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张懿

　　18家企业汇成一个梦想——在即将起飞的教育软件市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本月初，上海教育软件企业的行业协会成立，政府需要依靠这个组织规范行业，企业需要这个组织引导市场，教育界需要这个组织传递他们的声音。复旦大学教授张世永在成立仪式上说：“通过这个组织，上海教育软件的市场规模完全有可能在3年内达到30亿元。”而去年，上海软 件行业的整体收入还不到120亿元。

　　不过，目前，教育软件还只处于学步的状态，找到产业发展的突破口，认清各方面需要承担的责任比起“似近而远”的金色梦想更为切实。上海软件协会教育软件专业委员会(下文简称“专委会”)刚一成立，就给了众人一个围桌论道的机会，精彩的论述颇值得一听。

　　统一平台：搭还是不搭

　　在张世永教授看来，发展教育软件产业，首先应该由专委会负责推出一个统一的平台。

　　“平台”的概念听起来抽象，其实，就好比是一个专门的电视频道，有了频道，各种专题节目就可以对号入座，供大家选择收看。同样地，有了教育软件的平台，各家软件公司就可以按照平台的框架，制作专门的软件产品，而不用让学校费心物理软件和化学软件因为格式不同而不能在学校里“即插即用”。

　　在张世永看来，统一的平台需要两个统一的接口配套。一是为了给软件公司提供接口，简化细节让他们专心于内容制作；二是为了给用户使用提供统一的接口，不管是PC还是手机、PDA，都可以接受各种形式的电子教育。

　　在这里，软件平台之于教育软件颇有些像微软的视窗之于各种应用程序的关系。

　　交大软件学院院长傅育熙的观点则与张世永不尽相同。在傅育熙看来，平台不应该过分领先于整个教育软件产业发展的现状。与其事先启动一个“平台”，不如经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而自然形成“平台”。行业首先要做的，就在于找到内容制作的突破口——怎样让学生、老师接受电子教育的方式，怎样解决好技术和教学艺术的关系。

　　不妨借鉴网络游戏

　　傅育熙的建议颇为有趣——教育软件行业应该多多借鉴网络游戏的经验。

　　如果把教育软件同课程的关系，当成用电子化的语言“翻译”教育内容的话，那么现在的教育软件，翻译得多少有些生硬。在国外，已经出现了通过游戏的“外壳”承载教育内容的软件，而国内，这样“艺术地翻译”课程的软件产品还很少见。傅育熙的看法是，国内这样的制作人才、创意人才还太缺乏。

　　同济大学负责网络教育的崔子均也对产业直言相告——让中小学生边看电脑边学习，目前的情况是行不通的。传统的教育方式是面对面的，而电子化的教育怎样尽可能地抹平新技术同传统习惯的裂缝，需要好好考虑。

　　对于这样的观点，华东师大教育信息网络中心的祝智庭十分赞同，他更进一步表示，教育软件的创意人员，不是传统的计算机系所能培养的。而目前，教育软件企业中，对于技术人员的倚重似乎过高了一些。

　　企业与学校：重新理清关系

　　虹口区教育学院一位老师的亲身经历，说明了很多问题：它们目前正在和本地一家知名软件公司合作开展该区的教育信息化项目，她的感受是，企业对于教育行业很不了解，企业很难为教育部门想出“贴肉”的方案。结果，多亏了她本人给企业提了不少建议，才让项目顺利推进。

　　上海市教委研究室的王厥轩给不甚了解学校需求的软件企业支了一招：不妨由企业开发初级产品，把具体的二次开发项目交给学校老师自己做。当然，软件公司需要作一些培训，但是，这样能让产品更加适合学校的胃口。

　　对于让学校更多介入软件开发，华东师大的祝智庭也有类似的想法，他觉得，软件企业目前往往和现时教育有距离。软件不妨采用一个开放的体系，让教师在其中掌握更大的自主权，而政府在这里应该发挥引导作用。

　　教育软件定位：不仅是取代课堂

　　同济大学的崔子均反对生硬地用网络教育取代课堂教育的做法。事实上，现在不少公司的产品多多少少有“取代”的味道。他觉得，电子教育的着重点应该在于怎样大面积地提高上海教育界的教学质量。

　　复旦大学张世永的看法则更加宏观，他觉得，教育软件的目标应该是“全媒体的泛教育”，不仅仅是中小学，社会上想接受教育的人，离开学校之后如果再想接触课本，那么网络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可以充分体现出教育的全民性、终身性、平等性和个性化。

　　在“泛教育”的基础上，交大傅育熙教授对于“教育软件学习网络游戏”的联想又多了一层含义——由于需要面对大量社会上的用户，教育软件如果要避免盗版软件的伤害，就应该借鉴网络游戏的经验。正是由于把收入来源定位在网络服务而非销售游戏客户端软件上，网络游戏成功地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抓准了突破口。教育软件要有大的发展，就必须参考网络游戏的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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