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兴事件:闭门造车不利于创新 还正中冷战者下怀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两弹一星”雕塑

　　闭门造车不仅不利于自主创新，还正中为新冷战鼓呼者的下怀。即使是特殊年代研发成功的“两弹一星”，也离不开与世界的交流

　　来源：财经十一人

　　苏琦 |文

　　中兴事件引发了国人关于自主创新的焦虑感。不少人士认为，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不受制于人，中兴事件就凸显了自主创新的紧迫感。这种结论不无道理，在技术链上段位越高，受制于来自上游环节有形无形掌控的可能性确实就会越小。但是真理往前一步就会变成谬误。我们不能因为过度焦虑而做出不应有的误判。

　　首先现在还不能得出美方会出于政治考量对中美之间技术产品往来进行全方位设限的结论。任何一个生产和贸易链的形成都是市场长时段选择的结果，人为阻隔和拆分这种生产和贸易链的运转，会对上下游环节相关企业都造成伤害，美国企业也不例外，其相关企业股价下跌就证明了这点。因此我们不能自乱阵脚，出于过度假想的风险主动撤出既有的生产和贸易链条或不惜代价强攻上游环节。

　　其次是何为最好的创新方式。这首先涉及如何准确定义自主创新。既然是创新，题中应有之义自然都是自主的，强调提出自主创新，是为了避免出现过度依赖甚至沉迷于通过引进现成技术升级产品获得利润的短期行为，而让企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获得更多自有技术及更新升级能力，更好地攀登技术链和价值链，从而获得更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又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理应以我为主通过更多的创新为世界经济的进步和全人类的福祉做出更多的贡献。这种创新必然有着中国特色和中国标准，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式创新模式以及有着中国特色和中国标准的技术，必然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也必然会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提供更大帮助。

　　但是对中国特色和中国标准的强调也不能过了头。中国标准必须在与世界的联结中得到承认。在我们引以为豪的13亿人口的市场之外，还有23亿英语人口的巨大市场，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市场。在强调自主研发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标准和市场需求，尽量多推出兼容性强和普适度高的技术和产品。

　　此外，以我为主自主研发，和借鉴转化外来技术并不矛盾，更不意味着闭门造车。历史上看，即使中国遭遇冷战围堵和受“左”的思想干扰，被迫以自力更生为主进行创新的年代，也没有完全自外于世界，其所取得的技术进步也离不开与世界的交流。“两弹一星”所取得的成功，是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学成回国和在前苏联培训的一批掌握了当时世界先进技术的科学家结合中国技术平台发奋努力的结果。

　　此外，无论是前苏联援建的100多个重大项目，还是上世纪70年代花费43亿美元（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的大型成套设备和生产线，都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和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强大的基础。而类似“风庆轮”事件这样的反面例子则充分表明，囿于意识形态不顾现实情况盲目反对对外交流与合作对中国经济成长的伤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流合作的日益频密和中国自身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迎来了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与国际标准同步和紧追的特征，中国高铁技术的飞速发展就不乏对欧日技术的借鉴、转化和结合自身特色技术的推陈出新。在此过程中，中国不仅加入了全球生产链、供应链和贸易链，还成为国际技术研发矩阵中强有力的参与者和贡献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深度参与全球化赢得的经济和科技进步，让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感到被赶超的压力，因此试图通过种种经济和非经济手段来加以应对。也因此，贸易战和种种有形无形的技术战是中国经济成长和技术发展必须经历的成人礼。

　　面对这个无可回避的挑战，最好的应对之道当然不是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闭门造车不仅不利于自主创新，还正中为新冷战鼓呼者的下怀。中国应一方面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讲话中所提出的那样更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另一方面更进一步推动改革与开放，更好地促进自身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并在此过程中更多回报国际社会。

　　这就涉及如何在自主研发的同时更好地通过开放技术标准和平台来构建上下游产业链，这在市场竞争更多体现为标准、生态、平台、产业链及供应链而非纯粹产品的当下，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而这种产业链构建过程中更多经济主体的参与，也将使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从中国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中获益，从而以更多“中国红利”的溢出和让渡效应，有效化解中国崛起威胁论。

　　作者为《财经》副主编，原载2018年4月30日《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