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凌晨，廊坊富士康园区内仍在生产线上的夜班工友“抓空”闭眼休息。

　　李国春此前一直在煤矿下井；张顺地在一个小铸造厂待了10年；范振鸣则一直辗转在汽修店和餐馆，“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与他们同行的，有做了几年小买卖赔本欠下债务的前老板，有在北京摆了十数载大排档无以为继后的返乡青年，还有原来跟着团伙摸黑从工地顺钢筋的“问题少年”……

　　什么人都有，却“都是些没出路的人”。张顺地觉得，但凡还有点别的办法，就不会来富士康“遭罪”了。

　　在16岁时，也就是2000年前后，张顺地走出了吕梁山区。嗜赌的父亲败光了家里曾一度拥有的宽裕生活，而家中本已贫瘠的土地，也因为政府征用越来越少。打工是生活的唯一出路。

　　范振鸣也在大山里度过了自己的中小学时代。辟于山上的地产不了多少粮食。

　　近些年来，跑到外面世界去打工渐成了村里青壮年间的风气。留守村子的只剩下老人和儿童。

　　村子以外三四十里是另一幅光景。范振鸣说，那边有些村子的地下发现了埋藏较浅的煤矿。煤矿公司给这些村子里的村民每人四五十万的补偿款。范振鸣常常幻想着，自己能被那样的“幸运馅饼”砸中。

　　2008年时，范振鸣离开村子外出打工。第一站是县城里的小汽修店。

　　比起他们，戴着眼镜的李国春多读了3年高中。高考时，他的成绩离第一志愿山西大学的录取线差了七八十分。他想再复读一年，可母亲跟他说，托人在煤矿找了份差事，你下井去吧。

　　走南闯北的岁月

　　那年的中秋节，他和同事蹲在汽修店煮米饭。煮着煮着，米饭煳了。掀锅看着黑乎乎的米饭，16岁的他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李国春在煤矿里一待就是五六年。他每天坐1个多小时的小火车下到地下几百米处，扛几百斤的机器在巷道里行进。一个月下来，他能拿到五六千，甚至更多的工资。

　　李国春觉得这份工作还算不错。但不幸的是，2011年他走着路，被一辆车撞成骨折。车主赔了他9万块钱。

　　伤愈后，他没法干重活，只好在煤矿办了个停薪留职。那9万块钱被他存到存折里，一分钱没动。对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的他来说，这9万块就是下半辈子的指望。

　　2008年奥运会前后，16岁的范振鸣到了县城一个汽修店做学徒。身高1米62的他每天抡着大锤，一锤一锤地把被撞坏的汽车保险杠或者车壳砸平整。

　　活儿很累。瘦小的少年常常感到胳膊麻木。赶上旺季，他还得加班抡锤到很晚。

　　两个月下来，老板扔给他90块钱。那年的中秋节，他和同村一起出来的“同事”，蹲在汽修店煮米饭。煮着煮着，米饭煳了。掀锅看着黑乎乎的米饭，16岁的他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突然就想家了。”范振鸣第一次觉得“还是家里好”。

　　那位曾经走南闯北的前老板，到富士康只带了一条暗黑色的裤子。几周后，他开口问上铺的室友，能不能先借一条裤穿。他想换洗下，但舍不得花钱再去买条裤。

　　范振鸣后来又跑到煤矿学着铺设电线。老板给他的学徒工资是三千，并承诺出师后涨到六七千。收入可观了。但是，没到矿井几天，他看到一块落下的煤块贴着前面两个工人耳边擦了过去。

　　他害怕极了，于是选择了离开。

　　范振鸣又到了一家餐馆后厨煲汤，月薪1500元。餐馆的经历同样不算愉快。

　　在像现在的范振鸣一样20岁的时候，张顺地已在一家铸造厂找到了自己的第三份工作。在这之前的16岁，他曾在工地上扛水泥。扛着100斤的水泥上一层楼赚5毛钱，“出大力的活”。

　　扛了3个月水泥后，他去了一家石膏厂。那段日子给他留下记忆最深的片段是：初冬，他跟工友去火车站接货。货物迟迟没来，夜里气温跌到了零下，他们围着一个小火堆，躺在马路上睡了一夜。

　　铸造厂给的工资比前两份工作都高得多，一个月四五千元。这钱并不好挣。他和一个工友合作，拖一辆装有半吨铁水的小车。他弯着腰拖了近十年，落下个腰椎间盘突出。

　　2009年时，当时还在铸造厂上班的张顺地，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看到村里一下添了五六辆运煤的半挂车后，他与朋友合伙也买了一辆。他为此掏出了打工以来攒的积蓄，又贷了点款，累计投入了10万多元。

　　运营了不到一年，短途运输不景气起来——运费从高点时每吨130多元，跌到了每吨70多。扣除油费、过路费、司机工资等各项成本后，运输一趟只能赚五六百块钱。

　　这点钱还不能稳稳地落入车主张顺地的口袋。半挂曾经蹿到路边的沟里坏过一次，张顺地四处借了3万多块钱修车。不久后车再次大修，他又扔进去1万多块钱。

　　跑车路上，频频被“碰瓷”让张顺地烦恼。有一次夜里，一辆QQ把他的半挂逼停，5个“彪形大汉”打着手电找到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划痕说，半挂溅起的石子把QQ车划了。

　　他担心藏在坐垫下的一万五千块钱被这伙人发现，于是“痛快”地拿出500元，说“兄弟们拿这点钱去买几盒烟吧”。

　　再后来的一天，司机打电话给张顺地，惊慌失措地告诉他，半挂撞了辆载着七八个人的面包车。张顺地吓得够呛，当时就想“如果出了人命赶紧跑路”。还好只有一个人受伤，他举债三四万赔偿了伤者。

　　一个跑车的朋友遭遇车祸之死，让张顺地产生了卖车的念头。卖车后，跟合伙人一算账，他分到了2万多块钱。这意味着，2年的跑车之旅耗尽了他打工以来大部分的积蓄。

　　有关爱情和理想

　　范振鸣的富士康之行关乎着爱情与事业，但流水线上挨着的大姐提醒他说，找对象可是要先买房子的。

　　那辆半挂车并不是只给张顺地的生活平添烦恼。它帮助漂泊中的张顺地得到了生命中可贵的东西——爱情。

　　2010年底，他跟老家一个水产店老板的女儿结婚了。在这之前，因为家里穷讨不上媳妇，他没少被村里的人“戳脊梁骨”。

　　张顺地说，媒人提亲前，未来的丈母娘就对整天开着半挂打水产店前经过的他有了不错的印象——“这么年轻就开上了半挂，这个后生肯定很不错”。

　　结婚后，张顺地和老婆商量，把村子里的老宅翻盖成新房。当时，张顺地的全部存款只剩了一万五千块钱。他咬牙说，盖吧，啥时候没钱了再想办法。

　　盖着盖着，到用钢筋的时候，一分钱也没了。他在老丈人的水产店门口徘徊了很久，没好意思开口。老丈人看出了他的窘迫，塞给他一沓钱。

　　来富士康之前，张顺地家里就剩了几百块钱。他经常夜里躺在床上想，“自己过得苦也就算了，何苦还要连累上老婆。”

　　正值青春的范振鸣，比任何时候都渴望一份爱情的降临。

　　这次来富士康打工，范振鸣的一个目的就是“看看能否找个女朋友”。

　　单调而机械的流水线生活压抑了青春，爱情是再好不过的调味剂。七八万人规模的太原富士康被戏称为“婚姻介绍所”。

　　姐姐答应范振鸣，如果他能找到女朋友安定下来，就拿出两三万做他开店的启动资金。范振鸣不想做一辈子的打工仔，他很早就开始考察一些项目，比如肉牛养殖。于是，他认为，他的富士康之行关乎着爱情，而爱情则关乎着他能否从姐姐那里套到“创业”的启动资金。

　　流水线上挨着的大姐提醒他说，找对象可是要先买房子的。

　　李国春也把这次来富士康打工作为一个短暂停留的驿站。他想上三个月班后，攒上一万块钱的路费，到四川同女朋友再图长久打算。

　　张顺地则计划用这几个月在富士康打工赚的钱，过年时还下债——他现在负债三四万元。

　　那些“块八毛”的事儿

　　李国春到超市转了一圈，发现“超市卫生纸2块钱一卷，贵得很”。

　　他们珍视每一分钱。厂牌里的400块钱被细致地分拆到每一顿饭上。“早饭3块，午饭和晚饭各5块。”一个不到20岁的小男工吃早饭时计算说，如此400块钱正够一个月。

　　他们盖的被子大多是花35块钱从厂外面的小店铺里买的。被子很薄、掉色，而且散着一股莫名的味道。即便这样，有的工人还舍不得花这个钱——被子花15块钱买二手的，枕头是从那些没人住的宿舍里捡的。

　　张顺地的老婆来看他，两人去富士康外面找了间一晚40块的旅馆。张的老婆嫌“太贵了”。李国春到超市转了一圈，发现“超市卫生纸2块钱一卷，贵得很”。

　　至于那位曾经走南闯北的前老板，他到富士康只带了一条暗黑色的裤子。几周后，他开口问上铺的室友，能不能先借一条裤穿。他想换洗下，但舍不得花钱再去买条裤。

　　至于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作，李国春和张顺地都觉得，比起下煤矿和拖铁水，流水线的工作算不上太累。

　　一个“90后”的小老乡抱怨流水线太累欲离职而去时，张顺地跑过去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这点苦都吃不了，你还能做什么？

　　只是，有时候，张顺地自己也发牢骚说，跟个机器人一样，只有不停地磨啊磨。刚入职的前几天，几个夜班上下来，负责收料的范振鸣，“感觉自己的胳膊没有了”。

　　去年11月，张顺地没有想到，他的未来是老家吕梁的一处建筑工地。今年开春，富士康极少加班。没了加班，就意味着月收入只有1800块的底薪。一宿舍10个人走了8个，只剩四川之行出现变故的李国春和另一个两出两进富士康的工友还在坚持。

　　与水泥和砖头打交道的一天，从天亮开始，至晚上七点甚至更晚结束。一天的工钱是200多块。腰不好的张顺地觉得这活儿还不错，“能赚着钱”。

　　只是，从16岁到29岁，颠沛流离13载，兜兜转转了一圈，打工仔张顺地又站到了刚出发时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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