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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流水线上的青春(2)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5月31日 11:37  《新世纪》周刊

  被挤压的个人空间

  在培训室,贴着富士康的语录,“走出实验室,就没有科学,只有执行的纪律”

  在富士康,除了超强度加班和快节奏工作,让员工感深恶痛绝的,是无处不在的约束。

  代工的保密要求,是富士康“门禁管理”异常严格的理由之一。

  在这里,工厂所有公共和工作区域都设有摄像头监控,进出厂区的所有物料、物品、文档等均被要求依据流程提出申请,并主动接受各级门岗警卫的监督。从工厂大门到各厂区,每一处都设有门禁。电脑、笔记本电脑、光碟、磁碟、移动式存储设备、多媒体拍摄设备、可拍照手机、智能手机等,都是被列出的要受到严控的设备。

  和严格的门禁相应的,是如军队般的铁的纪律。对纪律的强调,在进入园区的第一天就让“屌毛”们印象深刻。

  多位富士康员工给本刊记者讲述说,入职体检是让他们难忘的第一幕。上千人在烈日下,由教官大声呵斥。大家同时在教官的指令下,抬手抬脚,下蹲起立,左转右转,不允许掉队,不允许慢节拍。

  入职之后,有两到三天的培训,培训的内容基本以企业文化、价值观为主。 “纪律、责任心、执行力是富士康企业文化的核心精神”,这句话被写入了富士康的培训和征文主题。

  培训室里贴着富士康语录,其中一句是“走出实验室,就没有科学,只有执行的纪律”。这句话也被公司各级管理者运用到极致。

  一位员工告诉本刊记者,MIBG EMD制造部的一位管理干部常对他们说,只有将责任心与纪律性化为一种自觉,才能编织一张执行力的巨网,将最细小的管理问题也网罗于其中,并最终予以解决。

  维系强大纪律文化的,是严苛而复杂的等级制度。在富士康,仅对大陆籍员工,就分管理职位、薪资资位、岗位职系三条线管理,以多重标准定岗定编,考核员工。

  最简单的是岗位职系,意即“工种”,分为“全叙”和“不全叙”;“全叙”又分为员级和师级,员级分为员一、员二、员三,师级又分为师一到师十四。每个级别薪资都不同,这套体系师自台湾军队的等级划分方法。

  至于管理职位,也从组长、课长、专理,到经理、协理,再到副总经理、总经理、副总裁等,一个事业群的级别高达12层。

  下级对上级要绝对服从。富士康常见的体罚方式,是罚站。上至协理,也可能在最高领导的怒火中象小学生一样在会议室站足数小时。

  一位已经离职的工厂女工称,基层主管是员工们接触最多的领导。他们经常教训员工,有时候一教训就是半个小时,“谁受得了?”

  层级森严下,员工关系微妙。贴在富士康厕所的员工意见卡,写满了工人泄愤的恶语,而工人在私下也对每天恶语相向的主管怒骂不已。

  一位车间男工人说,“他们白衣的看了我们蓝衣的都掉头就走。”他解释说,办公室和技术人员男性工服为白色,生产线男工人制服为蓝黑色。

  在另一个层面上,园区混淆了生产与生活功能,使得本应局限在工作中的纪律文化被强推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中,一举一动亦在纪律规范之内。

  5月26日,富士康在压力下对媒体开放厂区。本刊记者在富士康的一处厂房参观,看到楼梯的每一个拐角处都有很明显的黄色标识,将楼梯分成了左右两个相等部分。左边画着下行的箭头,右边是上行箭头,用以指定员工上、下楼区域,维持走路秩序。

  在食堂,员工吃饭不许浪费,会被强制吃掉剩余部分,否则一次记小过,两次记大过,三次除名;私人物品带进宿舍后,则必须要有宿管办开的放行单,才能往外拿。这种工作纪律的无限扩张,在富士康环安课保安私自“执法”中登峰造极。

  在富士康的管制体系中,基本职责为维护秩序的环安课,被指直属于郭台铭。高墙之内,纪律之所,环安课尤显得权力强大。

  2009年8月,深圳园区负责清点iPhone样机的员工孙丹勇,因被指要为一部样机的丢失负责后,跳楼自杀。

  孙丹勇的同学在其死后,公布了他最后与同学的网上对话。孙丹勇有些语无伦次地称:“我只是有嫌疑而已,亲爱的环安课顾钦明课长,你们有什么理由和资格扣留我在你那,对我动手?”事后得知,孙在内部调查时遭到了环安课课长类似“刑讯逼供”的处罚。

  几乎在同时,富士康北京厂区ELXL6制造部门两名员工在刷门禁卡时与保安发生争执,被20余名保安群殴。视频后来被曝光,引发巨大争议。

  保安丑闻,令深圳园区今年以来的12起员工跳楼事件蒙上疑云。其中不乏死因可疑者,如来自安徽的21岁梁姓员工,从高楼坠下时身有四处刀伤。5 月26日,在富士康工厂向媒体的开放当天,今年1月第一位跳楼自杀的员工马向前的家属突然出现,跪地陈情喊冤。他的双亲及姐姐称,至今警方未公布死因,家属也未获赔偿。

  无论结果如何,过度扩大的工作纪律,正在侵占比父辈更多想法、也更为敏感和脆弱的新生代农民工本已不多的个人空间。

  3月17日上午,富士康龙华园区女工宿舍一名田姓女工从宿舍楼跳下,跌在地面摔伤,她被抢救后说道:“活着太累了。”

  困局谋变

  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集团证实,正在研究员工加薪问题,幅度可达两成。尽管公司强调这与自杀事件无关,却不失为缓解当下危机之举

  汹涌的社会舆论下,富士康仍显平静。在敞开园区大门的当天,生产线上工人默默地继续劳作。

  从台湾赶来的郭台铭力求让外界相信,他正在以最大的努力完善富士康构建的小社会,让其更为完备。这包括检讨部分基层管理者的管理方式,并在政府的支持下,提供内部更为审慎的保安体系,提供内部更为有效的心理干预。

  但效果恐怕是南辕北辙。已经离开富士康的青桐直言:“富士康为员工建立的那么多设施,还不如领导的一句‘大家辛苦了’更有用。”

  更严密管制的宿舍劳动制度,与急盼融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相悖。即便再完备的设施,亦难在同质性的工厂园区,复制多彩的城市生活,让工人获得公民的尊严感。

  郭台铭在5月26日的记者会上也说,将考虑减少对自杀者的补偿,以免这些绝望的年轻人将人生最后的价值押注在40万元的抚恤金上,变相鼓励自杀。而可以补充的措施,则是让生者能更为体面地劳动和生活。

  5月27日,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集团证实,正在研究员工加薪问题,幅度可达两成。尽管公司强调这与自杀事件无关,却不失为缓解当下危机之举。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不应将进城谋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简单地推进企业的小社会。应为农民工提供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相应的政策保障,给他们创造能够长期驻留的空间。

  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翟玉娟说:“富士康有42万员工,龙华片区就有27万。这个地区的外来务工者,46%都是富士康的员工。但这个区域的地方政府,有没有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文化、生活、娱乐方面的公共服务?这些为地区发展、企业发展做出了贡献的员工,可不可能在城市中留下来?

  在富士康之外,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更为积极的抗争方式。5月27日,在深圳数百里外的佛山南海,200多名本田零部件工厂员工继续为争取提高薪酬而罢工。

  企业、政府、社会、员工,方方面面共同努力,或将迎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围城”的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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