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晶

　　北京报道

　　“非典疫情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力量不足，与此同时，我们在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研究也很薄弱。一旦发生类似危机，防御系统一样脆弱。”6月5日，科技部一位官

员对记者说。

　　此前的5月30日，身兼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明确提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指出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重点任务、重点项目上务求取得突破性进展”。

　　据国家科技部提供的数据，2002年全国R＆D(科学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1%，日本和美国1998年的相关指标分别为2.58%、3.03%。有专家认为，中国现行科技投入体系还存在总量不足的问题，但投入结构和投入方式的不合理已成为主要矛盾。

　　去年年底，科技部针对科技投入体系改革的问题，委派科技部研究中心进行了名为“支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科技投入政策研究”的大型课题调研，该课题将于今年10月份最后完稿并提交人大审议。课题组总协调人、国家科技部研究中心创业投资研究所房汉廷向记者透露，调研的核心内容是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科技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国家实验室。

　　民资投入时机成熟

　　房汉廷说，科技部现行的科研项目管理体系是一个分钱的机制，如何建立一个投钱的机制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

　　科技部的统计显示，2002年中国R＆D经费支出1161亿元，政府的投入是444亿元，非政府投入占大约60%。

　　“政府的投入是有限的，企业和其他民间资本可以越来越多。”房汉廷认为，在增加政府投入的同时，社会和民间资本的投入有更大的增长空间。1998年，日、美R＆D投入总量中私营部门的投入比重分别为75%和77%。

　　事实上，国内企业的研发机构已显示出活力。截至2002年初，共有289家企业的技术中心通过了国家认定。国内其他省市(含港、澳、台)销售收入上亿元的大型工业企业设立了超过85家R＆D机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每年的研发资金不少于销售额的10%，动辄以十亿计。

　　“企业已然成为科技投资的一个主体，而且是一个越来越大的主体，它不仅能在最前端的应用技术上进行研发，而且对一些大型的项目甚至是一些基础研究领域也可以参与投入。”房汉廷说。与此同时，由国家主导的研究机构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

　　1990年8月，中国惟一的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其承担的90多个研究项目，包括国家重点工程青藏铁路建设以及国道青藏公路、青康公路和西线南水北调工程的技术难题研究。其中，青藏铁路研究课题就需要超过7500万的投入，目前他们只得到2000多万的拨款，还有5000万的缺口等待弥补。

　　但是实验室的一位专家表示，他们很有信心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募集到这笔资金。这位专家说：“我国有75%的冻土面积，只要还在搞建设，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我们就不愁没工程做，没饭吃。”

　　房汉廷透露，此次调研报告形成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政府要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带动科技投入，完成科技投入方式的转变。”即科技投入方式从政府投入推动型转变为政府机制推动型、政府的投入形式由直接投入转为引导投入，投入结构由封闭转向开放。

　　房汉廷同时指出，政府应加强引导性投入的比重，通过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手段给予投资科研的企业鼓励和支持。

　　国家有所不为

　　针对温家宝总理所说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房汉廷的解释是：“涉及到国家安全、让会安全、人民健康的公益性、基础性研究项目，往往正是市场缺位的领域，需要政府投资来支撑。”

　　国家地震局一位官员向记者透露，由于经费短缺，地震研究院的研究设备难以维修更新，导致严重影响了勘测数据的准确性；而研究人员的福利问题，导致了人才的严重流失。国家气象局的一位官员则对经费问题不愿多谈，但他说；“其实对我们这样公益性的学和科，再多的投资都不过分。”

　　“要想成为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大国，基础理论研究必须有原始创新。我们在这个环节比较薄弱，连续几年国家技术进步一等奖都是空缺，至今没有产生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技部一位官员说。

　　数据显示，中国在2002年1161亿元的R＆D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经费仅为74亿元，而美国2003年度的R＆D预算中，基础研究的投入达到254.99亿美元，占总投入的23%。

　　与此相应的问题是，在应用科技领域，国家投资的效率不高。

　　科技部的一位专家提供了一些个案：

　　在研制万吨挤压机方面，搞863项目的国家队被以农村生产队起家的山东南山集团打败；

　　方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刚创办时，凭借有限的资金，研制出摆脱了微软操作系统的嵌入式芯片，把国家实验室几个亿投入的同类研发项目远远地甩在背后。

　　这位专家表示，“过去一些大的科研项目的申请是有身份区别的，国家投入的资金明确指向国有企业，其他企业无法享受这样的支持，也不可能拿到类似的国家项目，无法参与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科技创新的过程。相反国有企业大量地消耗着国家有限的科技资源。”

　　就此，房汉廷认为，在科技投入体系中，政府应该只管市场管不了的领域。“只要有经济效益企业往往更能适应市场的要求，加快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

　　这份即将提交人大的报告提出，政府应向民间开放国家科研基地，允许非国有资本投资、租赁或者有条件地买断国家实验室等。

　　“所谓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科技领域，并非指单纯的赞助或者项目买卖合作关系，而是社会资本直接入股实验室和研究机构，充当股东。”房汉廷说。

　　同时，为发挥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各自优势，研究报告还提出“政府与企业共建科技联盟”的概念：未来国家实验室或其他国家重大科技工程可以由政府与企业共建，形成科技联盟。企业一方面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平台，另一方面为自己的应用技术提供了更为基础的技术支持。

　　房汉廷表示，这种科技联盟的实验室可以有三种实现模式：民间向国家实验室注入资本、国家向已有的好的企业或私人实验室注入资本、企业与国家共同新建的实验室。

　　科技部一位官员同时透露，这次调研报告的另一个建议是，在目前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基础上成立由政府独资的国家实验室，直接对人大负责，进行国家最重大的基础和公益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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