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一九九二：它就这样过去了，它值得我们怀念

　　来源： 8字路口  作者 令孤

　　1992年的1月19日，农历腊月十五，正好是“大寒”，也就是这一年中最冷的日子。深圳虽然是南方，但天气阴着，冷风吹皱了深圳河的水面，也吹起了宾馆礼仪小姐的裙子。

　　一位矮个子老人，此时正站在深圳的街头，对着一群随行人员说话，用差一点成为普通话的川普：

　　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半个月后就是春节，《深圳特区报》发了一组评论文章，把老人的话复述了一遍。其中一篇这么说：

　　湖北神农架地区遭到了野猪祸害，有人想了个办法，在电线杆上装了个高音喇叭，天天播放狮子和老虎的叫声，吓唬野猪。

　　一开始还真管用，后来野猪听多了，总不见狮虎来，便知道是假的，把电线杠给拱倒了。

　　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讲空话、唱高调，连野猪也骗不了。

　　几个月后，在中国的最北方，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长赵明非起了个大早，来到了贸易市场。

　　他花一块钱买了门票，又花两块钱租了个摊位，卖起了东西：一件皮夹克、一瓶蜂王浆、从宾馆拿的的牙具、两个饭盒。

　　不一会，电视台的记者来了，举着相机拍照。工商局的人来了，还帮忙吆喝了一嗓子：赵市长摆地摊了，大家快来买呀。跟着，警察也来了，说要保护他的安全。

　　人越围越多，赵市长见好就收，卷起自己的货，回去了。后来他透露，电视台的人其实是他自己找的。

　　很明显，这是一场作秀，但是效果很明显，绥芬河市成为第一批边境开放城市。

　　赵市长还有个身份，他是那位老人的外甥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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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之所以要去深圳，是因为那时候大家总是纠结个体经济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尤其是北京的几份报纸，总是唱反调。社会有所停滞，他不得不重回南方。

　　回想起十三年前的那个春天，他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很多人的命运，被这个圈给改变了。

　　1980年末，19岁的温州姑娘章华妹去了趟当地的工商所，领了一个营业执照，编号是10101。字是用毛笔写的。

　　在接到领证通知时，她还犹豫要不要去。害怕一旦领了证，有了证据，以后要是再割资本主义尾巴怎么办？

　　章华妹的生意，今天看起来寒酸得很。就是在自家门口摆个地摊，卖一些针线、纽扣一类的日用品。她的同学在路上见了她，都赶快把脸别过去，装作不认识。她就低着头赶快溜过去。

　　但她的内心，其实是很满意的。她的小摊一个月也就赚二十块钱，但当时物价低，这二十块就够一大家子人吃饭了。

　　当时，温州的工商局也刚成立。工作人员看到章华妹摆摊，便告诉她，现在做生意放开了，可以去领个证。她回去和爸爸商量，爸爸觉得国家说要改革开放，领了应该不会错。于是，她就去了，拿回来挂在家里。

　　没成想，这是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她成了中国第一个合法的个体户。那一年她21岁。

　　如今，章华妹是一家服装辅（niu）料（kou）公司的老板。她把“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几个字，写在了公司营业执照上。2005年，她参加第三届同学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把她捧在当中，包括当初看不起她摆摊的那几个。

　　不过，她之后的发展，其实也就一般般。转行做皮鞋失败，足足用了两年时间才处理完库存，不得不重新做回纽扣；她老公做珠宝生意，两个月赔了80万。她儿子自己开酒吧，压根不想跟着她继续卖纽扣。

　　摆得早不如摆得巧。有几个中年男人，摆摊虽然比她晚，但摆得成功。

　　1984年，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拉着一辆平板车，在北京中科院的门前摆起了摊，卖的是电子表，后来还批发过旱冰鞋、运动裤衩和家用电器。

　　他叫柳传志，本来是中科院人事局的干部，半路出来创业，搞了一家“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公司赚不到钱，他不得不练起了摊。这一年，他刚好四十岁。

当年柳传志摆摊的地方。

　　当时，电子表都是跑到深圳才能进到货。他第一次去，揣了一千块钱巨款。那时候交易只能用现金，不像现在满大街的码商都会拿出一个二维码。他平时是个很爱丢东西的人，妻子把钱给他缝在裤子里，非常结实。掏都掏不出来，除非把裤子脱下来。

　　结果，到深圳排队买货的时候，非常尴尬。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他不得不说，你等一下。然后，一溜小跑，跑到一个没人的角落，把裤子脱下来……

　　摆摊当倒爷的路一开始并不顺利。公司一共才20万元资本，没几天就被骗了14万。那是一个江西的女骗子，骗他说有一批便宜的彩电。结果钱汇过去了，彩电就没了，人也消失了。报警后足足过了几年，才把骗子抓住。但赃款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很多年以后，他还恨恨不已，说了一句特别政治不正确的话：这骗子这么厉害，怎么也得是个男的吧。

　　靠练摊，他的公司好歹有个样子，一年能赚100多万了，却又被人一下骗走了300万——300万，放到现在的北京，也就是三环一个地下室的价钱。

　　在当时，这个级别的数字一般用来形容小行星到地球的距离。社会就像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演的那样，经常有小行星撞地球的科学发现，很多人深信不疑。

　　柳传志找人打听到对方住的地方，拎着一块板砖，跑去蹲了两个星期，心想不行就同归于尽。

　　最后，对方看到他这副架势，害怕了，把钱还了。他却急出了毛病。天天半夜两三点被吓醒，心砰砰地跳，睡不着觉；说话也开始前言不搭后语，看到熟人半天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

　　家人、下属七手八脚把他送到海军医院，足足治疗了几个月才好。出院以后，他觉得自己的脑子笨了很多。

　　后来，他的公司改了名字，叫联想。

　　每个年代的人们都想活得更好，尤其是草根们。他们硬是靠着街头摊子上的针线、纽扣和电子表，把钱缝在裤子里，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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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老人在深圳讲的那番话，让很多人觉得，世界这么大，应该去看看。

　　于是，当年全国辞职的人，超过了12万。他们很多人都从摆摊开始了自己的路。

　　8月1日建军节这天，北京林业大学外语系的党支部书记，正处级干部崔万增推着一辆三轮车，在校园食堂门口摆起了馅饼摊子。洋白菜大葱猪肉馅的馅饼，3毛钱一个，一天就卖了100多个。

卖馅饼的崔万增，戴帽子的那个就是他。

　　当时学校的干部，工资只有教授的四分之一，高校也鼓励大家搞第二职业，收入的四成上交学校，六成归个人。老崔本来放不下这张正处级的脸，但正巧学校组织去北戴河旅游，他发现自己连这笔旅游的钱都交不起，一横心，摆起了摊子。

　　从此，他便有了一个称号，叫“馅饼教授”。

　　那一年，留了个后路，没辞职但是办“停薪留职”的人则超过了1000万。其中就有那个老人的外甥女婿，当年摆摊的赵市长。

　　辞职的人里，还有国务院下面《管理世界》杂志的副总编陈东升，35岁就当了副局级干部。辞职后，他没有摆摊，而是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拍卖公司嘉德和第一家物流公司宅急送，以及一家保险公司，叫泰康人寿。

　　他给这年下海的一帮子人起了个名字，叫“92派”。这个名字沿用至今。

　　已经离开的伟大领袖，不知道自己的形象，成了这股风潮的一部分动力。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到韶山参观他的故居。住在对门的汤老太太看到了商机，她花了一块七毛钱买了一袋绿豆，熬成绿豆粥，摆了个小摊，卖给游客。每碗一毛钱，很受欢迎。

　　名义上是领袖的邻居，但汤老太太其实不是韶山人，是外地嫁过来的，而且只见过他一次。那还是1959年，伟大领袖回乡给父母扫墓。汤老太太正在池塘里洗衣服，看到一个和画像上长得一样的人过来，赶紧在衣服上擦了两把，走上前去握了个手。

　　就这么握了一下手，改变了她的人生。后来，绿豆粥摊子变成了“毛家饭店”，专卖伟人当年最爱吃的那几样菜：红烧肉、火焙鱼、豆豉辣椒。它走出了韶山，走出了农村，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开了三百多家分店——就如伟人当年所走的路。

毛家饭店最早的地方，现在住的是武警警卫班。

　　我前几年去过韶山，发现几乎家家都在开饭店，菜式跟毛家饭店几乎一模一样。但名字有些差别，有叫“毛泽红餐馆”、“毛泽惠餐馆”，还有一个干脆就叫“泽字辈餐馆”。而且，很多人家门前都摆着一幅大照片，说是伟大领袖某年回乡时，跟自己家老人握手的情景。

　　不过这些饭店都没能像毛家饭店一样走出韶山，走向全国。可见，“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纯属忽悠。

　　这一年的夏天，大学的毕业季，本科生和研究生加起来，只有59万人，而全国至少需要90万的人才。大学生根本不愁找工作，毕业就等于就业，除非你不愿意。

　　那个年代，难的不是找工作，难的是摆摊，因为竞争太激烈。

　　1993年，有个年轻人从深圳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本来想去路边摆摊修电脑，结果发现摊子太多了，只好老老实实去找工作。最后进了一家通讯公司，做编程。他戴着大眼镜，穿着白衬衫，不显山也不露水。

　　过了几年，他自己出来创业，开了家公司。公司的logo是一个企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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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许多摆摊人的命运。

　　这年5月，中关村被确定为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改革试点区。正因如此，当出身苏北农村的东哥想创业时，就不用像柳传志那样在街边摆摊了，而是直接在中关村租了个柜台。

　　他的祖上是湖南的跑船世家，靠一条京杭大运河，来回贩运货物。80年代，个体经济允许发展后，他的父母又买了一艘船，继续跑运输。

　　就像他后来的公司，本来是从卖货起家，但之所以能领先同行，靠的是物流。所以呀，一个人的命运，在小时候就决定了。

　　在那个老人南巡讲话那一年的夏天，东哥考上了大学。他带了500块钱，跟柳传志一样把钱缝在裤子里，还是内裤。

　　家里穷，乡亲们给他凑了76个煮熟的鸡蛋，让他背到了北京。入学一个星期，他从没进过食堂，就靠吃这些鸡蛋活着，以至于后来看到鸡蛋就想吐。

　　他本来喜欢理科，但高中老师希望他能做官，造福百姓，所以他才报了有“第二党校”之称的人大。可是到了北京后，他却看到那些当官的人纷纷辞职下海了。

　　东哥的心情是相当复杂，最终他也选择了做生意。毕业后，他先是去了一家日企上了两年班，赚了些钱。然后，他拿着这些钱，骑车到中关村租了个柜台，卖起了光盘。

那个时候，东哥还很青涩。

　　当时他有个女票，姓龚，正在人大读研究生。龚家是公务员家庭，三代从政，看不起经商的。东哥刚创业时，每天在中关村发促销单，在电线杆上贴小广告。龚小姐觉得丢人，于是两人分了手。

　　女票看不起他，他也看不起从政的，因为赚钱少。等他的企业做大后，他说：

　　我们县长的收入是五千多，我们在宿迁的快递员拿到手是六千多，所以我保证我们快递员的收入永远比县长高。

　　所以说，东哥这个人的报复心有些重。没有娶到人大的校友，他最后娶了更有名的隔壁学校的校花。

　　不过，东哥终归是个低调的人，他还把“低调”写在了微博的个人简介里，并且写了三遍。他的微博关注中，互联网圈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小雷子。

　　1992年，当东哥背鸡蛋上京时，本来在武汉闯码头的小雷子也来到北京，加入了做软件的金山公司。

　　小雷子的高中是湖北仙桃中学，很厉害。他那一拨有17个人考上清华北大。小雷子的高二同桌上了北大，高三同桌上了清华，而他拿着上清华的成绩，却上了武汉大学的计算机系。

　　一步没赶上，下一步就得快点。在大学期间，他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名叫“黄玫瑰”，开发加密和杀毒软件。加入金山公司后，他一路做到了总经理。

二十多岁的小雷子，烟瘾不小。

　　从“黄玫瑰”、“金山”的名字，到小米的logo，都是黄色的，这也是小雷子的幸运色。这一年，远在香港的周星驰拍了一部电影。在电影里，他对演对手戏的巩俐说：我喜欢黄色。不知道小雷子是不是看了这部电影。

　　一个人的命运怎么走，当然要靠个人的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2010年，小雷子之所以要离开金山这样的大公司，自己出来单干，因为他看到了一股风在吹向自己。

　　他有句名言：“站在台风口，猪都能飞上天。”

　　这股风，便是移动互联网的风，说白了就是手机。移动终端的发达，带来了移动支付的普及，许多当年的草根奋斗者，都从小摊主化身为新时代的“码商”。这里的“码”，即二维码。

　　有了高科技，码商们不再担心被偷被抢。像柳传志和刘强东那样把钱缝在裤子里的场景，再也不会出现了。至今，这个国家也没出现过一个一手拿刀一手拿二维码的劫匪。

　　同时，今天的码商们还享有贷款和医疗保险的服务。摆放在中国数百个城市成千上万的小商小贩们柜台上的二维码，连接的不仅是商家和消费者，还是现实世界和线上世界。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今天取得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有1992年这个转折点，因为有老人的那番话。

　　那年的10月12日，北京开了一场大会，做了一场报告。题目叫《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老人是特邀代表，但是他没有到会场，而是呆在家里，看电视直播。报告完，他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于是，他独自鼓起掌来。

　　10月19日这天是大会闭幕日。他突然出现在会场，但只说了一句话：

　　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说完就转身离去。毕竟88岁了，步子沉缓，如一个慢镜头。

　　这是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次亮相。

　　1992年就这样过去了，它值得我们怀念。而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一年开创的时代里。互联网和科技改变了个体生活的方式，也让小微群体的奋斗更有动力。等到2022年，中国又会是什么样呢？

　　唯有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