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2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4:00在中国大饭店宴会厅举办北京国际周传媒专场活动--“WTO与传媒经营管理”研讨会。下午2点,该研讨会举办了一场关于“互联网、媒体和资本市场”的圆桌讨论会,新浪网CEO王志东等出席并发表讲话。以下是这次“圆桌讨论会”的现场文字实录的下半部:
潘杰客:说着说着又回到两情相悦来了。目前的传媒有这样大的需求的情况下,要满 足这种市场需求,我们有哪些问题应该有所考虑,这是我们谈论的一个方面。
新浪网从去年11月7号也变成了新传媒之后,我们社会上,至少是在中国,大家都意识到了,出现了这样一种概念性的东西了,我们有了新的传媒了,这种新的传媒究竟是什么样的模式,传统的传媒究竟和新传媒之间的互动、互补,他们互相之间的,不同的平台之间怎么样进行互动?我们今天的嘉宾刚好又有实践的,又有理论的,又有吃螃蟹的,还有不吃螃蟹的。所以首先请志东给我们谈谈,他作为新传媒和传统传媒之间的考虑是什么?
王志东:刚才杰客谈的那个11月7号是中央正式公布互联网管理规定的日子,这个规定出来以后,也就意味着互联网作为一种传播媒体的地位得到了承认。到了12月底的时候,我们陆续也得到了新闻转载和ICP的营运许可,就标志着我们长期以来在一种灰色地带运营的互联网媒体的业务得到了合法化。
当然了,这个合法化并不等于我们在这之前都是非法运营,因为它属于法律没禁止,也没有一个正式明确的许可的地带。在这个状况下,我们跟有关政府的部门一直沟通,得到了允许的情况下去做了。
目前互联网上的传媒特点,并不是很全面的,比如说我们目前在新闻时事这方面,我们还不搞自采,只做新闻的一个转载的工作,是有一定的限制。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很新兴的,刚才李小姐所讲的那种新的硬件载体的情况下,去进行的有一定的传媒效果的工作。其实你仔细去看互联网,互联网其实是一个很综合的行业,这个行业是借乎于三点之间的行业,这三点是哪三点呢?第一点是传媒,第二点是市场推广,或者说是广告。第三点是软件,我指的是计算机软件,或者是技术。
它基本上是由这三点的一种综合的运用和结合形成的互联网,尤其是门户网站的一个基本的运营模式。当然这个模式我们也是刚刚在开始,在国内也是刚刚在开始。
刚才也说了,网络跟传媒的一种市场化以后的传媒产业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互联网业是很重要的实验厂,因为它是首先进入了产业化,得到了资本市场的一个全力的支持,同时又直接面对着海外兵团的夹击,怎么样与狼共舞,怎么样引狼入室,还有一句话,就是怎么样变狼为狗,这样的运作的技巧,可以说在互联网业,如果是吃螃蟹的话,这个大螃蟹已经在吃了。但是吃的效果如何,可能现在说胜负还是有点早,但是有一点,我经常在讲,我跟国际巨头周旋的时候,一旦几个回合下来,我没有输,就算我赢。所以互联网自身的发展,其实可以给出传媒业一个很多可借鉴的地方,当然我们也希望,将来在互联网业和传媒业,能够有更多的合作和更多的互动,把我们所共同面对的问题能够得以解决。谢谢。
潘杰客:刚才你讲了一个变狼为狗,印象非常深刻,当然印象更深刻的是三点式,当然不是比基尼,我想在变狼为狗这一点上,喻教授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想法。
喻国明:因为我们国家在传媒产业方面,过去传统上,传媒跟市场是分开的,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不会超过十年的时间。刚才志东说的狼是指外资这个狼,其实我们国家在传统意义上,把市场就作为一个狼来看待,所以在我们国家的政策走向上来看,九十年代的一个基本的政策走向,就是把市场这个狼如何加以利用,驯服成狗的过程,可以说是相当迅速的。比如说志东的新浪网,新闻发布权,大家可能不感到这有很大的意义,作为我们理论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具有象征意义,因为我们国家第一次把媒介的这种发布权,信息的发布权给予了一个非国有制的一个传播媒介,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一个标志性的变化,尽管可能有这个限制和那个限制。但是,能够把传播的发布权交给一个民营的,甚至可以说有外资成分的一个公司,一个民营企业,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就我自己个人而言,我理解我们国家现在官方在构造把狼变成狗的过程中,有一个基本的走势,我想用简洁的语言加以描述,可能比较简单化。第一各就是首先做成规模化,这样的事情是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做起来的,因为我们国家从官方到媒介,都认识到,媒介的传播市场的开放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不是选择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最多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保持某种传播的屏障,传播的屏蔽,但是这个屏蔽在和世界接轨的发展的要求,一定会被打破的。面对着国外的巨大的传播集团的经济和传播力,把自己的媒体做强、做大,是非常明显地意识到了。所以九十年代开始就搞媒介集团、报业集团,以广州报业集团为例,陆续成立了二十几个报业集团。现在广电集团也在纷纷成立,把媒介做大,这是一个基本的国策,或者说是我们一个基本的政策走向,只是我们认为,病症看得很对,需要看得很对,我们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把媒介做大的具体的操作手法,我们持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用简单的行政办法把媒介聚合在一起,可能不是一种最好的办法,可能对传播生产力本身不是一种非常良性的连接。打个比方,把一千个小舢板连在一起,未必能构造出一个泰坦尼克号来。
规模化发展之后,打开资本市场和媒介市场的接口,这是必然的选择,如果没有资本市场进入的话,媒介就很难迅速做大,而且由于市场的进入,使它能够非常规范化地运作,现在是资本市场和媒介市场的接口,据我所知,国家也正在制定这种接口的政策,不久以后就会推出。我们过去所说的同居现象,就可以通过规则化的方式登记结婚了。
下一步的走向,当资本市场和媒介市场结合之后,重新的适度的改造可能就会成为新的热点。按照我们过去的媒介,也基本上按照纯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方式构造和规定规则的,既然当做产业来对待,就应该适度地让资本,产业发挥自己的价值连接的功能的游戏规则的重新再造,这种再造可能在边缘层面可能有更大的空间。比如保纸出地方版,报纸异地办报,跨媒体的合作,报纸、广播、电视、出版社,以及网络之间的跨媒体的合作,对资金的利用率,对产生的效益都是有贡献的。所以这一点,政策开放的空间应该是有的。
潘杰客:亦非,看你不住地点头,刚才喻教授也抵触了很新的观点,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在我们来看,这个狼其实就是市场,媒体用市场的方式,市场的思维经营。你其实正在做这方面的事情,请你来给我们谈一谈。
李亦非:我刚才点头并不表明我们就是狼,很多公司在全世界的市场上确实是一匹大老虎,是狼,但是我想在中国却是沉默的羔羊,因为对外国的媒体的限制比对国内媒体的限制是更多的。
刚才也谈到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一种交互,其实我非常同意志东和喻教授讲过的,新媒体和旧媒体的交互是必然的趋势。在这个交互的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大鱼容忍自己被小鱼给吃了,MTV也是一样,就是要把新的媒体立刻利用进去,跟传统的媒体结合。因为内容是花一定的投资投入的,但是传送的渠道越多,利润就更多。就象可口可乐,就是因为生产了一个药方,然后生产上万瓶一样。其实这对传统的媒体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等于提供了一个新的传送渠道,新的赚钱的机会,互联网就是新的方式,可以用点播的方式,互动的方式,宽频的方式,让人们更多地更经常地使用你的内容,所以我认为这两者是一拍即合的。
谈到了国外媒体和国内媒体的接触。我们觉得,其实现在维亚康母在全球的范围内,尤其在亚洲都在寻找购并的机会,在中国也是这样,谁是主要的传媒业的经营者,在寻找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中国没有一个巨大的传媒经营者,还没有生产出来,或者还没有形成一个他认为是强强联手的对手。
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媒体的发展过程还是一个初级阶段,尤其是资金方面的投入,以及智慧型的产业的人才的培训和长期的冶炼还都不够。
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包括在韩国、印度、香港、台湾等等地方也有这样的问题,缺乏一个媒体公司,到了一定的程度,让我就想跟他合并或者是购买等等,太小的时候,不可能成为合作的伙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政策要开放,尺度够大,真正产出一批中国的时代华纳,中国的维亚公司,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强强联手。
夏骏:说一下狼和狗的关系,亦非讲的她是沉默的羔羊太虚伪了,她是一匹潜在的狼,把自己伪装成羊。志东把狼变成狗,也有一点不平衡,报复的心理。我想可能是人家的狼崽子在我们这儿,跟我们和平共处,我们的狼崽子在那儿也可以跟他们和平共处。
潘杰客:刚才讲到人才的培养的问题,这里有很多的思考,在座的嘉宾可能都亲身地体验和有很深的一些考虑。特别是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人才的使用,人才的流动,对于人才的培养,可能两个不同的所谓的新和传统媒体之间好象有一些本质性的不同,这一点上,先请志东聊一聊。
王志东:刚才说到三点式的时候,其实也包含这个概念,其实网络本身也包含三点,为什么要三点?就是有它的不同。其实从我们公司的管理层来看,也很明显,我们公司的管理层的来源也是从各个点上过来的,包括我们CFO,他是学新闻出身的,但是现在在我们这边是管着我们的帐。我们公司的人力来源,有从公关公司过来的,有从各个传统媒体过来的,有搞科技出身的,也有搞投资的,我的一种体会,不管以前做软件还是现在搞网络,我感受到,人才其实是很关键的一点,而人才的一个定义,人才并不等于所谓的聪明人,不是说有一个绝对的IQ值,IQ多少以上叫人才,多少以下的不叫人才。第一个,在你做的事情里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结构,然后在每个位置上,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坑上面能不能长着最合适的萝卜,这是整个公司企业运作最重要的。
而在中国,聪明人非常多,在座的IQ值应当是相当的高,象一开始说的大智若愚的那种,其实就是看着傻傻的。但是有一点,IQ很高,不等于能够团结一起,各就各位做很多的事情。尤其在中国,可能单挑的事情,搞武术的,或者搞技术的,比如黑客,但是有很好的组织、管理、策划,安排,再到战略的一种布局的,这样一种我们以前一直喊的复合式管理人才真的很少。尤其是他又能够在一些跨行业,跨部门的沟通上面同时了解。我刚才说的三点同时都了解了,或者说你又知道狼是怎么样的,狗是怎么样,或者说你知道海外的管理规律是什么样的,知道国内的国情是什么样的。所有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这样的人,真的是很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找某个人的时候,我们经常感慨,地球上会不会有这种人,这种人可能还没出现呢。所以我觉得,在中国,我还会把软件网络和传媒混在一起谈,真正好的人才,合适的人才是当务之急,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而且这种人才并不是说简单的外面引进就可以了,因为引进的是自己的品种,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能够生存的。最后人才的出现需要市场,就是说你必须开放市场以后,在市场里面磨炼出这样一种人才出来,这种人才才能真正的出现,就象说真正的将军只能在战场上才能找得到。谢谢。
潘杰客:志东讲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对我来讲非常有意思,先有坑,然后再找萝卜,但是在传统的媒体里,萝卜和坑之间的关系,请喻教授给我们解释解释。
喻国明:我们是人大新闻学院是国内专门为媒介业输送人才的专门性的机构,传统意义上来说,都是传统媒体方面的,但是实际上市场化的程度还是相当低的。因为中国人普遍的文化当中,讨厌那种看人下菜碟,是贬义词,我实在,你爱吃不吃,这是多少年以来延续下来的。但是现在的教育,基本上是什么?说得难听一点,我有什么样的老师,我就开什么客,没有说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社会上需要经历人,需要总编,这样倒推法,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宽口径,我们现在是没有找到感觉的宽口径,没有具体负责点的宽口径,所以我们教育方面应该变动的余地是非常大的。
潘杰客:我想喻教授讲的跟志东讲的都是异曲同工的,不管是新传媒,还是传统的传媒,传媒这个市场里,人才还没有一个市场,人才在这个市场里还没有真正形成一种市场能量的一种机制。
夏骏:刚才志东用非常平和的语言讲得非常深刻,我深深感觉到,就是市场,没有市场何以有现在的这些人才?象现在的电视界,中国电视界是没有行规的,我下海以后还很书生气,给我们的职员们做一个完整的契约,甚至我请教了曾经被契约耽误了的杨澜,杨澜跟凤凰卫视签约,今年的6月18号期满,这之前她不得在任何地方做主持人,只能担任嘉宾。我是律师,投了很大的资,投完了以后,这个东西谁复印一份就省了,所以这是很难的。没有行规,原因是没有市场,这一切都是一个梦。我们这一届的传媒系统的领导,如果能够在局部领域,能够在我们的产业和市场上,奠定一个中国传媒产业的基础的话,是造福于后代的。
王冉:提一点不同的意见,刚才说的人才市场还没有形成,据我观察还不是这样。在座有很多记者,特别是财经记者,说一句大不敬的话,全国真正能够做财经的,一流的加起来还不到三十人,对于这个市场来讲,实际上已经相当大了,前不久有很多做网络的公司,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市场最关键的是人才,谁有比较高的奖励制度,比较合理的齐全机制,把最好的最优秀的人才套住,马上就有了一个队伍,这个队伍是有价值的,这不需要很高的智商才能看到。但是真正把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就看到,这三十个人都各有各的坑了,我相信电视界也是这样,真正一流的编辑和记者,是很容易找到一个人给他提供舞台了,而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各自为王,自己一个小山头。这些非常稀有的人才很难聚集在一起,大家联合起来做一件事情,而是在分散的环境里把真正的天赋和才能最终可能要付诸东流了。所以说目前并不是说没有人才的市场,而是储备不够。
比如一个好的杂志和报纸,可能是这批人做,非常好,非常出彩,后来这批人到了另外一家媒体,马上这个报纸或杂志的质量就下来了,只有这批人真正的照到哪里哪里亮,但是这些人没有形成真正机构化的能力,这跟纽约时报相比就差距很大了。他们的人才的激励制度,使得他们即使有一两个大牌的记者走了也没有关系。
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结合,在跨媒体的浪潮里,将来当你同时拥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所有这些媒介的时候,一家跨媒体的公司是不是能够很好地运营,不仅仅是取决于你有多少人才,同时取决于你有机构化的力量,怎么样把这些人才很好地组织起来,无论是信息流还是整个的决策过程,能够非常有效地在跨媒体,多媒体的平台当中,使协同效应最大化,这不光是靠人才完成的,而是靠机构的力量,是一种机制的力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才是初级阶段的要求,是市场还没有发展很成熟,大腕儿还没有真正走到一起,对人才的要求才这么激烈。象维亚康母、AOL等等这些公司,有这么多年市场上的经验,才能真正成为我们市场的驱动力。
潘杰客:刚才讲到这个问题,我们沉默的羔羊亦非一直都在沉默,现在她好象不想再沉默了。
李亦非:其实我同意王冉的观点,我补充一句话,人才是往最高回报的方向集中的,人都是非常聪明的,就象当初的加州淘金一样,一旦发现了金子,就有很多人到西部去淘金,只要有回报,人才一定会集中,最重要的是市场回报是不是开放的,真正的市场回报,如果你经营这个东西,当你要回报的时候,你的回报或者被剥夺,或者你的回报不是合理合法的回报,这样的话,人才的流动就会有比较犹豫的过程。好莱坞也一样,为什么说莎朗斯通一年两千万的美金,所以有成千上万的人不惜打工,做餐馆十几年,他就知道,他有一天可能会成为一年赚两千万美金的明星,只要市场给我们机会,市场不断地向人们证明,只要你努力,只要你是人才,只要你到我这儿来,我就给你回报,这个人很快就会产生,很快地就会集中。去年互联网的狂热吸引了无数的志东这样的精英,他们看到了这个方向,他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他们也取得了回报。所以我相信,中国的市场是正规化的,是开放的,给人才回报的话,所以我想人才是一定是无限的。
王志东:他说的机构或者整个的结构,其实是我们所指的市场环境。第二个,王冉所讲的,我们有很好的编辑,最好能做到三十个,刚才提到的最关键的是,有没有很好的组织,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能够把这个环境创造出来。
其实这里指的就是我所说的战略性的人才,或者是复合性的管理人才,其实我们真的是很缺少的。
潘杰客:咱们中国的俗语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所以亦非就跑道维亚康母去了,志东就搞了一个新浪。但是王冉讲的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因为市场是比较大的环境,在这个大的环境里,能够适合人才的流动。王冉讲的机制,是在一个比较特定的新媒体也好,新传媒也好,传统的媒体也好,在这个系统里,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机制,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提升人才,然后不断地把人才在他的机制当中培养出来。如果机制内部有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市场又有非常宽松的人才流动的市场,真正的人才市场从微观到宏观也就具备了,那个时候才真正有了传媒市场的流动的空间。我想,可能刚才诸位嘉宾讲的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我们的时间比较有限,我们接下来请诸位嘉宾谈一谈我们的资本市场、互联网、传媒和WTO的互动的关系。就是说,中国要加入WTO,对于新传媒也好,传统的媒体也好,包括这样一个比较综合的维亚康母的公司,和WTO之间,究竟意味着什么?请各位嘉宾把自己的想法和高见亮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李亦非:我简单讲几句,首先从WTO来说,对于一个外国公司来说,从电影到杂志等等方面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对电视行业几乎没有任何的规定。派拉蒙公司是维亚康母公司最大的公司,还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有一个新闻出版社,WTO带来的开放可能对派拉蒙带来好处,利用允许二十部好莱坞大片进入中国,泰坦尼克,包括拯救大兵瑞恩,黑客帝国,还有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都是他们生产的,他们也借WTO的开放进入中国。但是电视行业没有任何的规定,我们希望WTO的开放,会给中国整个的传媒业的开放带来新的机制。因此,电视行业来说,跟中国的更多的电视合作,提供本土化的东西,跟中国未来成长起来的大的企业合作。喻国明:我们刚才谈的是规模方面,利润方面的,实际上还有一点人们注意得不是那么明显的差距,也就是体制支撑的差距。观察中国的媒介的现实和国外的成熟媒介的差距,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资金规模方面的,还有价值链形成方面的,这种差距应该说比资金规模更明显一些。我们国家基本上媒介是一盘散沙,是单兵作战,自给自足的经济。而国外的经济都形成了价值链,东方不亮西方亮,他进入中国以后,甚至可以赔钱,第一他赔得起,第二他这个地方赔钱,在其他的价值链的产出方面有更大的回报,这是中国目前的产业链当中是没有的。
相比较来说,中国的媒介业和发达国家媒介业之间的差距就跟中国的农民跟美国的农民的差距是一样的,中国农民从种到收到打市场,所有的环节都需要他自己去判断,应该说这种效率,这种专业化的程度都是相当低的。而国外的媒介集团,紧密的价值链条的形成,可以非常专业化地运作。
比如说,国外的媒介集团要投入一个大的话,单位成本的投入可能是非常高的,但是他有一个庞大的销售网络,分摊到每一个具体的成本的时候是很低的,我们国家有很大的差距。WTO,面对这样一种挑战,我们之所以强调,我们国家媒介业的政策方面,游戏规则的再造,实际上也是根据这样一种认识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应该给我们国家的媒介业形成价值链条方面提供更大的空间,使我们国家的媒介业在体制方面更具有竞争力,这样一种强势,这是我们提出的最基本的看法。
王冉:从我们对媒介业的观察来讲,在内容上需要高度的本地化,但是在整体运作上是一个全球化运作的一个行业。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加入WTO以后,随着这些跨国巨头有更好的平台,把他们的拿到中国大陆来,服务于中国的十二亿潜在的观众、读者,对于整个市场的冲击,我们今天实际上坐这里,可能很难完全想象得到,大家都从概念上里说,WTO进入了,跨国公司进来,马上影响我的发行量,我的投放等等,但是对于潜在市场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这些。举个例子,比如说对广告商的影响,我们现在研究问题都是从载体上、内容上和传播方式上研究,对广告商的行为的研究并不是很充分。今天这些跨国公司没有本土化的平台的时候,一些跨国巨头不得不利用中国的平台投放广告,一旦WTO以后,这些跨国巨头有更多的平台,提供他们在美国或者是欧洲已经绑住的广告商的时候,这对中国的广告市场的震动是非常强烈的。昨天新浪网登出来一批文章,讲的这些趋势,基本的观点是说,越来越多的从你给到我取,以后更加个性化了,我按照自己的需要提取我想看的内容。
从对广告商的影响来讲,更确切的表达方式是从今天的你给,到未来的给你。未来无论怎么样变化,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内容都靠自己来获取,或者靠读者主动地获取,仍然有大量的内容是需要强行地推介给收受方的,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更加充分的手段,这个过程中,对广告商的行为会有更加直接的影响。
回到WTO的话题,WTO以后,不光是在你给的内容上会有所变化,同时在给你的方式上会有所变化。
夏骏:WTO以后,外国人进入中国办企业,合资企业,住在中国的居民区这样的一个事实将会以几何技术增长,我们广电公司允许境外卫星电视在中国二星级以上的宾馆落地的有二十一个频道,包括CNN,包括BBC的国际台,我最近问了一些朋友,他们喜欢看的频道是CNN,凤凰中文台等等,基本上就结束了。如果你不开放这个行业也可以,但是它的涉外,美国人住的小区有他的人权,不能不让他看,你不能把那个小区划分成只许中国人住,不许外国人住的小区,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强大的民族力量。再有一点,技术的进步,听说深圳已经能买到象吃饭的碟子那么大的卫星接受器,放在窗台上,可以看到三十六个台湾频道,这样我们不能每天派一个公安局的警察去值班啊,我们怎样才能控制我们的眼球呢?最大的问题,刻不容缓地是我们应该作出自己有效的对策了。
王志东:各位说的都很好,我刚才讲了,我在传媒方面真的是外行,只不过现在是碰到了边缘而已。但是针对WTO的影响,我的感觉是同意刚才几位的看法。简单地讲这个影响力,第一个,WTO的影响是逐步的,一旦开了之后,有很多的行业是一步步地开放,包括刚才说的电视、电信等等,都有一定的保护期。在这个保护期里,我们的行业应该有一定的时间,是逐步开放,而且就算开放之后,外资进入的过程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不要过于惊慌,我们还是有一点时间。
第二点,WTO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个影响不仅仅是说某些外商的产品可以进来,更重要的就是他对人才,对市场的竞争的架构,对整个游戏规则的影响。也许刚刚开放的时候,电视这个行业还没有外资进来,但是可能在相关类似的行业有了外资,或者有了更好的职位的话,人往高处走,你不能保证电视行业的人才不流失。如果人才流失了,对这个行业本身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冲击。即使不是正面地让他进来,其实外商也有超过一百种间接的方式进入,这种进入对就算没有开放的行业,照样也是一种冲击。
第三点,作为对策来讲,这个门打开是关键的。狼进来也是肯定的,所以我们的对策其实是有两个,一个是刚才谈了很多的,就是想办法变狼为狗,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我们的狗训练成狼狗,自己也变成狼,甚至变成狮子、老虎、鳄鱼。要想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培养自己的人才,培养自己的企业,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就跟刚才李亦非讲的那样,她进来之后,好象有点高处不胜寒,找不到对手的感觉。现在她沉默的原因,是因为不值得去叫两声。所以我们想,最重要的是如何真正搞出自己的有实力的企业,变成一个有实力有魅力的企业家,到那时候再谈怎么样合作。所以要提高自己的实力,面对这个竞争,关键要提高自己的实力。
潘杰客:中国进入WTO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们坐在这里都有一种感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中国的传媒界,就象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嘉宾、专家、专业人士谈到的这样,这里有多少事情可以去做,值得去做,可以大有作为。但是,有各种各样的挑战,这种挑战正在等着我们,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就是要把我们的想法和各位来宾分享,我们要共同地把中国的传媒做好,做到好上加好,谢谢各位。
同时我们还要感谢,我们新浪网整个的讨论是通过新浪网现场直播的。所以说,我们感谢电脑前的每一位网民,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谢谢每一位来宾和我们分享你们宝贵的每一分,每一秒,谢谢大家。
王志东出席国际周传媒专场“圆桌讨论”会(附现场文字实录)(上)
点击此处订阅手机短信NASDAQ最新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