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的过渡期，也许会出现暂时性的机构肿胀，短时间内局级岗位的总量不会减少，副局级岗位包括执行部门还会有一定的增量，但随着政府部分事务 的不断剥离和机构改革的深入，政府机构和人员将会相应减少，而这需要至少2-3年的时间。———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

　　在以精简政府机构提高政府效率为目标的深圳大部制改革启动近一年后，1正20副的政府机构领导架构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昨日，本报报道了奥一网友发帖曝光深圳市科工贸信息委庞大的机构领导层后，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而种种观点的表达中，也有来自改革调整后部门的公务员声音，呼吁 关注改革中年轻公务员的上升通道问题。

　　一边是改革尚待“瘦身”的机构，一边则是有心做事但担忧上升通道的公务员群体。正处于进行 时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如何避免人事“后遗症”，也成为被呼吁关注的重要内容。

　　［领导层］超职数领导分流难

　　“真正严重超标的，并不是局级干部，合并当中大大小小的处级干部如何安置？至今也没有一个公开数据。”昨日，有公务员向南方都市报记者提供了一份某政府部门关于大部制改革的“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方案说明。记者看到，“三定”中，该部门的内设机构从最初 安排的14个增加到19个，说明中直言，此举让“处级领导职数相应增加”。

　　这份内部说明显示，在合并了多个局成立新机构后，该部 门正处级的领导超职数14人，副处级领导超职数10人。最终，考虑到改革在人事安排上的稳妥、公平、公正，通过设立分局专职党委书记、临时机构负责人等做 法，对超职数领导进行定岗安排。

　　在处级干部的去留上，说明显示，除了享受提高一级待遇提前退休外，还包括调剂任职，即到其他单位 担任相关领导，转为非领导职位等。而南都记者采访合并部门力度较大的多个部门时发现，通过增设内部机构，或者派到下设分局任职等，是安置干部的一种普遍做 法。此外，“转非”也普遍存在，在上述部门的处级干部名单上，合并前原部门的处级干部中，有许多以调研员的身份出现。

　　另一个合并 部门较多的文体旅游局，原旅游局共有办公室、旅游质量监督所、行业管理处、资源与市场开发处4个处室，现在新机构的旅游口共有旅游协调管理处和旅游推广促 进处两个处室。原来的4个处长中，有2人退休，另外一人仍担任处长，另一人调至其他新设的处室担任处长，同时还提拔了一名副处长为旅游协调管理处处长。此外，部分原来的副处长，现在变成了副调研员，也享受着副处的待遇。

　　“自然消化”需较长过程

　　去年，时任市 委组织部部长王穗明在大部制改革启动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曾经透露，大部制机构改革中，深圳仅有待消化的局级干部就有100余人。南都记者注意到，在“换届 年”启动后，深圳的各项人事安排调整紧锣密鼓，“包括刚刚启动的公选8名局级干部等，深圳已经在人事上着手进行了多有创新的改革举措。”而在这些人事调整中，大部制改革后的超职数领导，也在逐步得到消化和安置。

　　“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年中已经公布了好几批人事任免公告，其间很 大部分是大部制改革后分流下来，提前退休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内部人士告诉南都记者，“三定”方案敲定后，仅该局就有11名处级干部享受副局级待遇提前 退休。南都记者从多个政府部门了解到，其内部均有超职数处级干部提前退休的安排，而一般选择提前退休的，在级别上都会提升一级，“也算是一种补偿”。

　　而 针对本报昨日报道的1正20副的机构领导名单，也有政府内部人士表示，实际上，领导干部分流的方式之一，便是“转非”，即从领导岗位转为非领导岗位，但一般保留原有级别不变，比如副局级干部，在机构合并后转为非领导职位的副巡视员，处级干部转为非领导职位的调研员。“在确定转非人员时，会综合考虑干部的年龄、岗位、职责等，比如一般处级干部转为调 研 员或者副处转副调研员的，一般是年龄偏大的。”对“三定”方案较为熟悉的某处级干部看来，自然消化并不能 简单地理解为“等退休”，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则是需要的。

　　［基层］公务员担心上升无通道

　　“相比较机构臃肿，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我们这样不上不下的公务员。”上述向南都“报料”的公务员表示，自己和同事们讨论时，也会感觉上升通道的有 限问题。部门合并后，不少人的一个共同感受是，可能近几年都不会再有发展机会了。

　　在采访中，南都记者发现，虽然此次机构改革中， 深圳一直强调不会制约干部的发展空间和打击公务员的士气，但改革之后，对于上升通道“狭窄”，竞争更激烈的看法，几乎是一个普遍的共识。自改革之初，这种 担心就在一些年轻的公务员群体中多被提及，“有一些想法的，本来还觉得有机会，几个处室一合并，光消化超编的领导就需要多少职位？”

　　龙 岗区某街道一名基层公务员告诉南都记者，机构改革启动时，自己刚刚从一名普通公务员升级为副主任科员，工作岗位也从街道某部门调到了执法队。刚刚走上上升 平台，新成立的市级政府部门的执法队要从各区各街道执法队抽调，自己便成了待定的一员，稳定的上升通道被改革打断了，至于今后的机会和平台怎么样，“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可能的机会。”

　　呼吁关注年轻公务员提升

　　针对网友热议的“一正二十副”现象，上届人大代表，同时也是公务员的吴立民指出，大部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机构臃肿的问题，为百姓提供方便。但在改革后，由于缺乏相应的干部退出机制，反而出 现了部门重组后官员冗杂的后遗症。

　　吴立民认为，虽然这是过渡时期难以避免的问题，但绝对值得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因为这既会导致 行政机关工作效率的下降，也会对年轻公务员的晋升产生不良影响。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处级以上的干部有任职年龄限制，却没有任职时间限制。这造成了干部 “能上不能下”的局面。只要上面的干部不退出，下面的公务员就很难获得晋升的机会。这一方面限制了年轻公务员的发展前景，一方面导致干部队伍庞大却缺乏活力。

　　吴立民呼吁大部制改革的下一步，应该要从干部的考核机制入手，对干部的工作效率、工作成绩进行严格考核，建立长效的管理机 制，为干部队伍的新陈代谢提供制度保障。

　　■专家观点

　　人事安置应给予更宽松的时间

　　在 一些行政体制改革的专家看来，公众对超编干部的安排，却不应该操之过急。长期关注大部制改革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直言，政府机构的改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不是一场短平快的战役。在他看来，任何机构上的改革，都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行政机构改革，首要的是先把框架搭好。至于一些微观上的问题，需要慢慢磨合。

　　而对于深圳来说，这种对人事的审慎，还别有另一层顾虑。早在2003年深圳便率先于全国启动“行政三分”的行政体制改 革，最后的夭折，其原因也被认为来自于人事这一最大的阻力。曾经亲历了当年改革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对于此次深圳大部制改革，甚至提出，在改革的过渡期，也许会出现暂时性的机构肿胀，短时间内局级岗位的总量不会减少，副局级岗位包括执行部门还会有一定的增量，但随着政府部分事务的不断剥离和机构改 革的深入，政府机构和人员将会相应减少，而这需要至少2-3年的时间。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在地方机构改革中，人事安排的阻力往往是最大的难题。如果在这一问题上过于心急，甚至出现有的地方机构改革弄到最后，不是因人事安排难度太大而打起了退堂鼓，就是照顾来照顾去原来的改革方案早 已变得面目全非。而对于深圳试水的大部制改革来说，不能让阻力令改革打退堂鼓，在改革推进的大前提下，上述专家普遍认为，应该给予更宽松的时间去解决人事安置问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认为需要理解过渡期存在的同时，也认为包括公务员分类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创新等多种层面的改 革举措，实际上是深圳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上的系统尝试。这给包括大部制改革的副职超编问题，以及年轻公务员的上升晋级通道问题，提供了一个综合解决的机 会。他认为，在人员安置上，深圳应当结合上述改革内容通盘考虑。对于副职人数的“消化”问题，有可能借助这种系统性的改革，予以更好更快地解决。

　　超职数领导如何分流？

　　●启动干部公选，通过人事调整逐步消化和安置。

　　●提高一级待遇提前退休。

　　●调剂任职。增设内部机构，或者派到下设分局任职、去其他部门任同级别职务。

　　●转非。从领导岗位转为非领导岗位，保留原有级别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