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文

　　风险投资敢冒风险吗？

　　风险投资企业到底怕不怕风险，从一个专业术语——“概念期”?也许可见一斑。

　　“教授们把他们自己那点技术看得很了不起，但到底能不能变成商品，商品好不好卖，还很难说，不确定性这么大，投它干嘛？”一位国有风险投资公司的部门经理这样对记者说。

　　对于这种在业内被称为“概念期”介入的第一阶段，记者寻访的好几家国有的风险投资公司都以“风险大”为理由，表现出了同样的“冷淡”。

　　其实“概念期”介入并不仅仅意味着“风险”，更意味着惊人的高回报。投入少量资金往往能得到相当多的股权。同样的股权，概念期只要几百万元就可以拿到，但到了产品成熟再投入，可能需要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才能够搞定。据说，美国曾有1／3的风险资本是用于企业的初始创业投资阶段的。

　　而国内不少风险投资公司宁愿少赚点，也要选择风险小的后期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风险投资运作“规矩”对于不少公司来说甚至讳莫如深。他们总是强调：项目太难找了。

　　不敢冒险是因为“国有”

　　“风险投资应该是一个充满冒险的行业，国有企业当然不能拿着国家的财产随便冒险。建立国有的风险投资公司是一个悖论。”一位国有风险投资公司的人士这样分析风险投资公司的现状。这位人士认为，浙江是一个民间资本十分丰富的省份，民间资本天然的冒险精神是风险投资业的一大先觉优势，但现实的情况却是：目前浙江的风险投资公司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民间资本没有进入角色。

　　据浙江风险投资协会不完全统计，浙江十几家风险投资公司中，只有两三家是民营的，其余都是国有企业控股，或者由政府“扶持”发展起来的。

　　国有企业的老总们大多有过类似的经历：要做一个风险较大的项目，往往会有人劝他：“何苦呢，又不是你家的，搞好了没好处，搞砸了，吃不了兜着走。”涉足高风险行业国有风险投资公司的老总们，往往更听得进这样的劝告。因为自己的决策关系到国家的“财产安全”，如果连搞几个项目暂时都是赔钱的，用不了多久，上面也许就有人来查：怎么在你手里总是亏损？是不是有什么黑幕交易？而众所周知，风险投资就项目而言，亏的数目肯定多于赚的，从这个角度分析，国有企业从事风险投资，似乎是一个悖论。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也是公司的主业啊！”一位风险投资公司工作人员的话在记者采访的几家风险投资公司那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找不到项目，风险投资公司却不敢停止赚钱，在风险投资之外，国有风险投资企业还从事不少无风险可言的业务，“打新股”、在股市上参与做庄、做咨询……成了一些风险投资公司趋之若鹜的生财之道。

　　一些风险投资公司虽然并不承认自己在打新股，但他们却竭力为这种行为辩解：风险投资的回报年限较长，总不能让暂时闲置的资金闲着吧？

　　从一些国有风险投资公司名目繁多的业务来看，风险投资这个主业，似乎被削弱了。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对于风险投资行业，政府要做的是造一条通道，而不是身先士卒往里闯。

　　华南理工大学任兆璋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说，政府的税收收入的用处是有明确规定的，一类用于政府购买；另一类是救济社会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如果政府将财政收入投入高风险的领域，与政府在经济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肯定是不相符的。

　　民间资本与风险投资“缘份”还未到？

　　浙江是我国民间资本最多的省份，达到5000亿，其中3500亿处于闲置状态。虽然国有风险投资公司内部一些人很看好民间资本在风险投资行业内的前景，但种种情况表明，这些大量的民间资本和风险投资还有一条宽广的沟壑需要跨越。

　　民间资本没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第一个原因与国有公司一样是不敢冒险。杭州高新创业管理咨询公司的总经理陈荣说，一些民营老板也来咨询过风险投资行业，但“胆小”往往阻碍了他们进入这个行业。这些老板甚至要求咨询公司给他们打保票稳赚，一听到有风险就犹豫了，甚至没经过风险调查就退缩了。

　　因为不具备风险投资行业的行业经验，一些民间资本往往对于自己主业之外的行业一无所知，以民间资本为主的万向风险投资公司去年成立以来，虽然成功介入了一个项目，但也是与自己业务范围相近的行业。缺乏专业的风险投资公司的经营人才，民间资本和风险投资之间似乎是缺少了一个“月老”，难以结合。

　　即使敢于冒险，民营资本进入风险投资行业目前也还有几道门槛高了点。“举个例子说吧”，浙江省风险投资协会一位姓郝的先生说，“根据杭州市的一些规定，税收上，民间资本就不占优势。”他分析说，目前许多国有风险投资公司由于政府的扶持，都顺利地挂上了“科技”的头衔，这个头衔需要科委审批，民间资本可不那么容易弄到。而这两个字的头衔却是意味着“三免两减”的税收优惠，折合一下，值好几百万元，甚至好几千万元，这就意味着民间风险投资在起跑线上就落后了。

　　风险投资 不是不需要政府

　　中山大学教授申曙光曾发表文章论述此事，他认为，除了直接办公司外，政府对于风险投资其实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给予风险投资行业以税收优惠，是一个最直接、有效的促进手段。不少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作为注解：美国1981年规定，风险投资额的60％免税，其余的40％课以50％的所得税，这使美国的风险投资在80年代初以年均46％的幅度激增。

　　税收的减免，让资本所有者看到有利可图，还帮助他们承担一部分风险，从而使他们在巨大的风险面前“勇敢”起来，增加了信心。

　　政府提供信用担保也是一个给风险投资行业“打气”的好办法。国家财政设立信用担保基金，为商业银行向风险投资企业放款提供一定比例的担保。

　　这样，就运用杠杆原理，以少量的资金撬动大量的银行资金和民间资金投向风险企业。因此，政府的信用担保被称为风险资金的“放大器”，它的放大倍数通常可达10-15倍。

　　此外，加速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也是政府可以为风险投资做的“有用功”。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的王连洲认为，尽快修改《公司法》，完善《合伙企业法》，出台《信托法》和《投资基金法》是当务之急，因为这几部法律与风险投资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由于法律方面的障碍，高新技术交易市场迟迟没有建立起来、出资人利益无法得到切实保证、资产委托管理制度缺乏法律依据等都成了各种资金，特别是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行业的“政策风险”。

　　风险投资不该由政府直接办，许多专家都有共识。但专家们同时也认为，消除民间资本面对风险投资的畏惧，为他们铺设一个进入行业的通道，却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风险投资业这台戏中，政府绝不是一个可以或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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