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静

　　大学教授的新财富梦想

　　1月24日，中国南方某城市。因腰间盘突出住院治疗的李文教授在学校屡次的电话催促下，不得不绑着厚厚的护腰踏上了飞往深圳的航班。出发之前，学校组织部给了他一个新头衔：该大学软件学院副院长，主管业务及经营。

　　接受任命，李文既懊恼又兴奋。懊恼，是因为软件学院3月份就要开学，学校只给他留了一个月的准备期；兴奋，是因为这次，他“下海了”。

　　软件学院虽为学校的二级学院，但可采用公司化体制自主经营。

　　这是尘封日久的中国正规学历教育第一次对外开放。深信“中国教育变革中孕育着巨大商机”的李文，觉得自己赶上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李去深圳的目的，是代表学校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跟一个公司协商合办产业基地。李的另一头衔是该实验室负责人。实验室每年拥有近2000万国家拨款，可以通过项目资金的形式投入到产业基地。李文的设计是，软件学院、产业基地、国家重点实验室三位一体，软件学院提供人才流、实验室提供一部分资金流、产业基地实现技术和产品流。李的思路甚至走得更远：学院和实验室不可能上市，但是产业基地却可以。

　　30多岁的李文原任该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在去年10月初提出调任软件学院的申请。得到这个职位李历经了过关斩将的周折。“当时，由学校组织部对每位候选人进行广泛的意见征集和评审打分。这里面，至少有两个人对我有足够大的威胁。他们的职位比我要高，资历也要老。”李文猜测说，学校最终选择自己看中的可能就是这个“三位一体”的提议。

　　“到软件学院后，很多老师都来找我要调过来。”李说：“其实很多人都是冲钱去的，因为软件学院的待遇要比其他学院高不少。”这个“不少”更确切的定义是“不止一两倍”。

　　“但我绝对不是冲钱来的。”李越聊越兴奋：“这(软件学院)有可能成为中国私立大学的雏形。”

　　网开一面

　　加入WTO，中国针对教育领域作出承诺：除军事、警察、政治、党校等特殊领域教育及义务教育外，在初等、中等、高等、成人教育及其他教育服务等方面，不仅允许外方资金介入，还许可其占据主要地位(但不一定给予国民待遇)。

　　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直面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如果哈佛或斯坦福到北京来建分校，你说这个诱惑大么？”李文反问记者，接着又说：“这个现在还不可能，但不久的将来会成为现实。我们不得不加快速度。”

　　由此，教育部部长陈至立明确指示：除由国家为主办学外，还应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和积极性，加快教育事业发展。此外，对于需求缺口大并能带动人才结构整体优化的高新技术等方面的人才，必须采取“超常规办法”培养。

　　2001年12月，教育部发布《关于批准有关高等学校试办示范性软件学院的通知》(教高【2001】6号)，钦点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在内的35所高校试办示范性软件学院，允许其“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并“参照股份制模式运行”，对招生规模、录取考试、授课形式及教材、合资方背景、办学模式等采取了不加限定、不加统一的“开放式”原则。

　　教育部高教司官员表示，示范性软件学院的试点不仅将为软件乃至整个IT教育模式树立范本，其成败与否，还将“关系到国计民生”。

　　“教育部的动作非常快。”北京工业大学示范性软件学院院长李健介绍说。去年7月，教育部下发《关于试办示范性软件学院的通知》；8月，收集各高校申请；9月，组团对各申请高校进行答辩；12月上旬，下发正式批准的通知；12月中下旬，召开35所示范性软件学院院长或主管校长联席会。2002年3月，大多数软件学院将实现第一批学员开课。

　　为了引入优质生源及加快培养周期，教育部许可示范性软件学院直接从本校非计算机专业的大一、大二学生中择优培养本科生，特殊的甚至可以尝试从四年制转为六年制。此外，还可采用第二学位、软件工程硕士(在职)及从应届毕业生中招收研究生等多种培养方式。预计从2002年开始，通过开办示范性软件学院，中国每年至少将增加1.5万名软件高级人才。

　　从去年12月软件学院院长联席会上透出的消息称，各示范性软件学院第一批学员毕业时，教育部将会对软件学院的成果进行“验收”。而验收的标准据称也是“超常规”的，即“看毕业生的年薪有否达到10万”。学生是学校的产出品，学生的就业情况当然应该是考察办学质量的重要因素。

　　连邦公司老总李儒雄评价说：“教育部的这次尝试，是极具开创性的。”

　　混沌未开

　　已然是寒假，偌大的清华园里很是冷清。清华东门中央主楼8层的一间办公室里，软件学院常务副院长陈老师和办公室张老师还在紧张地接听着打进来的招生咨询电话。这间办公室，以前叫“应用技术学院”，只开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专业第二学位。而现在加上“软件学院”的牌子后，它还可招收软件工程硕士。

　　对于接待记者时表露的敏感，张老师解释说这是因为“前不久有媒体捅出去”说他们“乱收费”。实际上，对于各软件学院的招生定价，教育部并没有统一规定，只原则性地表示“按成本定价”。而这个原则，也得到了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计委的首肯。于是，从每年1万多到每年2万多每年，每家软件学院的定价不一。而这个定价的内涵也各有说法，有的包食宿，有的包宿不包食，有的全不包；有的一次交清，有的分两、三次交，等等。但比较一致的是，不管培养模式(大本、二学位、硕士研究生)如何，价格一律比其他专业要高出一倍以上。

　　清华软件学院陈院长说：“虽然某些人对我们的理解与我们的实际情况相差较远，但是我们不作解释。”至于不作解释的原因，陈说：“因为现在很多关系还没有理顺，很多东西还不明朗。”

　　这些还没有理顺的“关系”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是学校与学院之间。示范性软件学院是公司实体，它的启动资金到底是从学校“拿”还是从学校“借”，这部分钱需不需要体现投资回报，又该如何体现；希望在学校内部办学的学院，对学校的设备、资源等的使用是“有偿”还是“无偿”；此外，软件学院聘任学校教师，其工资待遇是由一方支付还是双方支付，其编制是属于软件学院还是属于学校；如果属于前者，不合格是否可以辞退，辞退后是失业还是返回给学校；软件学院的收入是否要向学校上缴？又如何上缴？

　　其次是学校与外来投资方之间。北京工业大学软件学院院长李健说，教育部鼓励“外来资金投入”，但是“投入”不是“投资”；鼓励“按股份制模式运作”，但“股份制”不是“股份制公司”。那么，软件学院作为“学校统一组织和领导下的二级学院”，其“实体化”该如何体现？如果软件学院不是赢利实体，那么外来资金的回报形式就不适合用现金体现，那么该如何体现？

　　最后是国家与学校之间。上述细节，教育部都没有明确规定，只是表示：你们去办吧，遇到有什么问题再来找我们。教育部画了一个圈，演什么戏怎么去演得每个学校自己琢磨。但是学校难免会担心：演的时候有没有跨出圈外？

　　说起这些，李文摇头连叹：“实在是太复杂、太复杂了！”因为匆忙受命，李对软件学院目前的描述是：4位领导(一位正院长、两位副院长、一位书记)已到位，向学校落实了(租借)一幢教学楼。

　　尽管如此，李的软件学院却不得不跟着其他34所软件学院的鼓点在3月开张。因为“要是晚了，就招不到好学生了”。李文说：“先招，什么时候进校回头再看。”

　　潜流暗涌

　　北京工业大学的新楼微软.netXML技术服务中心机房，一位年轻的印度女教师正在指导学员进行上机实践，一口印度英语让台下所有的耳朵都竖了起来。这是微软与北工大合办的一次关于微软技术的培训，学员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示范性软件学院的教师，其他为来自微软合作伙伴的技术人员。

　　北工大软件学院院长李健说：“我们也是在试验印度老师的教学效果。印度进入中国的较有名气的两家培训机构APETCH和NIIT，前前后后找过我们很多次，想与我们合办，我们都拒绝了。”

　　李健解释说，印度老师的英语普遍来说口音非常重，学校不仅担心普通学员听课时会有难度，还担心长期的教学可能学生的语言素质产生影响。此外，产业化运作让印度的软件培训带上了太多的商业色彩和赢利动机，李院长担心这样的力量加入可能会牵引软件学院的办学方向产生偏离。

　　“不断有很多想进中国的印度公司来找我们。有的甚至磨磨蹭蹭一个多月就是不走，只是我们还是觉得它实力不够。”在媒体上名声响亮的印度培训势力，在与中国高校的接触中并没有太多的“亲密”体验。

　　各软件学院的股份制构架目前基本都处于正在或将来进行时。李健说，北工大正在与几家投资方商谈，而对于印度公司来说，合资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可以有一些师资、教材等方面的合作。在飞深圳前，李文在一家全国性的房地产公司的“电话轰炸”中，对其“优先选择权”表示了首肯。清华大学在对合资方问题的回答中，只是含蓄地表示，“我们跟许多国际IT公司都有合作，并在许多国内外大公司中建有实习基地。”素与全国各高校关系紧密的微软对软件学院表示“非常关注”，而IBM已与多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达成了合作。密封多年的正规学历教育市场因示范性软件学院撕开了缺口，引发众多的兴趣。

　　教育部在去年12月的联席会议上放出口风：示范性软件学院万一失却控股权，就要摘牌！信息产业部电子产品管理司副司长陈冲说：“对于软件学院，要先放，再抓。”各方势力的“合力”，将最终推动这个中国教育改革的尝试到达一个利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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