企业跨国化的动态进程中，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正在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中的超大国家，目前缺少成熟的理论去界定什么产业应该在什么意义上和什么程度上保持民族工业的形态，哪些产业在战略高度上必须保持完全的“独立自主”。70年代以来日本通产省曾经根据收入弹性和关联系数选择产业，优先发展造船、电器；南韩在70年代初起步的重化工化，干脆发轫于一小撮精英的强国梦；军事工业、文化产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应该是我们最可以理解的“战略产业”，但现实情况是──橡胶轮胎曾被视为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今天却成为世界集中程度最高的产业之一；电报电话曾是各国政府高度管制的战略产业，现在却逐步放开民营，而且越来越显示出全球一体化的趋势；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曾是涉及国家主权的战略产业，今天基础设施的BOT(建设-经营-转移)成了大力提倡的时兴模式……

　　随着中国加入WTO组织日程表的加速，开放电信市场与国际接轨已是不争的事实，比少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垄断信息技术产品和电讯市场更加意味深长的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使得开放电信市场在很大程度上，等于开放新闻媒体和文化产业市场。电信业发展的技术前景，是多种媒体的信息制作、传输、接收和显示一体化，那么在电信产业内部是电话、有线电视、互联网和卫星通讯的结合，在电信产业外部则是通讯(Communication)、计算机(Computing)和内容(Content)的所谓“三C结合”。信息技术的进步，从技术层面上搅混了通讯、媒体和文化的产业界限，全球开放电讯市场，等于全球开放新闻媒体和文化产业。

　　谁是战略产业需要研究，什么是民族工业更需要研究。你看今天中国市场上的日本电器、美国PC有多少是在本国、本土生产的。如果考虑到跨国公司错综复杂的产权关系，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企业跨国化的发展，使得“民族工业”这个约定成俗的概念，从行业到企业、到产品，变得扑朔迷离。没有进一步的研究分析，简单依托这个笼统概念去决定政策取向，判断该支持什么、不该支持什么，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必须考虑国民经济整体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行动能力，不清晰哪些是企业考虑的问题，哪些是是国家考虑的问题，笼统片面地提倡民族工业，实质上是难以实现爱国的目的。

　　什么是战略产业？不是从个人、企业、地方或部门的局部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也就是说该产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一般意义上的利润，而是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关系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事务中的战略行动能力。展望未来我们要的是中国战略产业的生存和振兴，我们有的是过于分散的产业和规模过小的企业，我们必须丢的是种种分散、局部的既得利益，实施大刀阔斧的战略产业重组，日本曾经先后提出“产业整合”和“事业再编成”的口号，前者表达的是60-7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过程中，贯彻政府赶超意图和倾斜产业政策的决心，后者是90年代，日本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内市场国际部分的回答。

　　我们在信息技术产业上相对落后，但恰恰是信息技术产业可能成为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强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最集中体现在信息技术人员劳动密集型的软件产业。1995年，世界软件百强的最后一名，销售额是3000万美元。我国1996年软件市场总值100亿人民币，应该成长起一、两个大企业。中关村成千上万的软件人才，成百上千个小买卖，鳞次栉比，争奇斗艳。美国微软一个“WINDOWS95中文版”打过来，铺天盖地，所向披靡。辛辛苦苦普及了几年时间的“WPS”、“南极星”等中文软件，惨遭灭顶之灾。港、澳、台、大陆，一样中文，几套内码。一时间，“倚天”也好，“屠龙”也好，全都一锅烩在“WINDOWS95中文版”里了。接着，1997年摩托罗拉推出可以直接往电脑里写中国字的“智慧笔”又认简体又认繁体，已经在香港、台湾、美国、加拿大和中国大陆上市，我们即使会作同样的软件，分散弱小的企业，也顶不住摩托诺拉强大火力的推销。更何况依托庞大的企业规模，摩托诺拉大规模投入研究开发，号称拥有10年的技术储备。

　　以1999年曾风靡一时的嵌入式非PC操作系统为例，其实早在1998年初，就有国内某著名的ISP企业与中科院软件研制中心、ESS公司、GVC公司设计联手开发NetVCD的上网问题，希望解决中国数千万台VCD上网从而降低普通人的入网门槛，但最终由于商业环境的不成熟而不了了之。由此可见，问题不在于技术落后，仅有广大的市场和聪明廉价的劳动力还不够，中国产业的振兴，必须依赖建设、经营和管理大型企业的组织能力、成熟规范的商业操作能力

　　两岸三地合作软件产业新模式

　　软件产业包罗万象，我们不能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放在所有种类的软件产品上，如此分散力量将会严重制约我国软件水平走上新的台阶。在软件产业领域，我国也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系统软件领域，美国的大公司已以在国际市场上占有巨大的优势地位，而且集中也大量的优秀人才，具有极其雄厚的物力财力基础，我国不宜在这个领域与美国硬拼高下。应用软件是我国软件产业的优势，又是国民经济发展最迫切需要的软件，而且种类繁多，不可能主要依靠进口来满足需要，所以，我国应当把软件开发力量集中在应用软件领域，如多媒体软件，教育软件，会计软件，以及其他适合中国国情的软件。这类软件距世界先进水平不远，能够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与国外厂商既竞争，又合作。绝对不能把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与国外软件产业商看成完全对立的力量，必须学会对外国公司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国外公司彼此之间处于激烈的竞争中，它们需要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些机会，扩大开放，通过建立合资企业、组成伙伴关系等形式，联合开发软件产品，开拓软件市场。同时，软件产业是高投入、高风险、高智力的产业，其市场竞争残酷无情。国际合作既可以增强竞争力，又可以分担风险，所以组成国际软件协作开发战略是最好的道路。

　　笔者以为应加速深圳特区与香港的对接，尤其是应用软件方面，更应该努力利用两岸三地的彼此优势，以期开创新局面。香港的优势是资金雄厚、信息快捷、管理先进，工商服务和基础设施(包括教育、法律、商业与金融服务等)良好，税率低，市场广阔，资讯管理人才优良。台湾在高科技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和实力，而内地的优势是具有高速增长的经济需求，市场潜力巨大，且基础研究和科研基础扎实，拥有一支优秀的科技队伍，科技开发能力比较强，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内地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基础设施业日趋完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目前在深圳已经有正在建设中的赛博韦尔国际软件园，积极引进项目、人才、国际管理体制与风险投资机制，在开展合作时，突出各自的优势，相互取长补短，则可取得丰硕的果实。

　　通过两岸三地合作，使深港成为未来中国乃至世界软件乃至IT产品的创作中心、成果转化中心、科技中介、信息产业经营、服务中心，并与内地的科技中心(北京、上海、华南地区)与科技产业中心和台湾的科技中心互为网络，改善两岸三地的产业结构，增强工业科技的创新能力，形成大中华信息产业的网络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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