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谢湘

　　中国的软件业实际上是与印度同时起步的。但统计资料显示，去年印度软件业的出口金额是中国的14倍；印度整个软件产业的年增长速度是55%，而我们只有30%。

　　2000年6月24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第18号文件《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

若干政策》，对软件产业在投融资、税收、出口、收入分配、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行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制订了全面、系统的鼓励性措施，其优惠程度前所未有。据悉，这是我国继汽车产业之后推出的第二个产业政策。

　　9月22日，在北京中关村召开的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上，来自政府部门主管IT产业的领导、部分软件企业的老总就“18号文件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进行了对话和探讨。

　　刚刚从印度考察回来的北京市科委副主任俞慈声介绍，在软件发展方向上，印度定位定得非常切实，就是外包，出口定制；政府在出口软件方面给予种种优惠，100%出口，可以享受100%的免税。

　　身为政府官员，俞慈声感到，政府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适合国情的政策，所以在软件发展战略上至今还有很多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观点。比如说，中国的软件业应该以大企业为主，还是以中小企业为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

　　科技部火炬中心软件处处长邱小玲说，印度把软件出口作为基本国策，而且雄心勃勃，计划在2005年成为世界IT强国。而我们国家的政策迟迟没有出台。直到18号文件出台，才改写了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历史。

　　软件产业发展的具体政策环境如何，是影响中国软件产业做大的直接因素。论坛上，众多发言者将不理想的政策环境列举了若干。

　　———譬如大学教材更新的问题。在印度，软件方面的教材每年必须更新30%，而且要根据世界上最新的技术产业的走势和最新的教材博采众长。但是按我们国家现有的管理体制，一本教材的更新，从申报、编写、评审到出版，最快也得3年。大连东软信息技术学院院长温涛说，我们所有的高校，包括清华、北大在内，教材基本上没有变过。

　　———譬如人才培训的问题。印度大量软件人才的培养，得力于民间的培训机构。但是我国教育部门对社会力量办学限制得非常严格，要求你有多少藏书、多少面积、多少专职教师，审批起来非常困难。他不给你审批，你就不能公开招生，物价局就要查你。

　　———譬如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及政策统一问题。安易公司总经理严绍业说，文件规定，软件成果可以作为部分注册资本，但实际上很难办到。他们和CA公司合资合作，双方都觉得这是门当户对，北京市工商局却认为不行。后来他们变通了一下，拿到国外去注册，就可以了。前一段时间，很多企业反映18号文件没有落实，追根溯源是原来的信息产业部和国税总局没有达成一致，在国家这个层次没有协调好。

　　———譬如市场培育的问题。严绍业说，虽然18号文件给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可是没有市场怎么办？政府部门要考虑怎么样促进软件业的市场需求。他介绍，韩国今年发布了一个政策，中小企业要上ERP，上管理软件，花100万元给你50万元的补贴。这个需求对企业、对国家都是有利的。江苏省科技厅最近颁布了一项政策，叫做制造业信息化，号召江苏的制造业企业上ERP等信息化产品，只要上了，省科技厅补贴至少20万元，然后，各个企业所在的区科技局再给10万元。

　　———譬如整顿市场秩序的问题。目前，阻碍国内软件产业发展的最大问题是盗版猖獗。几位老总不约而同地谈到，地方保护主义、行业保护主义的现象还比比皆是。

　　———譬如进入国际市场的问题。大唐电信国际部一位负责产品出口的业务主管遇到一个现实的问题：他们迫切需要在海外建立一个公司以拓展市场，但一年也没有做下来，因为政府对公司的进出口额度有硬性要求。

　　———譬如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的质量认证问题。ISO9000和CMM认证，对软件企业很重要，是走向国际化的通行证。有一位企业家反映，目前这个认证太贵了，一次需要几百万元。但有消息说，北京市科委将专门拿出近千万元资金，用于推动CMM认证的补贴和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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