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洪平，1955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现任德意志银行亚洲区投资银行部主席，曾于1996年底加入百富勤投资银行，开启投行生涯。2006年3月任瑞银投行中国区主席，2009年3月任瑞银投行亚洲区主席，直至2010年7月加盟德意志银行。

　　在投行界，蔡洪平被冠以“首富园丁”的称号。曾一手缔造了比亚迪、碧桂园、SOHO中国、联华超市、魏桥纺织与长城汽车赴港上市的财富传奇，被香港媒体誉为“中国民营海外上市之父”。

　　2013年4月，“工业4.0”这一概念率先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由一位德国工程师提出，德国因此成为最早提出该概念的国家。相较于工业1.0蒸汽时代、工业2.0电气时代、工业3.0信息时代来说，工业4.0被认为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今年10月，李克强总理出访德国时提出，中国要与德国合作发展工业4.0。中国正在制定工业升级计划，《中国制造2025》顶层规划也已经出炉。据悉，该规划几乎是参照德国“工业4.0”的时间表。

　　德意志银行亚洲区投资银行部主席蔡洪平曾去德国考察中小企业，那里正在进行工业4.0革命。蔡洪平曾缔造了比亚迪、碧桂园、SOHO中国等公司赴港上市的财富传奇，在投行界被誉为“首富园丁”。他表示，尽管中国政府已敏锐地意识到工业4.0的重要性，已经把它写入十二五规划和相关文件中，但目前中国在法律、金融以及相关配套制度方面尚存在不足，缺少工业研发的心态和生态。蔡洪平说，中国现在需要更多的任正非和雷军，而不是更多的互联网企业。

　　不会再有下一个马云

　　新京报：近期你曾说，阿里巴巴的上市代表互联网的高潮过去了，或者说结束了。

　　蔡洪平：互联网快速发展的高潮已经结束了，今后不大可能出现现在的高潮。

　　新京报：这是否意味着阿里巴巴目前处于发展的顶峰？

　　蔡洪平：阿里巴巴会不断超越自己，不过，别的互联网企业很难超越阿里巴巴。我不相信今后还会有下一个马云。

　　新京报：为什么？

　　蔡洪平：美国发明了网络，为什么只有亚马逊、ebay，却没有阿里巴巴？因为中国有“非改革红利”。

　　新京报：“非改革红利”，具体指什么？

　　蔡洪平：李克强总理提出改革红利，是指政府推进如政企分开、政府简政放权、国企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之后，提高了企业的积极性，确立了市场经济地位，这是改革红利。那么，没有进行改革时，也有非改革红利，使得创业者也有机会。

　　中国的电子商务之所以发展如此迅猛，正是由于中国的零售体系没有改革，给了这些公司极好的机会。中国出现了阿里巴巴、京东等大型电子商务公司。

　　中国的零售体系，从生产、流通、批发到零售，中间环节太长，最终都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导致物价贵。目前，在互联网的冲击下，电子商务就有机会减少这些流通环节，降低价格，迎来发展的重大机遇。

　　同时，还有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也是得益于国家没有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银行存贷息差空间太大，给了互联网金融机会。上述创新都是得益于中国特有的“非改革红利”。

　　改革红利释放，互联网机会减少

　　新京报：你说互联网的高潮已经结束，是否意味着目前“非改革红利”快享受完了？

　　蔡洪平：还没有。目前，非改革红利刚开始，中国越不改革，非改革红利越大。不改革为互联网带来特有的机会，因为互联网可以冲破非改革壁垒，挖掘非改革红利。

　　新京报：那么，改革红利是否有利于互联网发展呢？

　　蔡洪平：改革红利释放出来后，互联网企业的机会就少了。

　　新京报：那么互联网企业的生存空间是不是小一些？

　　蔡洪平：我认为电子商务企业的空间会减少，不过互联网的空间不小，未来可以向智能化进军。

　　新京报：过去15年间，互联网解决了人类的沟通、消费、流通、金融，那么，下一步互联网该如何发展？

　　蔡洪平：互联网下一步向生产力进军，要集合所有资源向工业4.0进军。

　　中国尚无“4.0”企业

　　新京报：中国有哪些真正符合4.0工业革命的创新企业？

　　蔡洪平：互联网方面，阿里巴巴、腾讯等发展非常好；技术企业方面，华为、小米(滚动资讯)、国有航空工业等发展很好，但是，真正成型的智能化生产化的企业还没有真正出现。

　　新京报：你之前也跟马云聊过这个问题，阿里巴巴的上市创造了IPO纪录，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依然是苹果。

　　蔡洪平：今天的市值最大的公司不是互联网公司，而是高端制造业公司。未来中国一定会出现超越阿里巴巴的制造业公司。比如，现在小米发展很快。

　　新京报：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如何升级到4.0？

　　蔡洪平：中国正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工业4.0升级，但是，革命性的升级尚未开始。目前，在研发上正加大投入，不过，还没有形成气候。

　　新京报：西方国家完成工业化革命花了近100年时间，而中国只用了30多年，这算不算 “后发优势”？在工业4.0时代，中国如何抢先或者与德国等发达国家同步发展工业4.0呢？

　　蔡洪平：事实上，中国没有“后发优势”。我们的工业化是拷贝过来的，中国的土壤不具备“后发优势”，只有“后引进优势”。中国的市场比较大，推销能力比较强，却没有研发上的优势。在发达国家开动火车的时候，我们不要掉链子，能够挂上去跟着跑起来。

　　新京报：当我们在谈论“工业4.0”时，实际上是在谈论什么？

　　蔡洪平：第四代工业革命，实际上是智能化生产。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不同的是，它是“互联网＋机器人＋自动化＋个性化＋3D、4D打印”的高效率生产。简单地说，工业4.0时代的生产基本不需要人，逐步智能化。它使用了互联网、自动化、生产线等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大规模提高研发效率。甚至可以在全球实现研发和下订单，通过智能化、物联网和现代物流，商品可以全球化配送。

　　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法律保护

　　新京报：为什么中国尚未真正开展工业4.0革命？

　　蔡洪平：尽管中国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工业4.0的重要性，已经把它写入十二五规划和相关文件中，但是，目前中国在法律、金融以及相关配套制度方面尚存在不足，缺少工业研发的心态和生态。

　　新京报：如果以德为师，中国距离工业4.0还有多远？

　　蔡洪平：我曾经说过，中国目前需要更多的工程师，需要更多的任正非和雷军，而不是需要更多的互联网企业。毕竟，制造业才是生产力的根本。

　　新京报：中国要发展工业4.0，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蔡洪平：第一，目前中国互联网的阵地主要集中在零售、消费、物流等领域，还没有大规模引入到生产力的开发和智能化生产上来。而从资本市场来说，许多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美国上市以后，估值很高，导致了很多风投、PE等金融机构更加青睐互联网企业，也促进了互联网企业的发展。但是，从事智能化生产的企业，很难得到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

　　第二，目前还没有具备新技术研发的心态，因为这种互联网技术运用到生产上来，需要很强的工业心态。工业心态，是做工业的认真执着，要在精细的领域深耕，而不是炒股、赚快钱、盲目追求互联网的短期心态。

　　第三，缺少理想的工业生态。目前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配套的、系统的研发生态，这个生态包括了私募基金、风投等金融机构的支持。在德国有很多这样的金融机构支持小企业进行生产研发，如果没有这些金融机构的支持，小企业前期会很难生存下去。

　　第四，中国在做智能化研发生产方面，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法律保护。当研发者辛辛苦苦开发出前沿的技术之后，中国缺少法律和专利保护，基本谁都可以抄袭。近期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提出依法治国，正是加强对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好时机。

　　第五，国内研发成本太高，融资成本也很高。目前很多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动辄高达10%以上，很难生存下去。而欧美小企业的资金成本很低，而且他们还有其他资金的支持。

　　新京报：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呢？

　　蔡洪平：要解决上述五个方面的问题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涉及法律、金融体系等，这都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系统配套问题。

　　(本文观点不代表德意志银行，只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

　　新京报记者 金彧

(原标题：“中国需要更多的任正非和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