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永生

　　7月30日，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报道了路透社的一条新闻。这条新闻说，据美国Gartner集团预测，2003年-2004年，美国将有50万个高技术职位流向海外人力成本较低的市场如印度及俄罗斯。这是美国高技术产业尤其是计算机软件、服务领域为了降低人力成本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在网络泡沫破灭以后，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降低运营成本成为美国高技术企业保住利润的主要手段。在软件开发、计算机服务以及客户电话支持服务领域，正在发生变革，“海外外包”已经成为计算机业描绘这场变革的婉辞。实际上，这是一种趋势，这种趋势从发生到现在已经十来年了。在网络泡沫时期，这种趋势的表现是软件人才短缺，于是企业纷纷到海外寻求高技术人力资源。现在，这种趋势的表现是降低成本，同样的软件工程开发，在美国是10万美元／人年，在印度、俄罗斯只要三分之一甚至更低就够了，没有理由不做“海外外包”。

　　对于美国人，问题是2年中1030万高技术职位中有50万要消失，这对已经萧条的美国就业市场确实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以后还可能有更多的高技术职位转向海外。美国就业市场正在发生结构性调整，这意味着更多的美国人要重新接受培训或是回到大学上课，重新选择职业。当然，这种趋势也被政治化，成为单边主义的理由，已经有至少5个州有人提出议案，要求与该州政府签合同的项目只能雇佣美国公民。不过，全球化的趋势恐怕不是单边主义能阻挡的。

　　中国人考虑的问题就不同了：有多少高技术职位会转移到中国来？随着国内信息化的深入发展，除了正常的大学培养信息技术人才以外，还出现了许多新成立的软件学院。大学扩招，研究生扩招，软件学院新开张，新生源源不断涌入，几年后又将回到社会。海外会有多少高技术职位转移到中国来当然是重要的。

　　可是Gartner的报告只提到这50万职位会转到印度、俄罗斯，还有东南亚一些国家，根本没有提中国。

　　这是为什么？

　　几年前，笔者因为工作原因与一家软件企业打交道，这家软件企业明明土生土长，却偏要跑到国外去注册。问为什么，回答吞吞吐吐：国产软件，质量不行，名声不好。

　　这些为什么碰到一起，又引出一番很令人痛苦的比较研究：中国与印度的软件产业的比较。

　　说研究也许过了，因为关于印度软件业的文章太多，数据也极其丰富，人家早就研究完了，哪轮得到我？

　　所以只是比较。尽管痛苦，还是应当把事实放在一起比较。

　　起步：几乎是同时

　　1984年，印度拉·甘地出任总理，并很快获得“计算机总理”的美誉。拉·甘地把发展计算机软件业看作重中之重，指导制订了一系列针对软件业的优惠政策，并建立班加罗软件园。

　　印度软件业由此起步。1984年印度软件业的数据无从获得，姑且算是0；到1989年，就是5年以后，印度软件业出口总值约为3000万美元；再过5年，1994年，这一数字增长为3.25亿美元，上了一个数量级。

　　几乎是同时，一位美籍华裔计算机科学家活跃在中国的海峡两岸，他的名字叫叶祖尧。在中国台湾，他是李国鼎的高参；在内地，他大力提倡发展软件业。一份以叶祖尧倡议为基础的报告送到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案头。包括万里、姚依林等在内的国家领导人都在报告上批示，支持大力发展软件业。我国软件业由此启动。当时启动的项目有：人才培训，在北京大学开办软件工程研究生班；在北京、上海分别成立两家软件工程实验室，业内通常称为北京实验室，上海实验室。

　　差别之一：决策层与软件业的沟通

　　有个美国人叫爱德华·约当，此人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是美国知名的软件工程专家。他认为印度已故总理拉吉夫·甘地对印度软件业的支持是印度软件业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约当写道：拉吉夫·甘地“把电信与信息技术列为与传统的钢铁、电力、石油、汽车业一样的核心产业。他积极地支持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成长，放松政府对进口国外硬件和软件的限制。”

　　现在很多介绍印度软件业的文章都把拉·甘地的支持列为印度软件业崛起的主要原因，还有人认为政府的强有力支持是印度软件业成长的土壤。

　　笔者不敢苟同“土壤”观点，因为软件业在我国从一开始就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历年来我国政府在软件业的投资并不少，强有力的政府采购有效地扶持了国内一些软件企业的成长，典型案例是北大方正与用友软件。

　　但是同样是政府支持，为什么效果迥异？这里当然有差别。

　　差别之一，就是决策层与软件业的沟通。

　　拉·甘地精通英语，对世界信息产业的发展了如指掌，他与软件业的沟通基本上没有障碍，下情能够上达，正确意见能够得到肯定，及时的正确决策就不是难事。

　　在我国的体制之下，软件业作为一种新兴高技术产业，首先面临的是归口管理问题。这里仅用北京实验室的案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北京实验室原归国家科委领导，由于软件业归口到当时的电子工业部，北京实验室也不能再归国家科委管理，最终变成中科院软件工程研制中心，现在是中科院软件中心有限公司。

　　政府决策层与产业界、学术界的沟通在各种体制下都是可能出问题的。笔者曾经采访克林顿总统的科技顾问吉本斯，他也承认，由于知识及信息层面的差距，就是在美国，政府、国会与学术界的沟通也是难题。

　　1995年到1998年初，笔者负责本报计算机与通信周刊的工作，多次参加软件业的各种会议，并有机会参与发展软件业的相关软课题研究。在此期间，软件业一直在呼吁减免17%增值税，直到2000年国务院18号文件才真正落实。

　　税务问题的复杂性是这种决策延宕的原因之一。我国确实有一些企业名义上是做软件，实际上是倒腾房地产或是其它生意。然而应当承认，决策层与软件业的沟通障碍也是一个原因。

　　决策层与产业界、学术界的沟通经常需要一些关键人物。这里举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我国台湾的李国鼎先生。1995年8月中旬，笔者有机会采访叶祖尧先生，他的一段话迄今记忆犹新：

　　“当年蒋经国力邀李国鼎出任台湾的‘行政院’院长，李国鼎婉拒，说那一职务不过是迎来送往，我还是帮你策划下一个十年腾飞吧(台湾从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曾经策划过一次十年腾飞，十年期间经济大幅增长)。八十年代中期，李国鼎为台湾设计以科技为基础的第二个经济起飞，当时他就提出：10年后台湾要成为世界主要的IT(信息技术)产品出口基地之一，他一手创建了资策会，开始筹划台湾的信息产业。到1995年在世界IT产品出口国家和地区中，台湾排名第五。所以要成功就要先设一个目标，下一步就是怎么打这个仗。孙子兵法说上兵者不战而屈人之兵。李国鼎当年的策略就是确定一个valuechain(价值链)，分为上中下游。上游就是关键的基础技术，设立研究院，高薪聘请国外专家进行开发；同时要推广，要普及，要让老百姓知道为什么要发展高科技，并且愿意参与，政府出钱资助关键技术的开发，开发以后廉价转让，让获得技术的各家企业去竞争；第三也就是下游是成立科学园区，把整个基础设施搞好，谁到科学园区办高科技企业9年不交税。现在(指1995年)台湾正在搞3个软件园区，每个五万人的规模。”

　　李国鼎就是这样一位沟通决策层与产业界、学术界的关键人物。说他是台湾的信息产业之父，毫不为过。

　　我国内地也有这样的案例。当年曙光1000以机群为体系结构，如果按照当时国内学术界主流“巨大中小微”的观点，绝对是拿不到国家资助的。当时国家科委高技术司的冀复生就成为沟通决策层与学术界少数派的关键人物。冀复生精通英语，长期关注世界信息产业的发展动态，对于高性能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发展趋势高度敏感。在他的支持下，曙光1000起步了。

　　冀复生在一份关于曙光机的调研报告中意味深长地写道：曙光公司犹如卢沟桥事变中的19路军。

　　19路军是孤军奋战，曙光也是少数派。曙光拿到的资助与当年其它一些大型机项目比只是小头。但是如今国产机群高性能机已经形成产业，曙光也成为863计划的一个成功案例。

　　差别之二：发展战略

　　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晰：面向世界市场，发展软件出口。也正是因为这一战略，我们从来没有听说有印度造的数据库、操作系统或是开发工具。

　　在迄今无数对印度软件业的分析文章中，笔者仍然以为，当年爱德华·约当(他分别于1989年、1994年两次亲赴印度考察当地软件业)的考察分析是最深刻的。别人后来说的许多话，他1994年早就说了，印度软件业的发展轨迹完全在他的预料之中。

　　约当看来，印度软件业发展五年一大进步是在软件业整体的“质”的方面，而非仅仅是数量方面。也就是印度软件业已从1989年的第一阶段发展到如今的第二阶段。

　　那么这里的阶段标志又是什么呢？按照约当的见解，第一阶段是所谓“bodyshop”，也就是出售廉价而高质量的劳动力，个人洋打工，利用印度当地劳务成本与国际市场的差价来获得软件订单。举例来说，1989年一名印度软件编程人员在本国的月薪大约为200美元，大约是美国同行的1／10甚至更低。印度当年的做法主要是在签订软件开发合同以后派遣人员出国进行开发，这也就是bodyshop的含意。1989年印度软件业出口总额3000万美元中大约有88%是如此完成的。

　　到了1994年，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3.25亿美元的印度软件出口额中，大约有56%是派人出国完成的。其它都是在印度国内完成的。

　　第二阶段的软件业，就不仅仅是利用劳务成本的差价输出人力了。约当给出的标准是：第二阶段的软件业是出售企业的专长。说得具体一点，第二阶段的软件业就是出售企业经营整个项目的知识和经验，用什么样的软件工程师、软件工程师的劳务成本已完全和客户无关。说白了是企业洋打工。

　　要达到第二阶段并不简单：印度的软件企业必须具备完成整个项目所必须的项目管理方面的专门知识及经验，高质量测试及质量保证方面的能力，以及确保项目能顺利运行的全面的基础设施。这里包括与万里以外的客户随时保持联络的通信条件，以及对客户方面发生的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

　　现在的印度软件业达到什么水平？用爱德华·约当的观点看，1994年印度软件业还是软件游击队；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支软件工程正规军了。印度的软件企业已经有相当规模，有能力承接大规模软件工程项目，并且已经有自己的品牌。美国、以色列等国的信息技术企业大都在印度设立开发基地。约当认为第三阶段才是企业开发拥有自主版权的软件产品，并开拓有关市场。根据约当的三阶段理论，印度软件业目前应当处于第二阶段后期。

　　我国的软件业发展战略更加类似于美国，而不是印度。通过软件工程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与产品一直是主导我国软件业发展的思路。

　　显然，这一发展战略比印度立意更高。因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及产品，是发展中国家软件业的最高境界。在爱德华·约当的笔下，印度软件业发展的最终阶段也不过如此，所以1994年他已经认定印度软件业是美国软件业的潜在竞争对手。

　　可是迄今为止，我国软件业的这一发展战略并不成功。我们自主开发的产品很少有用户，因此更新换代难以为继。

　　我国的软件企业大多是小规模的，规模较大的如用友，开发队伍也不过数百人。

　　问题出在哪里？开发自主知识产权关键技术的战略思路是否有问题？

　　还是先看看叶祖尧当年怎么说的。

　　“现在的情况与10年前已经有很大不同，现在我们是处在全球化的市场之中，Internet过两年全都连上了，我们不能再以10年前的眼光来看问题，要有世界的View(放眼世界之意)。就像当年日本与美国竞争一样，中国一样能参与竞争，投资不用多，但投资方向要对。

　　记者：那您认为中国软件业应当向哪些方向发展？要注意哪些问题？

　　叶祖尧：要看到世界市场5年后需要什么，不是今天。”

　　这是笔者1995年8月采访叶先生的一段对话，今天重温，更加感慨。

　　我们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与产品一直是面向国内市场，一直是向后看，是metoo战略(人家有的我也要有)。

　　国内市场有多大？就是在我国经济高速成长的今天，我国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弱，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更是低得可怜。软件市场与经济规模是成比例的，信息化程度与信息化需求也必然与经济规模成正相关。

　　国内软件市场也许能养活几家不大不小的软件企业，但是绝对养不大。我国软件业要想靠国内市场长大，势必远远落在印度软件业的后边。

　　拉·甘地的英明在于他早就明白印度的国内市场不可能支撑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把班加罗定位在世界的软件园！

　　在我国软件业，能够客观看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就在去年北京科博会，一位企业老总在软件论坛上仍然振振有词：国内软件市场巨大无比，潜力无限。更荒谬的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一些软件业人士总是对软件出口嗤之以鼻，认为为外国企业开发软件不应当是我国软件业的主营方向，把软件出口同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对立起来。

　　当然也有明白人。这里举两个案例。

　　第一是东软。东软的前身是东大阿尔派，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承接国外企业的软件外包业务是东软的主要盈利点之一。东软在行业应用软件开发以及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据库开发方面同样取得相当的成功。

　　一个企业的成功，通常与企业的主要领导有关。东软的刘积仁在软件业是一位知名人物。他在去年北京科博会软件论坛上说过那么一段引人深思的话：“国内企业应当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微软模式，软件硬件结合思科(Cisco)模式，都取得巨大成功。但是这些成功企业的背后是更多牺牲者，更多企业的失败。全世界想做微软的更多。国内在市场有限，资源有限，能力有限，驾驭国际竞争能力有限的条件下，摆脱理想模式的追求，这是国内企业首先要迈出的一步。看准未来方向，对于很多软件企业而言不难，不会有太大差距，未来总是美好的。问题是有的人在达到未来目标之前就已经牺牲，自己的资源被别人占用，有的人利用别人的资源成长起来。许多牺牲者在技术上也是顶尖的，人才是最优秀的，但是对于市场环境缺乏正确认识，对市场的理解有问题，结果自己的资源成为别人获得成功的基础。要学会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在更复杂的环境有效利用资源以求生存，不是非要做成微软才是成功。许多企业开始只要养活一支队伍，后来达到一定的营业额就是成功，再进一步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就是成功；也不是非要世界第一才是成功。印度软件业，有人说，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是替别人打工，但是那也是一种成功；国内企业应当认认真真考虑这一问题。”

　　第二个案例是中科院软件中心有限公司，前身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北京实验室及中科院软件研制中心。该企业的老总钟锡昌在1995年就公开说，国内项目养不活他的企业。所以，企业洋打工一直是软件中心的盈利点。

　　当然，钟锡昌的梦决不止于挣那几个钱，他把洋打工挣的钱来养他手下那支核心开发队伍。软件工程研制中心是我国最早研制操作系统的单位之一。微软的Windows3.0还没有问世时，软件中心已经成功地把Dos内核与Unix内核综合在一起，开发出结合二者优点的全新操作系统内核。

　　钟教授告诉我：“这个内核今天还能运转。”

　　“微软的Windows3.0、3.1上市，迅速占领桌面系统市场，我一看大势已去，没有再继续开发。但是这样的开发锻炼了队伍，为我们开发面向未来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奠定基础。”回顾当年，钟锡昌感慨万千。

　　今天，软件中心的盈利点不只是洋打工。他们自主开发的Hopen手机操作系统已经开始为这个软件企业带来利润。这也许是国内第一家靠卖自主知识产权的操作系统盈利的软件企业。

　　从北京实验室到中科院软件中心有限公司，从洋打工挣钱到销售自主知识产权的嵌入式操作系统，软件中心在国家很少投入、每年还要向中科院有关部门上缴100多万房租的情况下活下来了，活得还不错。

　　这两个案例的共同特点是：国家投入很少，企业完全靠软件开发生存，软件洋打工与自主开发并行不悖。

　　Hopen的意思是希望与开放，这两个词代表我国软件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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