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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
4月5日，广东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强我省信用建设工作的通知》；
4月下旬，一位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层研究人员透露，国家正在研究建设信用管理局，以便为即将来临的信用经济时代提供更好的监管；
5月13日，广东汕头信用网正式开通；
5月17日，我国第一份行业自发组织的《全国社会信用中介机构同业公约———〈信用公约〉》在广西柳州签订，16家社会服务业知名中介机构向全国同行发出倡议，共同参与并遵守本行业自律公约；
……
面对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记者来到北京中关村，这里早在半年前就开始了信用服务体系的实际操作。
在中关村管委会信息处，记者感到一切都静悄悄的：一台台屏幕闪跳的计算机，一个个埋头沉思的工作人员，一双双凝神静思的眼睛。身为中关村信用服务体系的“信息枢纽，谁能想到，庞大的企业信息正在这里静静地汇集、传递呢？它的安静，使记者很难把它与变幻纷纭的市场和滚滚涌动的财富联系在一起。
中关村企业信用服务体系自去年12月1日启动以来，已经有半年时间了，如今通过这个信用体系卖出的企业信用评估报告总共不过百份。其试点工作的进展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不顺。
为了实现10年把中关村建设成国际一流园区的目标，首要的工作就是要充分发挥中关村区域经济的市场化作用，建立一个和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环境，这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建立中关村科技园的信用制度。
在国家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的前提下，要推动区域信用制度的建立，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简单事儿。因此，中关村管委会选择了一个渐进的方法，即先在中关村建立一个信用服务体系。据了解，该信用服务体系由设在中关村管委会信息处的企业信用信息服务中心和经认定的4家信用服务中介机构共同构成。前者负责整合工商、税务、质监、劳动、公安等政府部门的信用信息资源。企业如果有逃税、拖欠工资、诈骗、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违纪情况，就要上“黑名单”。后者则负责做企业信用评级报告、专题调查报告、商业信用报告等信用产品。企业如果想了解生意伙伴的信用或向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债券等，都可以向中介机构购买信用产品。
这个举措无疑是好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关村充当起了国家信用制度建设实验区的角色。讲信用是区域投资环境良好的一个重要标志，投资环境的良好，就意味着资金将会流入这个区域，对于正规经营的企业来说，长远的收益是巨大的，而对于中关村整体来说，将来的发展速度将会更快。用中关村管委会任冉齐副主任的话来说：从直观的效果看，改善了中关村的投资环境；从长远的效果说，加速了中关村市场经济的进程。
然而，常识告诉我们，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会有一定的差距。如今，这个差距摆在了中关村的面前，摆在了无数改革中的思考者面前：在信用短缺的市场上，信用产品却卖不动，这是为什么？
任冉齐认为，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情况下，“信用产品卖不动的局面是可以理解的。除了宣传力度不够、很多企业对试点工作不了解外，企业对信用产品需求不足、信用管理水平低下是主要原因。完善企业信用制度一方面需要企业提高信用管理水平，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积极推进。据悉，中关村管委会正在酝酿建立一个制度，引导社会加大对信用产品的需求。比如，拿着中介机构对自己的信用评估报告，企业可以在申请银行贷款或参加政府有关部门年检的时候获得便利。
中介机构也无奈
作为被中关村管委会认定的4家企业信用信息发布机构之一的北京新华信商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是国内最早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的领跑者。新华信总裁张世卿曾是外经贸部的一名官员，他在工作中敏感地捕捉到信息服务行业的远大前景，于是他和几个志同道合者弃官从商，创立了新华信信息咨询集团。近日，记者与张总进行了一场关于信用的“对话。
记者：新华信与中关村管委会合作的初衷是什么？目前的合作情况和你们原来的设想有没有差距？
张世卿：政府目前是企业信息的最大拥有者，我们与中关村管委会合作，是为了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更好的信息，以逐步提高和完善自己的信用产品的质量。但目前两者基本上还是处于研究和沟通阶段，没有实质性的采购。我们没有买过它们的信息，更没有把它们的信息卖出去过。现在不是我们愿不愿意花钱的问题，而是我们花钱后能否产生价值的问题。这和我们过去设想的情况差不多。
记者：据说中关村信用服务体系的信用产品卖得并不好，可谓短缺商品遭冷遇，您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张世卿：信用产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有一般商品的共同特点，比如它必须满足市场的需求，但它和一般的商品又有所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必须买的东西。从而销售信用产品的难度就更大一些，同时它满足需求的难度也就更大了。尽管信用产品的需求市场很大，但它并不是企业必须购买的东西，所以，这种需求就有层次了，它满足的是企业高层次的需求。
我认为，对信用产品的需求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本身的信用管理水平。企业买信用产品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决策，如果企业内部没有一个科学的决策和控制机制的话，企业即使拿到信用产品，也不会很好地使用，收效甚微。而目前的基本国情是，企业的信用管理水平普遍较低，重销售管理，轻信用管理，这使得它们对信用产品的购买欲望不高。另一方面，信用产品作为商品，它本身的质量很重要。而中关村企业信用制度试点工作所提供的信息局限性很大，价值较低，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更多的是满足政府行政管理的需要。这两点就决定了：信用的热点很高并不意味着企业一定要买这个东西，即使企业要买这个东西，也不一定能够买到合适的东西。
记者：您个人认为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信用制度试点存在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张世卿：首先，从范围上看，它只限于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数量总共6000多家，与北京市现有几十万家企业相比，这个范围太小了，信息交易仅仅局限在内部，它的商业作用就会很小；其次，中关村管委会和其他政府部门如统计局、工商局、税务局、银行等之间的信息流通机制的建立是非常困难的，这就决定了它所提供的信息不会很完整；第三，试点把企业信息分为两个部分，自动公开的和自愿公开的，我认为这些信息中最有价值的是企业自愿公开的部分，而自愿公开的信息是完全可以自动公开的，如果企业自愿公开信息了，我们就可以直接跑到企业那儿去要了，还通过政府干什么？政府只起到了一个把不同部门的信息汇集到一起的作用。
记者：新华信开展信用业务已经有10年了，请您介绍一下国内市场对信用产品的需求发生了哪些变化？
张世卿：1993年到1996年，我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国外企业和国外企业在中国的代表处，市场需求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国外的贸易公司解决产品出口到中国时遇到的货款风险；第二个是国外公司来中国投资时要了解合作伙伴的情况，那时的市场需求实际上是很初级的。当时国内经济繁荣，大多数企业没有碰到信用危机，即使碰到，企业也可以承受，因为它的发展速度很快，它可以用更多的交易来弥补那些个别风险造成的损失。
1997年到2000年，我们的服务对象除了外资企业外，还包括国内公司，市场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主要集中在了解客户真实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等。从1997年起我国经济开始软着陆，市场结构开始调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很多企业的履约能力下降，必然产生信用风险，而且信用风险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首先来解决信用风险问题的，或者说有能力靠自身的管理来解决它所面临的信用风险问题的，肯定是那些在华投资企业，它在境外有一套很成熟的信用管理方法，它很容易把这种方法运用到中国市场。那么，作为一种成熟的信用管理方法，它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调查，调查它的合作伙伴的信用情况。所以，从1997年开始我们的服务对象逐步转向国内，但主要还是外资企业，尤其是那些大的跨国公司。
2000年到现在，又有一些新的变化，随着市场结构调整的进一步深化，很多比较优秀的国内企业在信用方面的认识和管理有所提高，主要集中在一些比较新兴的领域，尤其是IT行业，因为IT行业与国外的合作交易非常直接、密切，它最早能把国外合作伙伴的信用管理经验吸收过来。这两年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客户，我们销售和市场开发的重点开始转移到国内企业和以内资控股的企业，已占到20%的比重。
记者：我看到过一个资料，说我国即使排名很靠前的大企业也没有自己专门的信用管理部门，您对此怎么看？
张世卿：企业的管理水平是个综合的东西，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方面管理得很好、那方面管理得很差的情况，要么都很好，要么都很差。尽管某些企业目前的发展情况很好，但它靠的是在剧烈变化的市场上“抓住了机遇或“钻了空子，打了一个时间差或空间差而发展起来的，以后它会发现，由于自己的管理水平很低，发展没有后劲。比如，价格战实际上就反映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很低，它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通过降价来扩大市场份额和提高销售额。但降价就意味着对企业的信用管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企业越降价，越害怕产生信用风险。当一个企业利润率很高的时候，它的赊销政策就很宽松，因为它不怕赊销带来的损失；相反，当一个企业利润率很低的时候，比如降到了1%，损失一笔生意，它就需要再做100笔生意才能弥补损失，这对企业将产生极为恶性的影响。
困难重重 八大问题：
统一信用代码；严格失信惩戒；信息依法披露
倡导信用观念；培育信用需求；加强信用管理
发展信用中介；形成信用体系
为什么我们的信用体系建设困难重重？学者曹林指出：“传统商业文化赋予了欺诈以道义上的合理合法性，而诚信却缺乏制度和文化上的利益驱动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当今社会的信用危机根源于制度的危机———我们的市场制度缺乏一种能够有效推动守信观念深入人心的动力，缺乏一套能够战胜欺诈的利益支撑系统。
在很大程度上，政府体现着最高信用，政府的推动在信用体系建立的初期更是必不可少。如今，国家拟设信用管理局向人们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政府开始行动了。政府行为的介入，除了可以增加信用体系建设的权威性、公信力外，更给信用体系建设带来了体制上的突破。
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信用管理局会不会成为信息的垄断机构？有消息称，去年成立的我国第一家信用调查公司———上海资信有限公司，因其政府经营的垄断地位而缺少竞争，其发展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一句话，政府在信息透明方面迈的步子究竟有多大，政府对信息作为商品的认识究竟有多全面，将与信用体系建设水平息息相关。
相对于企业信用，个人信用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也凸现出来。在商品社会，个人信用是一个公民的“经济身份证，是一个公民最为珍贵的资产，然而，由于个人信用没有纳入整个社会的监控之下，一些不良消费行为变得肆无忌惮，层出不穷。甚至，连借钱还债这样天经地义的事儿，如今也变成了“借钱的是孙子，欠钱的是爷爷。缺少诚信的社会约束和自我约束，一些人摆出“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姿态，于是，失信者因“犯罪成本太低而沾沾自喜义务倒置，守信者因道德风险太高而后悔不迭自作自受，当两者的纠纷指向司法领域时，司法部门的渎职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划向失信的边缘。
谁是失信的受害者？谁将为信用风险买单？美国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信任》一书里写道：“高信任社会里整个社会社团联系便利、商业交易成本低，使之可以长期降低社会成本。相反，信任的缺失则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反映到经济层面就是加大了市场交易成本和风险，阻碍了资本的正常流转，反映到社会层面就是扭曲了社会评价标准。目前，个人消费信贷发展缓慢，电子商务网上交易量微乎其微，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信用缺失造成的。(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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