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5年出现国债期货“327”风波开始，虽然隔三差五没断了技术修补，但中国证券市场却似乎越来越走不出“雷区”。百思不得其解的证券人，终于开始意识到，证券市场的安全离不开技术，但技术织补并不等于就是安全。 关于技术与管理之间的辩证关系，开始成为证券市场思考的热点。

　　“地震”连连 监管“救灾”

　　● 本刊记者 杨小薇 于江

　　“327”：一贴清醒剂

　　1995年2月22日，出国考察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比原定归期提前6天回到上海。23日，他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交易所上班。但他万没想到的是，这一天在上交所发生了日后被业界称为“中国巴林事件”的“327”国债事件。这一事件成为他以及许多中国第一代证券人的“滑铁卢”。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公布了1995年新债发行量，加之“327”国债本身贴息消息日趋明朗，全国各地国债期货市场都快速拉升出向上突破行情。这一天，万国证券凭借利好消息违规联手操作，超限额持仓打压价格，造成市场极大混乱。收市前10来分钟，空头抛出巨量空单，迫使“327”合约由10分钟前的暴涨3元瞬间转为暴挫0.71元。当时的股市走势图上出现一根不可思议的笔直的绿线。这一空前绝后的盘面，令无数中国人终生难忘。收市后，尉文渊经过1小时近乎绝望的思考，于当晚11点，让上交所通过卫星向全国宣布：当天最后8分钟内的“327”合约交易无效，予以取消。此后不久，尉文渊的证券生涯也走出了与“327”合约最后10几分钟交易曲线十分相像的一条“绿线”。

　　“327”事件发生后不久，国债期货市场又连续出现几起恶性风波，使监管方终于彻底意识到，当时的国债期货交易已基本沦为赌场。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当时中国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作出了暂停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交易试点的决定。9月15日，上交所理事会应尉文渊的要求，免去其总经理的职务。随后，上海中央证券登记公司第一任总经理俞建麟也于1996年从证券市场匿迹。

　　6年后,记者见到当年“327”事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时，发现这许多年来，作为人生经历过的灰色大站，他们一直都抑制不住要对“327”不停反思。

　　2001年盛夏，在向记者谈起“327”往事时，俞建麟并没有如常人想象的那般踟蹰，了然于胸的答案竟是脱口而出。他认为，造成“327”事件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当时既没有在“前门堵”，也没有在“后门关”。

　　他所说的“前门”，是指技术系统在风险控制上的缺陷。当时，上交所的主要交易品种是股票。后来上了国债期货后，国债期货交易实际上是在与现货交易共用一套交易系统。对此，尉文渊也坦承：“技术是顶不上去。尽管我们当时已经认识到了系统的缺陷，但由于国债期货火起来的时间很短，总共才4个月，而且系统改动的难度也很大。”

　　就这样，由于交易所“没下太大决心”，使期货交易系统专有的风险前置控制程序，根本没有固化到上交所的交易系统中。其结果是，不具有卖空机制的股票交易系统，不能对可以卖空的期货公司交易席位或券商交易席位上的国债期货的保证金和仓位状态进行逐笔检查。一旦出现超额交易，由于缺乏穿仓预警和自动平仓手段，失去理智的投资者会立刻变成赌徒，拼命加开空仓。如果他们做反了方向，无力支付的海量超额资金，会远远大于投资者的实际支付能力。不可思议的是，在当时交易规则和配套法律都缺位的情况下，大部分“赌徒”事后根本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结果，全部资金风险都转嫁给了负责清算的上海证券中央登记公司头上。“327”之后，登记公司为此负债累累，多少年翻不过身来。

　　这还不算，当时不仅上交所的交易系统没有为国债期货做足准备，券商的信息系统也同样像个“玩具”。在“327”中全军覆没的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虽然那时也有个期货交易系统，但据知情者透露，当年这套匆匆上马的系统，只是为了完成日常交易，外加满足清算，而期货交易系统中其余必备的风险控制功能统统没有。

　　如同技术系统堵不住“前门”一样，当时中国证券市场的管理体制、配套法律体系以及整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经验，也都没有能力把从“前门”钻进来的非理性交易在后门通过人和制度加以控制，造成这些风险竟大摇大摆地四处滋事。

　　金融工程管理滞后

　　现任华夏证券总工程师的周志钢，时任万国证券的研发部主任，他亲身经历了“327”事件。在今年不久前，在向记者分析起“327”时代技术系统弊端时，同时拥有计算机和数学学位、最近又刚刚在中欧工商管理学院读完MBA的周志钢，引入的竟是“金融工程”概念。

　　在今天的他看来，当年“327”风波的出现，实际上是金融工程研究滞后造成的。他认为：“若从金融工程的角度看，一个新品种的收益和风险其实是同等的。但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只有股票一个品种时，业界对国债期货这个新品种有多大风险，该怎么操作、怎么管理和怎么监控，一点概念都没有，而是在沿用股票的办法管理属于金融衍生品的国债期货。也是用同样的理念来规划、建设技术系统。出事后，无论是我，还是别人都觉得很茫然，想不通，认为还是操作层面的事。现在想来，其实是当初对风险防范得不够。”

　　大约在1997年、1998年期间，周志钢从美国JP.摩根处找到了一个用于金融工程风险控制的利器——可以固化到券商内部监控系统中的数学模型(美国证券行业风险控制软件，已成为美国行业性的标准)。“你的仓位能承受的风险，保证金，以及对整个市场的风险评测，都可以细化到每个投资品种。模型会告诉你收益是多少，但同时也会告诉你风险是多少。决策者可以根据风险评测的数据，结合企业的风险偏好，决定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可惜这种模型，当年我们在做系统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周志钢说话的语调很平缓。但在这平缓表达的背后，积淀了长达数年的思索。

　　据他透露，其实在“327”风波发生之前，时任万国证券总经理的管金生已经在内部轰轰烈烈发动了“五大机制”改革。在新建机制中就有风险防范机制。“但从提出五大机制到出事，中间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交易监督制约机制、风险防范机制的流程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每当提起“327”，周志钢不仅“有阵痛，心里很不舒服”，而且，也让1992年进入万国证券的他，多少有些许“不甘心”。

　　直到“327”事件爆发，刚刚找到良好感觉的证券人才猛然发现，在为了保效率拼命圈地而放弃安全和监控的时候，曾经像金山一样的资本市场，竟魔术般变成了一座火焰山。迫不得已，证券人又开始寻找灭火的“芭蕉扇”。

　　上海：“清算”诸侯割据

　　1995年底，“327”风波总算平息了。已经从上交所独立出去的上海证券中央登记公司，在为“327”背上大量债务后，在业内最早开始行亡羊补牢之举。时任登记公司技术部经理的蒋建人说：“在‘327’后的市场冷静期里，我们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好好考虑一下清算业务模式和整合清算系统。”

　　上海登记公司立即动手，回收散落于各地“诸侯”手中的清算权，废除了差一点置他们于死地的三级清算，改为法人清算，开始实行沿用至今的二级清算，即登记公司与其会员证券公司法人进行一级清算，券商直接与股民进行二级清算。其目的是把分散在各地结算代理机构、银行的资金管理权集中到登记公司，但资金仍存在银行。

　　上海登记公司何以非要从三级清算开刀？

　　从1993年5月9日正式运行之日起，上海登记公司就采用了“中央登记”模式。为了方便股民，当时的上海登记公司采用了三级清算：即上海登记公司与异地结算代理机构进行一级清算；结算代理机构与当地证券营业部进行二级清算；营业部与股民进行三级清算。这样做最大的弊端是使资金全都分散在各地，上海登记公司本身却没有资金可用。如需垫付清算资金，登记公司只好向上海的银行贷款。为此，登记公司背上了沉重的利息负担。尤其在“327”事件中，投资者的欠款排山倒海般全部压在了上海登记公司身上。

　　清算权的进一步集中，券商从中也获益颇多：券商总部藉此收回了营业部部分资金管理权，大大制约了当时营业部普遍滥用资金的现象；此外，券商还可以以总部为单位，统一向登记公司支付清算保证金，大大提高了券商的资金利用率。

　　上海登记公司1997年1月正式开始推行法人清算模式。新模式的平滑转变得到了在“327”冷静期后重新整合过的清算系统的鼎力支持。这个被蒋建人称为登记公司“大规模信息基础建设序幕”的技术升级，开始于“327”出事不久后的1995年7月，但直到1997年1月才启动大规模投资。结合公司搬迁浦东，登记公司为此先后投入了五六千万元人民币。直到1999年，整个系统才全部完成上线。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上海登记公司采取分模块整合的策略，重组了清算系统，先后搭建起开户、交收、存管、债券、权益、清算、日终(每日收市后的数据处理)和通信8大子系统。系统全线运行后，不但提高了上海登记公司清算系统的集成性，使子系统之间的数据可以做到共享，而且对上海登记公司的原有业务模式也逐步做了改造与重组。

　　这8大子系统中，首先投入运营的是“A股开户系统”，这个系统是蒋建人在登记公司首次引进的IBM AS/400平台上开发的。“A股开户系统”启动之前，虽然股票早就实现了无纸化，但登记公司从各地拿过来的股民开户资料却还都是纸质的。蒋建人回忆说：“股民的开户资料一堆堆地堆在地上，对与错都没有人管。还曾多次发生过两个自然人用同一个账户的重号现象，弄得都无法确认账户中的股票是谁买的，结果两人的财产关系根本没办法确定。”虽然依据法律，登记公司负有说清类似财产关系的义务，但实际上它有时就是难以说清。而基于计算机管理的开户系统的建立，便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种账户重号的问题。由此，登记公司的业务人员开始对技术刮目相看，“变得非常支持技术系统建设了。”

　　继开户系统启动后，1997年10月，登记公司交收子系统投产运行。法人清算的模式以及整个业务流程，也开始全部都固化在交收系统中了。这步棋实际上是为上海登记公司业务模式的大变革鸣锣开道。

　　但解决旧问题时流的汗尚未擦干，新问题又接二连三冒了出来：由于银行与证券市场的效率不同步，证券清算时的交收不畅，已连累到法人清算，带来了交收效率下降。其实，早期的上海登记公司之所以实行三级清算、在全国设立了几百个结算代理机构，并非没有道理。主要是因为那时在不同银行间甚至同一银行内进行异地转账时，资金在途时间经常需要两三天，无法保证当时股票市场T+1(当天买入，第二天才能卖出)的交收周期。而实行法人清算后，尽管资金清算权的集中提升了交收安全，却使效率也降下来了。这种效率瓶颈，曾一度使上海登记公司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处于鱼和熊掌不能两全的境地。直到1998年登记公司的Prop通信软件平台投入使用，才使安全与效率真正得到平衡发展。

　　通过Prop通信平台，登记公司各地的客户可以跟银行直联，在银行和登记公司之间划拨款项。同时，在证券市场海量资金的“诱惑”下，银行应登记公司的要求，可以做到2小时内划款必须到账。自此，异行间、异地间的资金在途时间从两三天一下子缩短到2小时之内。这使法人清算的效率也恢复到原来三级清算时的水准，大大化解了集中交收带来的不便。当时在上海登记公司业务人员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评价——“如果没有Prop和交收系统的支持，法人结算恐怕不会推得这么成功。”

　　深圳：确立两级托管

　　虽同为证券登记公司，千里之外的深圳证券登记公司走出的一行脚印，与上海登记公司并不重合。虽然在“清算”诸侯割据上是个特例，但仍然各有千秋。与上海人做事相反，早于深交所成立的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在成立之初是与深交所相互独立的两个法人单位。到了1995年9月，深圳登记公司却并入了深交所。

　　1993年7月，颇费了一番戏剧性周折才从贵州遵义三线企业调到深圳登记公司的万南洋，之前从没有接触过证券领域，他是通过开发系统，才熟悉了整个登记公司的业务模式与流程。当1994年8月在IBM AS400上开发的新系统顺利上线后，与业务磨合了一年的他发现，当时登记公司的集中清算、分布式登记的业务模式有问题。旧模式让万南洋觉得像“诸侯割据”。

　　各辖一方水土的业务模式导致很多环节走不通。比如，股民的权益分配以及股息派发都要由深圳登记公司先派给银行，银行再把钱分到投资者的证券账户上。由于登记公司跟投资者、银行、证券公司没有直接关系，谁在哪里，登记公司根本搞不清，这给登记公司的管理和风险监控都带来了相当难度。

　　业务模式上的缺陷反应在清算系统里就是数据流向不合理。于是，1994年8月版系统上线不久，时任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的万南洋马不停蹄，立刻又投入了系统改版。这便是1995年开始、1996年5月18日完成的深圳证券登记公司(1995年9月，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并入深交所)的“5.18”工程。

　　由清算系统理顺的业务模式和数据流向，开始把深圳登记公司由“集中清算、分布式登记”的模式改为“集中清算、两级托管”。为顺利实现改革，万南洋先在系统里统一了全国股东代码，使深交所的股民可以在全国任何一家证券营业部做交易。这为投资者带来了极大方便，同时也简化了深交所的前台监控系统；监控系统在交易前只用做股东资料处理，而无须查询席位情况。这也是后来证券市场一度呈现出深强沪弱的主要技术因素之一。

　　接着，深圳登记公司也开始回收散落于各地“诸侯”手中的清算权，将投资者的明细账，即二级账全部收入清算系统。而在此前，交易所的清算系统里只有券商的一级账。在新模式下，登记公司管全国的总账，券商管投资者的账，券商的账是总账的子集。至此，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央、券商两级的托管才真正得以实现。走到这一步，深交所的清算模式便真正固化在了信息系统之中。

　　就在交易所忙着“清算”诸侯割据的时候，券商那头的安全开始频频告急，隐患有快速升级为大面积灾难的趋势。

　　初遇多事之秋

　　早在1994年，发生在万国证券上海陆家浜营业部的宕机事故，曾给周志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这个营业部的交易服务器硬盘坏了，由于没有备份机，在数据恢复的一个多小时内，营业部的交易只好中断。为此，失去了机会财富的四五十个股民，因一时气愤砸了营业部。事情发生后，为了处理股民赔偿问题，万国证券公司总部经纪管理部的全班人马出动，集体到陆家浜营业部上了好几天班。结果，本来是一台七八万元的备份服务器就可以避免的事故，却让万国付出远高于这个数目的代价。事后，陆家浜营业部的经理曾对周志钢说：“花再多的钱也要解决备份问题。”

　　正当券商疲于应付由系统可靠性隐患带来的困扰时，来自内外部黑客攻击系统、利用系统作案的恶性安全事件，又成了券商真正的心头大患。

　　曾为中国证券市场打江山立过汗马功劳的Novell系统，由于天生存在安全缺陷，那时已渐渐成为证券行业信息系统最大的隐忧。一些券商内部的不法技术人员，开始利用Fox系列产品的技术缺陷，钻保证金管理的空子。他们通过技术手段将他人的保证金挪到自己账户上买卖股票，同时还能把账做平，赚了归自己。即使做亏了，被盗股民也很难发现。他们还用这种方法盗卖股民的股票。这时，人们才清醒意识到，作为微机数据库，Foxpro、Foxbase平台本身就不安全，它对数据的完整性、安全性无法完全保障。能接触到Fox的人，可以没有任何技术障碍地看到并改动系统中所有的信息。在他们面前，系统是个可让他们按私欲任意摆布的“魔方”。而券商的领导所能做的，似乎只是祈祷他的技术人员职业道德良好。今天回头看去，国信证券的技术总监廖亚滨苦笑着用“庆幸”两字来形容他们公司这么多年来的平安无事。

　　1995年底开始，大部分券商纷纷采用NT平台上的SQL Server升级了自己的柜台交易系统，在不降低效率的前提下，全面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尽可能提高平均无故障比例。此外，该系统还对系统每个用户相应的权限做出了限制。从此，Novell系统渐渐淡出我国证券行业。目前，已有80%至90%的证券公司采用了NT平台上的SQL Server。

　　规范出世

　　据业内资深人士回忆，即使做了平台升级，市场里的技术事故还是频繁到了几乎月月都有案子。诸如因挖沟导致通讯中断、宕机、电脑人员作案、操作失误等层出不穷。“尽管这些案子最终涉及的金额都不大，但那时候通信断了后，又没有备份，焦急的股民就噼呖啪啦地砸桌子、砸玻璃，影响特别坏。”中国证监会技术监管处副处长杨书琴回忆说。

　　长久以来对信息系统安全和系统可靠性的忽视，终于让券商开始为之付出代价，也终于让监管部门明白了，安全一定要从技术抓起，但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安全。如今中国证监会对中国证券期货信息技术的监管职能，就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延伸出来的。

　　杨书琴在回忆信息中心成立之初时说：“当时对这一系列案件的调查和处理，在很大意义上向我们提出了要求：行业技术不能不管。开始，它可能只是违规，但最后会引起犯罪。”于是，中国证监会一改以往对行业技术“无为而治”的管理态度，1997年正式成立了承担着技术监管、系统规划与推动实施、监管行业信息资源功能的职能部门——中国证监会信息中心。

　　证监会信息中心成立伊始便担任技术监管处副处长的杨书琴，是将起草全行业的“营业部信息系统管理规范”，作为自己新工作的起点。“在这之前，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一直在摸索行业技术监管到底该怎么去管？”经过无数次的讨论、征求意见和争执，信息中心监管行业技术的思路日渐清晰，即：要实行集中管理。“集中管理的概念，实际上是让各证券公司拥有下面营业部技术管理的权力。而以前总部是没有这个权力的。”杨书琴说。

　　其实，集中管理直到今天也才刚刚迈出零点。业内有人称此为“历史的遗憾”。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在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发展起来的。它是先有柜台交易，然后才有了管理这些柜台的营业部。后来，营业部生出了它明天的“父母”——证券公司，最后才有了今天看上去横竖都得有的证券交易所。这种古里古怪的发展历史，使得中国的券商过去一直采用以营业部为利润中心的建制，在技术管理上就更是一盘散沙。交易所直接面对的是营业部，营业部的技术系统成为整个证券市场信息环路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这样的技术框架，也决定了营业部的网络管理框架——营业部有权决定自己的技术系统，证券公司的管理被完全架空。营业部往往各自为政。同一家证券公司的营业部间使用的柜台交易系统版本不同甚至品牌不同的情况司空见惯。营业部与公司总部间，在各方面的管理，包括技术管理都“很松散”。尤其在技术上，根本不受公司控制，也不接受交易所的领导。结果，组织和管理上的松散，使大小券商很难控制营业部系统的技术风险，尤其对人为因素引发的技术事故常常束手无策。

　　因此，证监会信息中心于1999年发布的《证券经营机构营业部信息系统技术管理规范(试行)》(简称规范)，特别将集中管理作为核心理念贯穿其中。于是，“电脑中心”这种组织建制，第一次出现在证券行业性的技术管理法规中。在泰阳证券信息中心副总经理汤玉龙看来，“‘电脑中心’明确规定了总部必须有电脑管理部门。它赋予总部技术管理的权力，明确了它的责任、义务和框架。”显然，规范对券商组织结构的改变，直接决定了技术管理的模式。

　　众所周知，信息系统建设是要花钱投入的。但在规范出台以前，券商总部的技术人员要钱很不容易。总有人问，凭什么要这么多钱？杂牌机就够了，要名牌机干什么？但现在，技术人员可以拿着规范这把“利剑”，理直气壮地“只管向老总要投入”。自此以后，像通信设备备份，交易、行情服务器双机备份，数据备份等等过去不受重视的“奢侈”消费，也成为了证券业再自然不过的技术措施。证券人已无须再在事故后的后悔声中，没完没了地往系统上贴补丁了。

　　规范中的另一大突破是建立了营业部技术从业人员的轮岗制度。杨书琴强调：“营业部技术人员随时可以从A地区调到B地区。这其实至关重要。总部只有在组织上建立这样的制度，才可能打破人员地域的局限。”人员相互间的制衡，无疑为券商的系统加上了一堵制度的“防火墙”。

　　然而，白纸黑字好写，要把它们都落实为从南到北、自上而下的制度，谈何容易！尽管集中模式可以把券商从作坊里带到现代化的大企业之中，但当年靠营业部养大的券商，真要彻底与营业部摊牌，讲新世纪发展的大道理时，却感到阻力重重。10年的历史不长，但对中国券商来说它挺沉。也许到了该清理清理，然后轻装上路的时候了。

　　(请读者继续关注本刊下期的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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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市场规范期技术大事记

　　1994年8月：深圳证券登记公司首次在IBM AS/400上开发的清算系统上线。

　　1995年：深圳登记公司启动全面改造清算系统的“5.18”工程。

　　1995年2月23日：发生“327”国债期货事件。

　　1995年7月：上海证券登记公司启动清算系统升级工程。

　　1995年9月：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并入深圳证券交易所。

　　1995年底：券商开始陆续将柜台交易系统移植到Windows NT平台的SQL SERVER上；NOVELL开始淡出中国证券技术舞台。

　　1996年5月18日：深交所清算系统改造“5.18”工程顺利完成，系统投入运行。

　　1995年～1996年：中国证券技术事故频发。

　　1997年1月：上海证券中央登记公司开始推行法人清算模式；开始大规模技术投入。

　　1997年：中国证监会信息中心成立。

　　1997年～1999年：上海证券登记公司采取分模块整合策略，重组清算系统，先后搭建了开户、交收、存管、债券、权益、清算、日终和通信8大子系统。

　　1997年10月：上海登记公司交收子系统投产运行。

　　1998年3月5日：证监会信息中心出台《证券营业机构营业部信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

　　1998年：上海登记公司的PROP通信软件平台投入使用。

　　1999年：上海证券登记公司清算系统整合完成，全面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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