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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入川:乡镇干部抓壮丁 每个县几千名额 (4)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8月14日 09:45  全球商业经典

  半年时间,何涛已经卖出100多台电脑,其中40多台卖给了工人。最近有家酒店找上门来,要200台电脑,这笔生意可以让他赚上好几万元。他在富士康的工作,成了他的社交平台。何涛掩不住兴奋地说:如果他有10万元,就到德源镇搞网络去,那里工人多,需求大,一下子能挣几十万元呢。

  我和何涛分手时,他说:“和你聊聊天,我的心情痛快多了。”我问他,工人们的上级是否比他们轻松?何涛摇摇头,他说管理层的压力更大。

  何涛提到了线长钟大伟。钟大伟是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四川广安人,长得特别精神,腰杆挺拔。他辗转中国四处打工,游历了云南曲靖、广东佛山、福建南平、江苏徐州等地,最后落脚在成都。

  钟大伟2012年初在富士康做过2个月工人,觉得钱少,又在成都一家酒店做过领班,包吃包住,一个月2400元。现在,他又回到富士康,因为有过管理经验做线长。何涛说钟大伟的压力更大,线长是夹心饼干,上面的人压任务下来,下面的人又冲着他发牢骚。工人短缺,还得哄着工人工作,两头受气。

  可是,钟大伟想得很清楚:做了线长就好好干,争取更上一层楼。他再也不想回到老家,相比之下成都的诱惑力大多了。

  我和何涛聊完天之后,他还打了一个电话:“唐老板,过来吃个午饭吧。”他介绍我认识的这位唐老板 大名叫唐军华,1976年出生,比何涛、钟大伟大了一轮还多。他是四川简阳人,1991年就在深圳宝安打工,先当保安,一个月赚400元;后去东莞长安镇做裁剪,一个月赚八九百元;又去大朗镇毛织厂做烫衣工,这份工作做了15年,活计多的时候一个月赚5000元。2010年,他揣着20万元的存折,带着妻子和一对儿女回到了四川。

  “孩子大了,还是要回家的。”唐老板说。

  回到四川之后,唐老板在成都龙泉做过水果蔬菜批发生意,赚了十几万元,但打牌输掉了。他的妻子忍无可忍,跟他离了婚。女儿归唐老板,儿子归妈。在做了一阵子杀猪卖肉的生意之后,唐老板又买了一辆三轮车,从老家简阳拉农副产品到龙泉卖,简阳离龙泉50公里。

  唐军华在富士康短暂地做过几个月的工人,他说刚进车间就觉得眩晕,四周窗户密闭,令人透不过气来。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慢慢适应。

  “富士康收入太低,我这种成年人没法养家糊口。”唐老板现在买了一辆摩的,就在西南公寓门口载以前的同事,月收入3000至5000元—如果他打牌上瘾忘记出车的话,就挣得少一点。唐说,上半月生意好一点,一天能赚两三百元,因为工人刚发工资,但下半月生意不太好,工人的工资花完了,一天只能赚百把元—富士康的工人很多是月光族。

  开摩的不是长久之计。这位精瘦黝黑的汉子一直在留意附近有没有生意可做。他望着旁边仍然在施工的富士康西南公寓三期,说:“等这里建完了,估计会有一些铺面出来,到时我再琢磨做一点什么生意。只要有人气就会有财气。”

  2010年,随着沿海的一些企业西迁,工人也出现回流的现象。很多像唐老板和前面提到的王强这样的人,都回到了内陆的家乡。产业转移之后,他们的工资即便和在沿海时仍有几百元的差距,但刨除在外省工作产生的额外生活费—例如回家的路费,其实收入相差无几。并且,在家乡工作,这些工人能够就近照顾家庭。过去的劳务输出大省,农村人口结构严重失调,造成大量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以及妇女—劳动力的回流对于调节社会结构大有裨益。

  加拿大专栏作家道格·桑德斯写过一本记录人口迁徙尤其是农村到城市人口迁徙的著作《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他在那部书中批判了深圳这个移民城市的缺失。“政府在移民劳动者问题上的不作为,或者称作‘过度作为’更合适:致力于消灭贫穷、脏乱的城中村的同时,也剥夺了移民劳动者进入社会上层的通道,毁灭了他们有助于改善一家子生活的小店铺,一块在中国生活成本最昂贵的城市里的立足之地。”

  政府没有帮助外来人口融入这个城市,而把他们当作吃青春饭的外来劳动力使用。外来人口在心理上没有安定之所,就要在不同城市间流动,造成了沿海地区的工人短缺。2008年春节后,有近200万的外来劳动力没有回到深圳—离开深圳的外来劳动力占了在深圳外来劳动力的18%,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深圳职位空缺的数字在2009年底达到70万。深圳市将当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从450元提高到750元再调高到900元,也没法吸引劳动力回头。2010年,又有数十万人离开深圳,导致深圳面临超过20%的工人短缺。深圳再次宣布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1100元。但到了2012年1月,成都市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1050元和它已经相差无几了。

  郭正模教授说,深圳解决了稳定就业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定居问题。这是四川所需要避免的。产业转移已经让四川政府解决了劳动力稳定就业的问题,接下来是解决这些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的定居问题:如何获得城市户口?如何享有城市福利?

  目前,成都定居的门槛很高:第一种相当于投资移民,在成都购买75平方米以上的独立私有产权住房,即可获得成都户口;第二种相当于技术移民,大学生就可以将户口转到成都。这两条都不适合我所遇到的普通工人。

  郭正模教授认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根子,在于解决农民土地的产权问题。“离土不离乡”的农民,没法享受到城市福利,生活不稳定,土地就是他们最后的社会安全保障—至少有田种,饿不死人。

  但是中国的问题恰好在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产业产权不清晰;农民宅基地使用权不能随意转让,大量农村的房子空弃、荒废。如果能够明确农民土地产权,允许其转让,他就可以通过土地换取一笔收入,将这笔收入用于购买城市的房子,成为城市人,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就业,享受城市福利。

  “现在来自农村的第三代产业工人,不知种地为何物,像城里人一样生活,或在城市边缘地带生活,却融入不了城市。”郭正模教授说。这些90后的工人受不了父辈吃过的苦,经常打工几个月就辞职,钱花光了再打工,成了城市中不稳定的流动人口的一部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这部分人市民化。现在他们已经有了工作,市民化的核心是解决居住和户籍问题。”

  “这些都是钱啊!”

  成都富士康在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内,每天早7点至晚7点,车厢上印着“海关监管”的货车一辆接一辆轰隆隆地开出工厂。富士康厂区南北长1公里,东西长2.5公里,分为B、C、D三个区。在这个厂区未完工前,富士康曾借用高新西区的厂房,即A区。2011年4月,富士康厂房发生爆炸事故,就是在A区。事故之后,A区交还给当地政府,富士康全部搬迁到B、C、D三个区。

  A区属于红光镇,B、C、D区属于合作镇。两镇以成灌快铁为界线。

  合作镇原本是个破旧不堪的小镇,镇上只有一条沥青路。2005年,政府就开始动员农民搬迁,以便将这块地改建为工业区:推土机开进来,塔吊竖起来,平整的公路将巨大的空地分割成一块一块的,农民则搬进了政府修建的安置房。当时有人还在空地上种种田,等到了2008年,政府开始大规模地推平田地、修建厂房。

  “2009年?2010年,这地方的施工达到高潮,竖立着100多个塔吊,入驻了近3万名建筑工人。”合作街道办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卢庆告诉我(合作镇现在已经更名为合作街道办)。

  在西南公寓附近,是一块名叫“阳光地带”的地方。临街是一排墙皮粉刷成黄色的楼房,因为质量不好,墙皮已经脱落不少,露着大片的白色墙面。这个地方是附近工人、农民以及学生的消费中心,有农民开的“商务酒店”—条件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的招待所,还有红旗超市、水果店、蛋糕店、茶馆、网吧和几十家大排档。每逢饭点,这里呼朋唤友、觥筹交错之声此起彼伏。

  这里原先是属于合作镇清水村和附近几个村的土地。距离它不远的地方是安置房顺江小区。合作镇19个村,共2万多名村民,绝大多数住在顺江小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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