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社会中,谁是创新的主体或发动者?是谁通过新产品的推出、新工艺的采用、新市场的开拓及新型商业组织的引入,唤醒沉睡的市场和消费者的热情,为经济增长注入绵绵不绝的活力,并引领人类告别贫困、步入丰裕?
企业创新引领经济增长
这是一个标准的熊彼特式的问题。他把这一殊荣授予企业家————更准确的译法应该是创业家。晚年的熊彼特似乎有所转变:有感于大型实业企业日益取得的支配地位,技术创新开始成为一种系统化的常规行为,其载体则是大公司的研发部门,譬如,贝尔实验室一类的机构。
在这种情形下,行政管理人员取代了企业家成为新时代的领路者;创业活动则由绚丽归于平淡,具有革命意义的商业和技术创新———所谓创造性的毁灭,即使未因此而停顿,也在很大程度上有所消沉。资本主义将因此————因创新力的失落而消亡,接下来演进将是“长驱直入社会主义”。
半个世纪过去了,熊彼特预言并未应验:尽管大公司的创新能力远不如其创业者前辈,但也并非一无是处;中小型企业的创设和创新仍然活跃————虽然已被大公司排挤到外围。但熊彼特的担忧依然有效————在上述格局下,资本主义的活力确已大不如前。
这种情形在20世纪的最后数十年,特别是90年代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小型的创业企业重新回到了商业舞台中心,并再次扮演《哈姆雷特》中的王子角色。英特尔、微软、戴尔、思科和AOL等在10年或20年前并不存在的企业取代了那些百年老店,成为新一代的商业巨子,整个经济亦因此而重现生机。
风险投资和创业板股市提供资源
问题是,这种情形是如何发生的?是谁促成这些新兴企业具有足够的资源和勇气挑战那些商界的歌利亚,如IBM和拥有贝尔实验室的朗讯公司等,并使之节节败退?答案是风险投资和股票市场的创业板。这就是最近翻译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互联网大萧条》一书以一种富有洞察力的方式向我们证明的观点。
本书的作者曼德尔是美国《商业周刊》的著名编辑,也是新经济的一位主要预言家;他所拥有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头衔亦使之颇具学术根底。曼德尔指出,风险资本目前已成为美国研发投资的重要来源,其所占的比例在2000年一季度已达研发投资的30%左右,比80年代的平均比重提高了10倍。
正是这种资本的惊人增长资助了数以万计的创业计划,从中产生了一大批新兴的明星企业;而造成风险投资大量形成的驱动因素,一方面是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资金输送,另一方面,则是股票市场创业板(即NASDAQ市场)通过IPO(首次公募上市)为其提供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出口。此外,以股票认购权为主要报酬的大批高技术人才向创投企业的流入使之获得了另一关键的生产要素。以上四种力量的汇聚促成了美国企业家精神的再度兴盛,新经济于焉发生。
在这一链条中,风险投资和股票市场是两个主要的环节。风险投资家本身就是一种职业的创新者:除了利润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的目标;而除了创新和资助创业以外,他们也没有获取利润的其他手段。他们的主要本领就是其高超的风险管理技能:他们熟知创业之旅的一切艰难险阻及如何安然过渡的航标,并且乐于将其传授给初出茅庐的创业者。
创业板股市是风险投资之源
然而,风险投资最深厚的伟力来自它所依托的创业板股票市场,通过后者,风险资本得以回收其投资并兑现利润,然后以更大的规模投入新一轮的创业投资。由于在创业板发行上市的新兴公司并无“3年利润纪录”,事实上大都仍处于亏损状态,因此这一股票市场实际上是一种更大规模的风险投资之源,其性质可定义为风险投资的接力或新一期扩展。通过股票市场的评估和筛选机制,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企业得到源源不断的进一步资助;而对于这些企业的每一步进展,创业板市场都不吝给予极大的鼓励(通过其市值的增加),就像一位溺爱子女的慈父一样————有时是过于溺爱了。
由于股票市场赋予这些新兴公司极高市值,使后者终于能在规模上与那些根深蒂固的“在位者”相抗衡,甚至一举超越。如果说,风险投资交给股票市场的IPO企业只是一个适龄学童,股票市场则依其能力和资质之不同分别将其培养成学士、硕士、博士,甚或商业大师————实在不堪雕琢者也会令其退学。
可以说,股票市场是新兴公司的成人礼,其重要性较之早期的风险投资有过之而无不及。撒切尔夫人在总结欧洲高科技产业落后于美国的原因时指出,这不是因为欧洲的科学和工程基础不如美国,而是其风险投资落后于美国10年。此说固然不错,但还应该补充一句:其创业板市场比美国落后得更多。
正因为与创业板股票市场具有这种天然联系,风险投资虽然在数额上与大公司的研发投资相比只是一个小头,但它与前者一起制造明星的能力却足以令大公司震慑并迫使它们加强创新和面向未来的资本支出。这样,在经济的一切层面上,创新的速率都大大加快了,勇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亦随之一振。
借助创业板建立中国创新能力
但为什么本书会宣称互联网和新经济将导致一场严重的萧条?这也可从股票市场的核心驱动作用得到解释:纳斯达克市场指数的下跌,将使赖其为后盾的风险投资大大萎缩,并以此导致创业、研发和商业创新的减缓,大公司也会因竞争压力的松动重新获得一定的价格力量,并由此导致久违的滞胀局面重现,等等。如果美联储的政策应对不当,这种衰退可能会演化为一场缠绵不去的萧条,就像30年代的美国或90年代的日本。当然,这一切可能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抛开其关于萧条的争议性话题,本书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以一种非常到位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现代创新体系的一个成功的样板,使我们在思考如何建立中国创新能力时获益良多。(黄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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