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文化杂谈

　　文/段永朝

　　1997年始，听到一个(或说浮现出)形而上的、空泛的词，叫“电脑文化”。题目之大，每每使人在这个标题下发呆，将一些随感写在下面，请大家批评。

　　可以先看一看随手拮取的半年来的一些事例：

　　——《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第八期首次披露了“巨人”公司及史玉柱先生的故事。短短几年工夫，从那个“整版巨大的靴子”的广告开始，到“怒触不周山”似的由岩石中爆裂而出的呐喊的巨人的头像，到巨人手写多媒体电脑、70层的巨人大厦，再到满世界的“巨人脑黄金”、“巨不肥”，一个以百分之几百的速度增长的高新技术企业，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兴衰史”。

　　——1997年5月9日，英特尔证实，Pentium II芯片存在着设计错误，同样是浮点运算错误。此番错误似乎已是“波澜不惊”，因为英特尔采取了“变被动为主动”的策略，让别人去评判。据报道，“包括微软、IBM、CA和BAAN等发表声明支持英特尔的立场，称他们还未发现该缺陷对他们的软件造成任何影响。”

　　——“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今年2月底，美国MIT教授尼葛洛庞帝在北京‘97comdex闭幕式上发表了上述演说。在媒体介绍尼格洛庞帝先生时，特意指出，该先生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上榜作品《数字化生存》的作者。

　　——1997年5月11日，卡斯帕罗夫败在IBM超级电脑Deep Blue脚下。

　　——微软和网景致力于发展新的网上浏览技术，即所谓“推”(Push)技术，据称该技术的主要特点是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信息选择工具”。

　　以上这些方面，当然不止这些，是我觉得可以咀嚼“电脑文化”的“事实基础”。不过，立刻需要声明的是，关于一种与文化沾边的文化现象的罗列不能作为解说的唯一依据；而且，重要的似乎是弄清楚探讨这一话题的内驱力和指向。也就是说，为什么提这档子事和“想干嘛”。

　　紧接着需要自我表白的又是，“解说”会招致“别人的不快”，因为这意味着某种身份，某种权力。所以一般习惯上要提到“个人意见，抛砖引玉”云云，以避狂狷之嫌。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权力”开始。需要仔细地区分“权力”和“权利”。

　　“权力”是一种力量的拥有，是所赋予的社会力量、经济力量、道德力量的总和。而“权利”则是在“权力”辐射下所获得的利益求取、分配的体现。对“极端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探求，可以引向不同的文化传统，比如上帝、原教旨主义、自然理性、君权神授与天人合一。

　　拥有“权力”的实质是拥有“财富”。这里“知识就是力量”成为最佳的注解。在电脑这一时代象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然而不能忘记的是，电脑事实上是在“人/人对话”处于解体的境况下向“人/机”对话逃逸的副产品。电脑是黑客(HACKER)、无政府主义者、嬉皮士们寄放灵魂的最佳场所。有意思的是，他们自己的玩具竟有这么一天成了大家的玩具。

　　将电脑作为“工具”的纯正的技术至上者们宣称，每一次工具的变革预示着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也就是说，预示着能够及早发现、及早采掘、及早传送、及早销售、及早享用技术所带来的生活的美味佳肴。而且，这种“贴有注册商标的、包装好的”享乐主义，似乎第一次获得了一个“好名声”，一个来自“科学的、理性的”消费暗示的好名声。

　　另外一个让技术至上主义者心安理得的事实是，电脑似乎具有建立“共享”式的“乌托邦”的能力，使得它在获得“权力”的同时又不失公正。

　　电脑涉足“权力”话语的事实，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因为作为“技术的撬棒”，电脑要求有与其自身文化相适应的支点。早期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思考和辩论，揭示了大量东西文化的差异，这些差异中似乎隐藏着“文化缺钙”的批评。我们缺乏电脑可以自然生长的土质，因为老庄传统已经以极通俗的语言将“器”指称为“形而下者”，是生“机心”的邪器。这种观念适合“中国式生态保护”的胃口，却当然地使电脑缺少了某种文化基因。

　　电脑是对“人的话语”的深刻反叛，是强迫人向机器靠拢，接受“机器的公正”。这是宣示“电脑文化”的人们的潜在的渴望。然而不幸的是，解说这一文化现象的技术专家和销售这些技术的行家们，无一不是“下半身仍然浸泡在古典文化传统”，浸泡在“西方文化优越论”的旧瓶之中。一方面，他们充任技术的先锋，将电脑的种种机巧之处发挥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担当电脑的批评家，将人对机器的日益依赖淡化为技术发展的必然之趋。

　　所谓“电脑文化”，其实指出了对被尼格洛庞帝称之为“原子”的物理存在的重新认识。也就是说，对“物质资源”的重新认识。

　　对信息的关注，从来没有象电脑时代这样紧迫。将其誉为“信息化进程”的未来学家们，急于标引出未来的任何一处可供采掘的地形地貌。然而，不难看出，这种“标引”更多地指向了“比特”所赖以依附的“原子”，指向了被称做“日益全球化了的资源”。而且，这种“标引”并不是如其所说的“可以被共享”的社会公益事业。

　　民族信息产业，就是处于这样的情景之下。

　　一个具有“兼爱”、“非攻”、“四维八德”的民族，不但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调理，更注重人与天地(自然)的均衡。从骨子里说，他怎么可能“在画布上涂满油彩而不留有余味”呢？突破这一点，正是一件另人痛楚也令人惧称为“睡狮之醒”的梦想。

　　接受西方文化传统或其传统中的一部分，似乎没有太大的困难，然而“原创性思维”与“饱含激情地欣赏”则不尽然。当然，华语世界和国际上具有公众形象的华人社会，在纯技术领域并不逊色。然而一旦引入“独创”的语境，就暴露出“文化断裂”的窘迫。虽然在一些领域，仍有傲人的成绩，但总体来看，仍处于“东方文化”的背景之中。

　　电脑技术的种种突破，建立在对自然的体悟和理解之上，建立在一种“激情”之上。这种“激情”的深刻背景，是对西方文化传统的机器化阐释的企图。如果将其纳入东方传统，则免不了成为一种外在的“模仿”。

　　当然，不是将东西文化截然对立起来。但存在这种对立的倾向是不能无视的。这也正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在所谓的“电脑文化”中，制定规则、引入术语的人，优先获得了对规则和术语的阐释权。他们是从“内部”参与规则所定义的游戏的。他们“先天地”获得了操纵游戏进程、甚至改变游戏规则乃至性质的权利。外在的参与者，处于“从属”的位置，对规则的“未尽之处”则不甚了了。于是，对处于“边缘”或者这个语境外部的人们来说，最为得力的武器也许是批判。然而即便这批判，也依然是一种“外在”的评说。

　　所以，技术竞争的“先天的不平等”造就了“后天的缺陷”。没有一个技术路线的制定者关注非西方文化关于世界、自然、人类的看法对技术内涵的理解以及所持的基本态度。相反，如果他们关注着，也仅仅是为着捕获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机会，作为“强制翻译”的可能。更进一步，作为由“比特”而占有“原子”的企图。

　　这样，对接受西方技术的文化群体，就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如何在自己的文化传统文本内，对生自另一种不同秉性的文化传统的技术路线的重新认识。同时注意这样一种危险，即不使这种认识蜕变为“执之为器”的模仿。

　　“利”、“义”之辩，“天”、“人”之察，在东方文化传统里，是一个已经获得“完备解”的问题。取其中庸，是这种理解在现实的环境中的展开。对自然的认识路径、先天的“合一”理念，未使东方人感受到“失去家园”的痛苦，有的只是对“礼崩乐坏”的忧心。他们生活在“自然的怀抱中”。只是在“谁是自然的代言人”的现实问题上争吵，即“谁能替天行道？”。暗含的“人能悟天，天在心中”的信心不言而喻。

　　这种文化的“直见人心”的率真和信仰，阻碍了对“电脑文化文本”的进一步解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善意的默认，即：“不需要解剖”。

　　西方文化的主旨却在于“由寻梦者的身份”经历自然。企图寻找“确凿的证据和理由”，导致了对“自我”的一再发现。只有“我”是唯一的理由，唯一“实在”的“可信”的理由，这就是结论。

　　因此上说，将我们的“呐喊”如何变为“由内部”领悟电脑文化的涵义，是这一话题的一个要点。

　　我们建造的一些系统，往往具有这样的结构：一方面是一个基于“人”的手工作业/管理系统，另一方面又裹着新技术的包装，而其外在的界面，又必须嵌入原系统的背景。比如说，会计电算化的事，在手工作业被电子帐取而代之以后，一些单位并没有将“信息化”适时地引入系统，而是仍然保留对电子帐的“人工干预”的权利，仍然对电算化所能提供的丰富的信息“深加工”的可能知之寥寥，相反，却刻意追求“表格的合乎手工习惯”和“报表样式的统一”一类的事情。

　　在产业界，使用战争的术语如“抵抗”、“地盘”、“退让”等等，无一不指明竞争的残酷和激烈。然而，一旦我们采用着对方的“战争术语”，无疑在战略上已经被纳入了“技术强权”的语境。我们所吆喝的，似乎正是对手希望我们吆喝的词句。

　　在“电脑文化”的技术意味是最强音的情形下，也许应该说，只有应用才是我们自己的权力。也只有用好，才是使我们的权力得到印证的唯一途径。没有哪一个对手会真正热心于我们在应用领域乃至通过应用到达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高度的事业。他们只关心如何销出自己的产品，如何使应用的道路不那么平坦，如何满足自己对技术无限制的占有的快感。

　　常有关于“开发我们自己的产品”的呼声，这固然可喜，然而“自己的产品”必定是以存在“自己的应用”为前提的。而“自己的应用”事实上也是一个对技术的内涵领悟、把握、综合的过程。

　　那么，如何让我们的企业、企业的领导、职员，电脑领域的开发者、经营者、应用者们，在确定的题目下探讨应用的实践，并使这一实践伴随着全新的思想方式的转变，伴随着对信息价值的认定，对效率、时间、资源、共享、系统、容错、安全、网络等等这些属于电脑的术语，但却饱含对新的经济/系统/社会运行机制的启示的术语的深刻领悟，成为我们崛起的新的起点，这是在“电脑文化”这一空泛的词语下的一点实事。

　　进一步说，又如何从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出发，兼及西方的文化背景，思考“电脑文化”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必须从具体的应用中获得启示的必由之路。[《计算机世界》1997年第25期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