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羚

　　[ ★去年，全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29亿人，其中男性占65.1%，女性占34.9%。 ★在全国农民工中，年龄在16岁至30岁占61.6%，总数高达1.41亿。 ]

　　他，从中部乡村来到东部城市。

　　看服饰，他和同龄的城市青年没有特别大的差异：牛仔裤，写着外文的T恤衫，或者有时候他也大胆地去把头发染上颜色，尽管他知道，回老家一定会被乡邻取笑为“杂毛”。

　　但是他的表情和气质还是把他的身份多多少少地泄露出来：乡土的气息没有完全被城市生活洗去，而他的目光常常充满希望，又有些无奈和浓浓淡淡的落寞在其中。

　　这个年轻人，你是否觉得似曾相识？如果是，一点都不奇怪。他就是中国1.41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典型的一位。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就是进城从事非农产业的80后、90后青年农民。这个新的称谓被用来区别于他们的父辈——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涌进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

　　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3月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下称《报告》)描绘出一幅新生代农民工标准像——“他”的特别画像，可能更让你感到陌生的熟悉。

　　新生代农民工标准像

　　男性，80后，未婚，高中文化，来自一个中部省份，在沿海某城市从事制造业工作，月工资1417元。

　　这是一个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虚拟出的新生代农民工标准像，但同时他又是真实的，每一个特点都是基于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多个行政村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是对这群流动青年最基本的概述。

　　他的婚姻状态是未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9年外出农民工中，已婚的占56%，未婚的占41.5%。在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绝大多数是未婚。这一点使这个流动的青年迥异于留在家里的同年龄伙伴——在农村，常常是刚到法定结婚年龄(个别甚至还未到)就很快结了婚。而他，或许由于流动，或许由于眼界变高了，一时半会还很难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有时候他难免孤独，但有时候他觉得这样也挺好，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很适合目前流动的生活状态。

　　他的学历是高中毕业。或许是由于成绩不够好，或许由于家里无力资助，或许是其他原因，他在高中毕业之后就打着背包离开了家，跟着邻居的大哥大姐来到陌生的城市。在开始第一份工作时，他可能还不满18岁。

　　与他相比，另外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更为熟悉，他们跟随打工的父母在各个城市流动，出生在城市，并在城市长大。

　　作为一家制造企业的工人，他每日的工作就是生产各种工业用品或生活用品——家用电器、手机或是服装、文具。根据《报告》，外出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等五大行业。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最多，占总人数的39.1%，其次是建筑业占17.3%，服务业占11.8%，住宿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各占7.8%。

　　他每月可以领到1417元的工资，这个数字令待在家乡的乡亲们觉得很不错了，他也觉得还可以，只是想到繁重的加班和城里的物价，他觉得“这点钱搁城里真不算个啥”。一般情况下，他每个月可以按时领到工资，与那些在建筑工地上“出大力流大汗”却偶尔会遭遇工资拖欠的哥们相比，他觉得自己运气还不错。

　　他住着工厂提供的集体宿舍。尽管居住条件说不上好，但是可以省下租房子的钱。对于一个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的打工仔来说，这笔节省的开支他还是很在意的。

　　有个免费的住处已经不错。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约有40%外出农民工的雇主或单位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这部分农民工每人月均居住支出为245元。

　　在“三低三多”中“裸奔”

　　规模高达2亿的农民工已经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变化。毫无疑问，对于这样一支庞大的生产力量，城市需要他们。不光是中国，世界也需要他们。“中国制造”的国际消费者们，多年来受益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令他们消费支出减少。

　　城市需要他们，但似乎并没有很好地接纳他们。从国家统计局以及黑龙江省、广东省、陕西省等部分城市的调查中，我们看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三低”与“三多”，当然这“三低三多”不仅属于新生代农民工，也属于所有的农民工。

　　“三低”是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

　　根据调查，2009年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中，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仅占42.8%。而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高达74%。

　　城里人很在意的社会保障，对于这群流动的人也常常如镜中之花。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调查，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7.6%、21.8%、12.2%、3.9%和2.3%。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农民工以近乎“裸奔”的方式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中工作生活。

　　据北京市一家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介绍，本企业有80%的农民工放弃了参加养老保险，其中绝大部分是30岁以下的农民工。

　　“我今年才22岁，啥时候能等到领养老金？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一个月100多块，还是领到自己手里放心。”来自吉林通化市一个乡村的小赵在放弃参保之后，振振有词地告诉记者。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工资总体水平低仍然是个客观的事实，但最近几年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中国已经在本世纪初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不增加工资就能获得无限多的劳动力供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企业只能通过提高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来吸引劳动力加入。

　　最近几个月，多个省份相继提高了最低工资线。但总体来讲，考虑到各种福利待遇的匮乏，农民工收入水平仍然偏低。2009年外出农民工平均月工资1417元，比2008年增加了77元。但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只能拿到当地的最低工资。根据统计，月工资在800元以下的农民工约有7.3%，800~1200元的占31.5%。

　　与“三低”相对应的，则是带给农民工无穷烦恼的“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

　　根据各地工会组织的调查，农民工从事的职业大部分是城市劳动者不愿意干的脏、苦、累、险一类的职业。职业风险度高，再加上在工作安全防护方面的漠视，导致农民工中工伤和职业病问题较为突出。河南农民开胸验肺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在一些高危行业和污染企业，职业安全卫生问题突出，农民工工伤、职业病多发，有的甚至得不到及时救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4月28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作《国务院关于转移农村劳动力、保障农民工权益工作情况的报告》如是说。

　　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加班现象非常突出。调查结果显示，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时。其中，每周工作时间多于《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占89.8%。而即使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仍有很多对策让农民工多加班，比如通过写主动加班保证书等。

　　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近年来迅速增加，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新生代农民工较他们的父辈，更加不愿意“忍了算了”，而是利用法律为自己维权。据杨志明在上述报告中公布，2009年劳动调解仲裁机构共处理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案件约60万件。各地共办理涉及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案件23.5万件。

　　双重的边缘人

　　在中国这样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中，农民工注定是特别的一群——他们游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既不完全属于城市，也不完全属于农村。而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这一特点更加鲜明。

　　今年4月份，广州市总工会联合《广州日报》在全市范围抽样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渴望融入城市，重视社会保障，维权意识更强。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对农村的背离更加决绝，对城市则更加渴望，甚至认为，他自己就是属于城市的。

　　第一代农民工的根还结结实实地扎在农村，他们没有更多的奢求，他们很清楚自己不属于城市，最大的梦想往往就是赚些钱回家盖房子，让家人过更好的日子。

　　新生代农民工却不同。他们的根已经不在农村，农村那些插秧、除草、拉粪的活儿他们很多都没有做过，也压根就不想去做。

　　城市的五光十色吸引着他们年轻的眼睛。一项不久前在哈尔滨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表明，许多年轻农民工的心愿就是——努力留在城市。

　　但是现实却像一堵墙挡在他们面前——他们并不属于城市。城市是他们生命中一个华丽的梦，似幻似真，近在身旁，却又似乎远在天边。

　　户籍、就业、福利和保障，还有别人看待他们的眼光，这给他们贴上了一个无形的标签：农民工——当了工人的农民，但依然是个农民。

　　相对于他们的父辈，对于这个称呼，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多的反感。

　　在北京一家企业打工多年的小陆说起这个有些激愤，“我最烦人家叫我农民工。我就是个工人，干活领工资，跟他们一样，为什么非得加上个农民？”而来自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一个乡村的18岁姑娘李娜则说，跟同是从农村来的同事聊天时，大家从来不提“农民工”这个词，“不喜欢”。

　　提起未来，期待和迷惘交织在他们眼睛里。几乎所有受访的新生代农民工都表示，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希望能够留在城市生活，尽管在这样表述的时候，信心并不足。

　　新生代农民工的奋斗和迷惘正好嵌在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巨额财富以各种形式分配到不同人群。而在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社会情绪积累中，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底层群体，成为反应较为强烈的一群。

　　被学术界认为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认为，目前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和城市处在隔离状态，认同心态上和城市居民存在一定的障碍。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处于一种令人担忧的不确定状态，值得社会高度重视。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犯罪率和自杀率的提高。苏州市检察机关今年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形成调研报告，认为犯罪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在于农民工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急剧流动，导致了约束他们行为的社会纽带断裂，同时身为城市边缘人的他们更容易产生强烈的收入反差和社会不公平感。

　　至于自杀率增加的问题，富士康“十一连跳”的悲剧已经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危机暴露无遗。众说纷纭中，有三大原因值得深思：社会对其的挤压、工业化大生产将其异化、新生代农民工本身对社会期望值较高而耐受力较低。

　　面对这些尖锐的问题，社会、政府、企业、媒体、家庭乃至新生代农民工自身都应该给出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