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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判决，也许将改变国内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边界。有人进而担心，如果此缺口一开，会不会给国外一些大软件公司提供大举扫荡中国盗版软件的良机，而盗版软件在中国市场的广泛存在和应用，从而使无数企事业单位、公司以及个人用户成为这场攻势的战利品？
从去年年底开始，方正起诉高术就备受各界瞩目，随着这场被称为“中国目前最大的 软件盗版官司”的尘埃落定，有人说，这一判决是各种力量较量与利益博弈产生的结果。在这场据称是国内迄今为止索赔额最高(300余万元)、影响力最大的软件侵权案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2002年7月15日，是让方正人最难以入眠的一天。就在这一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判决。
“今年年初，方正排版系统的创始人王选刚刚从江总书记手中接过500万元国家最高科技成就奖金，这是与“两弹一星”一起获得的荣誉，方正就遇到这样的一个判决结果，我们无法接受。”方正一位员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非常气愤。
这一天，就此前媒体纷纷炒作的北大方正集团和红楼计算机科技研究所诉北京高术天力公司和高术科技公司软件侵权一案，北京市高院作出终审判决：方正集团胜诉，高术天力公司被判侵权并向方正集团赔偿经济损失13万元。
判决一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胜方方正集团大呼冤枉，而败方高术公司则表示基本满意。而原本就围绕这一案件展开的是是非非的争论，也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莫衷一是。
胜者痛，败者快，是何缘故？谁才是真正的胜者？谁又是真正的败者？一审、二审所判赔偿金额悬殊，原因何在？在这场盗与被盗的角斗中，谁又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角色？
这一场据称是国内迄今为止索赔额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软件侵权案件，法律上的判决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但是民间的“审判”才刚刚开始，而且“判决意见”竟然与法院的判决相去甚远。
“陷阱取证”捂住了谁的眼睛？
在本案的一审判决中，北京市一中院认为，方正的取证方式是“陷阱取证”，由于法律没有禁止，故对其取证效果予以支持。许多媒体在报道本案时，都将“陷阱取证”这一名词嵌入标题，随后，在法律界和软件业内引起激烈争论。时至今日，并无结果。
但是，人们或许没有注意到，在北京市高院作出的终审判决中，说一中院对所谓“陷阱取证”的认定是错误的！
高院所以判定方正胜诉的直接证据是：高术并没有否认公证书中所公证的盗版行为。
同时，高院虽然认定本案中的公证书是合法有效的民事证据，但又认为方正的取证方式是不适当，因此并不据以为本案的有效证据。
在审判结束后各媒体的相关报道中，审判长程永顺专门就方正的取证方式及其适用性进行了解释。固然，这是一些媒体在这一热点问题上的穷追不舍，但是，也不能排除法院在有意将人们的注意力继续往“陷阱取证”上引导的可能。
从此，“陷阱取证”一词开始高频率地出现，这一很有“嚼头”的取证过程吸引了大多数人的注意力。但是，也就是从这一判决开始，人们的眼睛就被所谓“陷阱取证”悄悄蒙上了。
在人们还就取证方式争论不休时，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很少有人追问为何高术既然承认盗版，法院判罚的仅仅是一套正版软件的赔偿额？
有业内人士指出，所谓“陷阱取证”的争论看似热闹，但却掩盖了最致命的东西——以后的软件盗版官司还怎么打？
到底谁比窦娥还冤？
终审判决一出，方正方面反应最为强烈。
方正电子法律总监伦羽当即声称方正将会继续通过法律途径继续寻求更为公平的解决。方正电子公司总裁任伟泉在与记者见面时表示，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方正都不会放弃继续打击盗版的决心和信心，而且，将继续运用高术案中的取证方式进行取证。
任伟泉说：“难道还有更有效的方法吗？谁告诉我，我去做。”
但是本案审判长程永顺并不认为本案的判决有何不妥之处。程认为方正的取证方式不适用，理由之一是因为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程说，“方正完全可以请求法院代为取证，或者会同工商、公安等部门一起取证。”而且，“这个判决并不是我一个人作出的，我们也是请了很多专家讨论以后才得出的结论”。
“那么法院就可以代替方正去购买这一软件吗？”国家法官学院司法审判中心主任毕玉谦教授有不同的看法。
“在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不能提前介入；法院又处在中立地位，也不能以消费者身份去购买软件以获取证据，否则就是角色上的混合。由于软件盗版本身的特殊性，如果法院亮明身份取证，显然不可能获得证据，既然如此，方正不去购买又如何能取得证据呢？难道指望盗版方主动承认吗？”毕教授说，“在软件侵权案中取证最难，方正的方法在理论上虽然不是惟一方法，但实际上，显然是最有效的方法。”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中心陈桂明教授认为，采用哪种取证方式，当事人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认为哪种取证方式有利就选择哪种，是很正常的事情。陈教授特别强调，“只要没有被法律所禁止，没有触及到对方的合法权益，就没什么不合适的。”
高术科技公司代理律师王洋认为，没有方正的这种设局、利诱，就不会有盗版软件的出现。王洋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方正参与、制造了这套盗版软件的出台。
而另外一件曾经被媒体爆炒为“2000年反盗版第一案”的反盗版案，取证方式与方正几乎如出一辙，但结果却相去甚远。
2000年7月，美国Adobe公司(Photoshop/Pagemaker软件著作权所有者)在上海以消费者身份在上海年华图文技术有限公司购买苹果电脑一台，上海年华好事做到家，不仅为其预装了Adobe的软件产品，临走时还专门为其刻了一套有Adobe软件的光盘备用。Adobe凭此证据与上海年华对簿公堂，并最终大获全胜。
“要说两个案子有什么不同，”Adobe中国区总经理皮卓丁说,“地点不同，公司大小不同，仅此而已。”
但高术律师王洋认为有很大区别，“在门脸上发现了盗版没什么说的，但方正显然是设了一个套。”
而当时Adobe的官司还有一点特别之处，由于考虑到1999年5月微软因为亚都的事情被人认为在京城摔得“灰头土脸”，皮卓丁特意选择在上海开刀。在皮眼里，上海更加市场化。
案件性质相同，取证方法异曲同工，但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
公证的尴尬
但是，对这一判决不满意的还不止方正。
记者在试图与北京国信公证处联系采访时，接电话的一位职员明白无误地告诉记者：“这事啊，上面嘱咐过了，不准上镜头，都找北京市公证管理处说去。”
记者就公证书本身的一些问题，电话采访了一位曾经为类似案件作过公证的公证员。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证员说，就公证书本身来讲，并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法院对公证书所公证的内容还是进行了认可。至于连贯性和完整性，要视公正内容不同而定，只要是对整个事件进程的主要环节进行了确认就可以了。
“显然，怎么才算连贯完整呢？一天24小时都在那儿才算吗？”这位公证员说。
据了解，我国公证部门目前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中，打假取证占了很大的比重。由于法院身份特殊，而公安、工商部门又不可能对每个案子投入巨大精力物力进行取证，公证部门实际上起到了辅助取证的重要作用。
这位公证员认为，在我们国家法律还在逐步健全的过程中，公证对于打假取证有着重要作用，法院怎么看可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这种看法不能相差太大吧？那样就说不过去了。以后类似的案件怎么办？公证处还能去公证吗？公证了又有什么用呢？”这位公证员一口气问了好几个问题。
高术为何改口？
在一审判决中，由于方正的取证方式被法庭采纳，证据明显对高术不利，当时高术辩称该安装盗版软件行为系员工个人行为。但是，在二审法庭不采信方正方面证据，局面对高术明显有利的形势下，为什么高术不再否认了呢？
“我不是没否认，我的上诉说得清清楚楚，我一直认为所谓盗版是员工的个人行为。但是作为公司，我要为此承担责任。”高术科技公司总裁李文平也是满肚子不满意。
而且，李文平还有更不同的意见，“我认为方正是在利用所谓打击盗版打击竞争对手，但是高院并没有参考我的意见。”
李文平解释说，方正与高术都在做照排机业务，之间存在比较激烈的竞争。
高术公司代理律师、北京华正律师事务所的王洋坚持认为，高术公司员工卖给方正员工盗版软件的行为只是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公司只能负管理上的责任。
“以前一些媒体报道高术对判决结果基本满意，是律师讲的，但确实是我的意思。”李文平说。
“我还能讲什么，无论是从实力、影响、背景等等各方面，我都根本斗不过方正。我能说不满意吗？我是个小公司，经不起折腾，我的公司还想生存。”
把一切置于阳光下
高术的律师王洋说高术的满意是相对一审的判决结果而言的。
李文平比较满意的原因还有一点，他认为高院基本上认定了法院在调查中没有在高术公司找到盗版软件的事实，“因此法院不能说我整个公司都在盗版，所以他只能是有一套判一套。”
“但是二审是在找平衡点。”李坦言，方正RIP软件加字库市场上3万元左右，但法院根据方正报价判高术赔偿13万。
记者在采访方正电子总裁任伟泉时，直言不讳地问他是什么改变了判决的结果。
任沉默半晌，欲言又止。
但任又反复讲，“方正花的都是阳光下的钱”。
关于判决，任伟泉有一肚子的委屈，或许只有他才知道方正在这件事情上到底花费了多少精力。为了“抓一个典型”，方正方面真是费劲了心思。“高术承认了一套，你就只判了一套，那如果高术不承认呢？是不是方正就会输了呢？”任伟泉有些激动。
任伟泉所说的“一套”，是指公证书中所记录的方正向高术购买盗版软件行为中所涉及的那套盗版软件。由于法庭并不否认公证书的效力，而且二审中高术对公证书中记载事实没有否认，因此法院据此作出高术侵权事实成立的判决。
但是，在公证书中还出现了这样的文字：“……
陈某(方正)：反正我们看的一个是质量，一个是价钱。
李某(高术)：质量你放心，我们这儿卖过不少台，兼容的，没问题，跟正版的一模一样。你看，这个实际上就是个兼容RIP(看一份上面提到的合同)。……”
以上是由北京国信公证处出具的2001年7月16日所作的公证证明。纪录中明白无误地记载了高术在方正之前还做了至少另外一个盗版软件，而高术并没有对这一内容进行否认。
但是法庭并没有就此作出任何解释。
“但是谁能保证公证书说的都是真的呢？因为毕竟不是现场纪录，而是靠回忆来写的。”高术公司代理律师王洋对公证书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而且，公证处是方正请的，难以说得清楚。”
他们在担心什么？
在本案的采访过程中，有几位律师一听记者的来意，马上就表示不好讲什么。
一位一再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法官告诉记者，他现在不能站出来说什么，但可以表达自己的一个观点，“法庭既然认为该公证书是合法有效的民事证据，对该公证书所记载的内容予以认定(北京市高院判决书原文)，那么，又不对该取证方式予以认可，是显然说不通的”。
法院的解释是，方正的取证方式并不是唯一的，一旦被广泛使用，将对正常的市场秩序造成破坏，这有违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
任伟泉更想不通了，“法院从头到尾没有谴责高术的不道德行为，反而来指责方正不诚信，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让任伟泉担心的并不是这个，他所担心的是，从此以后，中国的软件企业谁还会再去与盗版斗争？任认为，在中国，北京市高院的微妙地位，致使它做出的一些判决可能会带来某种示范效应。
“方正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告倒高术，而是想拿此作范例，教育更多的有盗版行为的人，更不是想从中收回所有的损失，”任伟泉说，“但是这样一来，其他同样有被侵权的软件公司会想，北大方正都这样了，王选的著作权都这样了，我又何必呢？”任痛心疾首，“这是很要命的！”
高术被判决赔偿方正的金额，仅仅是一套正版软件的价格，客观上，这也势必纵容了那些盗版人群。“一审下来，法院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一清二楚，”任伟泉说，“但是二审完了，糊涂了。”
100多万元显然是个比较可观的数额，任的意思是，这样的数目可能会让一些盗版商三思，进而可能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仅仅一套软件的价格却会鼓励那些不法分子。方正电子市场总监张体超说，“以前还说铤而走险，现在干脆就没险了！大不过就是赔一套正版的钱呗。”
本案审判长程永顺对此的解释是，“所谓社会效果，是不能与法律的严肃性混为一谈的。”
但是李文平也有话说。“人人都在喊我们盗版，但是又有谁知道方正是不是在利用这一事件来打击竞争对手呢？为什么没人来关心我们这些小公司的死活呢？”
“但是偷了一套软件和偷了一个杯子毕竟是不一样的。”Adobe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皮卓丁很不解，“还个杯子没事了，但一个正版软件的价钱绝不足以消除软件被盗版的影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软件业人士对记者说，此案所以两次判决结果迥异，很可能涉及到政府的导向问题。因为有人担心，如果此例一开，微软以及其他国外软件商将会携方正余威大举进攻中国盗版市场。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正版软件在中国的使用率不足5%，这样一来，不知将有多少企业和政府、事业部门会倒在反盗版狂潮中，与此同时，也不知会有多少本土软件企业在市场交锋中败下阵来。
“但是这样做只能死得更快”，记者就上述说法问Adobe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皮卓丁，皮坦言，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对软件产品和软件产业本身认识上的不足。“跟对待传统产业一样来对待软件产业是不公平的。因为软件产业是个婴儿，是个弱者。”
而且，人们还注意到，在方正一案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并没有听到其他软件企业的声音。
这不能仅仅用中国软件业不团结来解释。或许，大家都在担心着什么，但到底是什么，没人说得准。
方正诉高术案件大事记
1999年5月，方正发现高术盗版方正软件现象，双方商业合作关系终止。自2001年6月起，方正公司职员以普通消费者的名义和高术联系商谈购买激光照排机相关事宜。
2001年7、8月间，该职员在租用的临时地点，以普通用户的名义，向高术公司签定供货合同，内容为日本网屏公司出品单价为415000元的KATANA FT-5055A照排机一套。(双方约定购买的盗版方正软件不在合同中体现) 7月20日，合同签定，一个月后照排机到货。
8月22日，高术公司的技术人员进行了照排机的安装、调试工作，在主机中安装了方正世纪RIP PSPNT v2.1版、方正文合v1.1版、方正字库等盗版软件。
8月23日，方正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索赔300余万元。
2001年9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北大方正的申请，对高术公司采取了诉讼保全措施，
2001年11月30日，一审中院开庭。
2001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结案。一审责令被告：一、停止侵权行为;二、公开赔礼道歉;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调查取证费、购机款等100多万元;四、被告返还购机款后，原告退还激光照排机。认定陷阱取证合法有效。
2002年3月16日，二审高院开庭。
2002年7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结案。法院最终判令被告，一、立即停止复制、销售方正RIP、文合软件;二、公开道歉;三、按照一套正版软件的价格赔偿方正13万元的经济损失和1万元的公证费。对陷阱取证不予认可，但所取证据有效予以确认。
方正与高术纷争始末
直至1999年5月之前，高术天力科技有限公司、高术科技公司(下称高术)，还是另一主角北大方正集团和红楼计算机科技研究所(下称方正)的软硬件销售代理商。
这种合作本来堪称互惠互利的最佳组合。方正RIP软件、方正文合和方正字库等核心软件构成的方正电子出版系统，是目前世界技术含量最高、市场占有量最大、市场认可度最高的中文出版系统，在全球中文报业、出版业、印刷业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按照双方协议，高术在销售代理的国外激光照排机的同时，都要配套销售RIP、字库等软件产品。有了方正代理商的身份，高术销售其代理的激光照排机自然就顺利了许多。而高术每卖出一套激光照排机，往往搭售一套方正软件。双方的关系可谓“有钱大家赚”。
据方正方面提供的资料，1999年5月之后，方正各地的分公司发现高术在卖方正的盗版软件，以此促进照排机的销售。方正电子公司首席法律顾问伦羽说，“当时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太强烈，更苦于取证困难，所以只能立即取消它们的代理资格”。双方从此分道扬镳。由于都有照排机业务，双方关系自然转入竞争。
有一段时期，方正的销售人员发现，销售同样一套激光照排系统，高术的市场报价出奇的低。事情发展愈演愈烈，据方正的描述，一次印刷展上，高术的销售人员拍着方正公司员工的肩膀说，“我们的照排机是水货，软件是盗版，你们拿什么跟我们拼？”
方正方面称，他们是在通过其他途径无法取得有效证据的情况下，才开始所谓“陷阱取证”。
2001年6月，方正公司员工会同北京国信公证处工作人员，以个体户身份和高术联系商谈购买激光照排机相关事宜。同年7、8月间，方正员工在临时租用地点，以普通用户名义，与高术公司签订购货合同。
由于方正RIP软件的特性是必须安装在计算机上，并与激光照排机联结后，方可实现软件功能。因此，方正员工在合同中向高术购买了日本网屏公司出品单价为415000元的KATANA FT-5055A照排机一套。
随后，高术公司技术人员李某进行了照排机的安装、调试工作，并在主机中安装了方正世纪RIP PSPNT V2.1版、方正文合V1.1版、方正字库等盗版软件，事后，李某留下了装有上述软件的光盘4张、加密狗2个及高术公司工作单一份。
事情过程颇具侦探小说色彩，所不同的是，这一商谈、购买、安装的过程，国信公证处公证人员均在场并进行了公证。但是，更让方正大跌眼镜的是，此后这一取证过程成为本案两次审理结果迥异的直接原因。
《计算机世界》记者贾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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