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奇平：公共领域的悲剧 评私有协议和事实标准

　　文/姜奇平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是一篇著名的论文，自从作者哈丁1968年写了这篇文章后，Commons就成了一个热门的名词。人们通常把这篇文章译为《公共地的悲剧》，我觉得有些拗口，改译为《公共领域的悲剧》。

　　要想了解什么是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看看下面的案例就知道了：

　　G区银行的网络非常简单，中心支行使用一台某公司设备通过两条64K线路连接两个营业厅的某公司的路由器，局方采用Quidway 2631路由器替换原先的某公司路由器，数据配置好后线路工作不正常。

　　仔细检查配置发现，某公司路由器接口配置有“xxx”字样，经电话咨询发现，“xxx”是某公司的一个私有协议，华为设备并不支持，中心支行某公司设备关闭相应配置后问题解决。

　　在这个实际的案例中，互联互通，就是公共领域。好比沟通四面八方的马路，是大家公用的交通线路。案例中影响设备互联互通的“罪魁祸首”叫“私有协议”。什么是私有协议呢？协议，相当于马路上的交通规则。交通规则，应当由

　　思科由于其中国公司的亲和力，一直在我印象中形象良好。但这次思科诉华为案，我在研究相关材料时，吓了一身冷汗。案子本身倒扔一边了，我发现一个比案子本身更大的问题：对思科的垄断，我们为什么过去没有注意到呢？

　　我认为对思科，无论从它垄断的程度，还是从实现垄断的手段，说已酿成一场“公共领域的悲剧”，恐不过分。

　　技术层面的分析

　　“一开始是做了半年的CISCO，后来一直在做华为”的技术人员浪申申，2002年11月5日在网上，发了一篇与网管探讨华为与思科技术短长的文章。可以看作是第三方的一种评价：

　　华为的VRP在开发的过程中，紧密跟随RFC标准、ITU-T标准和中国国家标准，并严格保证交付的软件系统对这些标准的顺从性。同时积极参加国家IP相关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通过有效的协议标准顺从性测试和对国家标准制定的积极参与，VRP系统始终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可以在所有协议特性上与其他数据通信厂商/电信厂商的IP产品进行良好互通。

　　Cisco IOS在其软件中大量的使用了私有协议，如扩展的HDLC, IGRP/EIGRP，CDP等等；这些私有协议在用户构建网络时妨碍了网络结构的扩展能力，培养私有协议的维护管理人员也增大了网络的总运营成本；与此同时，就像Pentium芯片中的私有序列号一样，无法预知运行结果的私有协议也为网络的安全带来了潜在的威胁。

　　举例来说：Tacacs及Kerberos这两个协议与RADIUS一样，都可以实现AAA，其中Tacacs是Cisco的私有协议。通过公司个性的私有协议进行安全认证有何安全性可言？华为选择了实现最为广泛且通用的协议：RADIUS。目前，上网所采用的绝大多数验证协议即为RADIUS。Tacacs及Kerberos在AAA方面并无特殊优势，也很少使用。

　　我由此得出这样一些印象性的看法：

　　第一，私有协议在技术上，并不是一种非这样不可的选择。理论上讲，如果各家设备都遵循国标设计，互联互通是不成问题的。

　　第二，采用私有协议的好处是暧昧的，但坏处却一目了然，它为互联互通设置了人为的障碍，加大了互联互通的难度。换句话说，好处可能是私人得，坏处却要公共担。

　　第三，要避免我国的互联互通技术被其它国家不成熟私有技术左右，引起将来不可预知的麻烦。因些，政府应一步到位统一标准，要求目前在国内网络中使用的相关设备，都要遵循国标，以便与公共电话网和其它网关设备顺利互通。

　　经济层面的分析

　　思科与微软的垄断，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之处在于：思科与微软一样，几乎垄断了所在产品市场的80%。

　　垄断市场80%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成为别人反垄断起诉的理由了。有先例可循，无需深论。

　　不同之处在于，对公共领域的侵占形式不同：

　　微软占用公地的形式，好比是在自己的院子中，发现了一块公共用地。

　　在去年11月初评论微软案的结论中，我曾说过：微软垄断案打起来之前，比尔.盖茨认为软件完全是“私人领域”，自己的软件就好比自己的院子，自己对这个圈起来的院子拥有一切权利。包括想定多高的价就定多高的价，想让谁进来就让谁进来，想创新就创新，想不创新就不创新。微软垄断案初步了结之后，比尔.盖茨发现，事情至少还有另一面，用他的话说，叫“公众的关注以及公司的责任”(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虽然还远远不够)。打个比方，软件还是那个院子，但忽然发现它的一部分是“公共领域”，进这个院子的门票，要由公众参与制订；院子的主人还有责任不断更新草坪，否则他就不能阻挡别人进院子来清理门户。

　　思科占用公地的形式，好比把院子外原属于公共用地的一块，圈进了自己的院子。

　　微软在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上形成了事实标准，但这些毕竟还不是规则形式的标准，而只是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平台。思科则是直接把协议这种标准给私有化了。本来，用于网络设备互联互通的协议，应当是由标准组织或权威机构公布的正式标准，它是非排他的，可共同的。但思科的逻辑似乎是，因为我的产品(好比院子)是我的，所以我在院子外修的路，也是我自己的。

　　思科和微软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对于公共领域，人们有一种普遍的误解。以为产品是谁开发的，就一定谁的；既然是他开发的，就不可能是公共的。比如以为，WINDOWS是微软开发的，路由器是思科生产的，所以它们是这些公司的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

　　可惜，这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产品确定标准。

　　正如Martyne M. Hallgren and Alan K. McAdams在《对互联网上实用公共品的有效资源整合模型》中所指出的，“公共品的明确的经济学上的定义是基于产品本身的特性，而不是提供者的特征。公共品就是不可耗尽和非排它性的物品”。(A public good has a precise economic definitio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od itself, no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vider. A public good is a good that is non-depletable and non-excludable as we illustrate in a moment.)意思是说，一个产品是不是公共品，与它是由公共部门(如政府)提供，还是私人部门(如公司)提供无关，只看产品的外部性如何。

　　萨缪尔森提出的公共产品的标准也是同样的两条：

　　1、消费时的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这就是只要有人提供了公共产品，不管该提供者是否愿意让其他人也消费该产品，在该公共产品的效应覆盖范围和区域内，任何人都能够“消费”该产品。

　　2、消费时的非对抗性(non-rivalness)。这就是只要有人提供了公共产品，则该产品效应覆盖范围和区域内的消费者人数多寡，是与该公共产品的数量和成本的变化无关的。或者说，新增消费者引起该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对照检查，网络协议显然是“不可耗尽和非排它性的”，因此，它确实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不管它被称为公共协议还是私有协议，是由标准组织制订还是由私人公司制订。

　　我们可以用常识来想这个问题。

　　先打个比喻，大雕塑家罗丹曾说过一个妙语(大意)，说雕塑不过是用刀子去掉毛坯上不需要的东西而已。公共物品的生产也是这样。公共物品本身，可以理解为早已存在于公共领域的“毛坯”之中，私人把它发现出来，不等于它就是私人的。比如，数学公式，它的原理就存在于大自然的“毛坯”之中，你不发现，别人早晚会发现；而你的发现，还把别人发现它的公共的机会占掉了。互联互通，是人类交往的公共领域，其中的“交通规则”(网络协议)，是“不可耗尽和非排它性的”公共产品。协议的公共性，本来就潜伏于交往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之中，存在于哈贝马斯说的“主体间性”之中。这种公共性，与谁第一个发现了它，并赋予它外在表现形式无关。第一个发现者不能把它据为己有。更不能在发现它之后，捂在怀里，不让别人重新发现。

　　私人部门当然不是不能参与标准这种公共产品的形成，包括事实标准和私有协议。但他必须遵守游戏规则。这个规则是在美国司法部诉微软案中形成的一个“潜规则”：

　　当一种产品形成事实垄断时，公司必须面对一个非此即彼的排中选择：

　　――或者将标准公开而不承担进一步社会责任(一种方式是公开源代码；另一种方式是将系统标准与应用分离，将标准公开，或将标准制订权交公共或公益组织)；

　　――或者承担相应社会责任而不公开标准，包括承担创新的义务，包括承担让消费者定价的义务。(这是美国司法部判微软案的逻辑。)

　　思科的“私有协议”哪条也沾不上，前后犯规：它把协议打包进了具体应用产品(相当于犯了操作系统与浏览软件绑定的错误)，也不公开相关源代码；它垄断了私有协议，消除了竞争，却不承担相应社会责任(即模仿存在影子竞争的条件，主动削价，去掉垄断利润；主动保证安全性、稳定性等质量，并不断创新)。

　　这样做的结果，在经济学上，就形成了“公共领域的悲剧”。即，原本属于公共的发展空间，却被私人部门排他性地占有，损害了公共利益。

　　法理层面的分析

　　公共领域的悲剧，对于IT来说，具有特殊意义。信息、知识、网络具有的“不可耗尽和非排它性的”性质，天然就提供了“公共领域的悲剧”的土壤。因此在IT领域，特别容易形成私有协议、事实标准这类私人部门提供信息和网络公共产品的情况。

　　由于法律的滞后，“公共领域的悲剧”在初期不可避免。按现有法律条文，保护的甚至有可能是对公共领域的侵害。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对微软案的不同处理原则，也充分说明了法律维护正义的相对性。

　　因此，应当把法律力量与习惯的力量结合起来解决问题。所谓习惯的力量，是人心中的“事实法律”，是一种潜规则。比如，用技术换市场，就是一种入乡随俗的不成文约定。它可以是一种谈判策略，或非法律渠道调解矛盾的手段。比如，在政府采购中，按照互联互通的指导思想，就标准、安全性等，对国外厂商提出要其达到的要求，强制其“入乡随俗”；扶持民族产业等等。都是基于事物本身的正义，而做出的行为抉择。显然，我们今后要避免事到临头，政策不配套，让人家“合法不合理”地占我们的便宜这种情况发生。

　　只要我们以谈判和政策手段为后盾，在此基础上完善法律，就能有效避免网络互联互通上的“公共领域的悲剧”。

　　思科诉华为案，来得太及时了，它让我们及早警觉，抱羊补牢。我个人以为，眼下，二话别说，政府应当马上提高对网络产品政府采购标准的要求，去掉目前征求意见中那些含糊的说法，用更坚决的语气表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