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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员工打热线咨询跳楼赔偿金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5月19日 08:56  南方都市报
科技时代_富士康员工打热线咨询跳楼赔偿金

梁超的父母家人赶到深圳处理后事,这是梁超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张照片。南都记者 徐文阁/摄

  只要善后处理得当,我们山区人很厚道的,很多细节不会追究下去。

  ——— 富士康第九跳死者梁超家的代理律师

  富士康这么多员工跳楼死了,你怎么不跳,我还可以拿一点赔偿。

  ———曹小姐称同为富士康员工的丈夫因家庭矛盾要她跳楼

  员工梁超纵身一跃,使公众目光再次集中到了他的雇主富士康。第9次处理相关事宜,富士康已显熟练,这个企业巨头正建立各种情绪宣泄的管道,试图排解数十万员工的致命忧愁。暗示作用却在这九连跳中酝酿,截至昨晚,梁超的家属仍希望从谈判中得到更多补偿,富士康的员工关爱热线则已接到数通电话,咨询跳楼身亡的赔偿价格。

  针对由九连跳折射出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9位社会学者昨日致信南方都市报,联名呼吁社会关注。

  死者家属希望补偿“越多越好”

  梁超来自安徽省岳西县,和哥哥梁丰一样在富士康上班;据警方初步调查,5月14日晚近11时,他用小刀划伤自己后在宿舍跳楼身亡。

  1小时后,梁超的伯父梁献德接到梁丰电话,并将噩耗告知梁超父母,亲戚8人次日一早赶来深圳处理后事。由于悲伤过度,梁超父母至今粒米未进,每天靠输液维持体力,日夜悲泣,3天里只睡了三四个小时。

  6年前,梁丰技校毕业,通过劳务输出进入富士康工作,这家企业的名字第一次传入梁家人耳中。在他们印象里,富士康规模庞大,从不拖欠工资,这样一份工作在家乡值得夸耀———按照梁超另一位叔父吴森焰的说法,岳西海拔近千米,“只要有点志气,都闯出来了”———梁超也不例外,他去年首次入职富士康时,就带了钱回家帮忙盖房子,家人都以为,这次是第二次入职,应该适应得更好。

  吴森焰坦言,自己也从侄儿口中获悉,“平时除了上班就是睡觉”,但家人并不以为意。

  最后的离别显得不经意。母亲那天新买了手机,兴奋地把头一通电话打给了儿子“以后家里没人,可以打这个号码”,据说儿子并不如母亲高兴,只是说,正在睡觉,马上就要上夜班,随后就是令父母肝肠寸断的一跳。

  “富士康把我们照顾得很好,可能处理那么多次也有经验了,来了就有地方住,还专门安排了厂里的护工陪着梁超的爸妈,有专门的人跟我们谈善后的事”,谈到补偿,吴森焰不愿透露具体进展,但承认,“毕竟考虑是自杀,警方说可以排除他杀……”

  梁家的代理律师则明确告诉南都记者,梁家希望补偿“越多越好”,他回避了这笔补偿的定性问题,只表示,“只要善后处理得当,我们山区人很厚道的,很多细节不会追究下去。”在场家属也点头认可。

  富士康员工逼妻子跳楼讨补偿

  事实上,九连跳后的连番补偿也确实在富士康园区里造成了一种暗示作用,部分员工忽略死者家属的伤心泪,而将着眼点放在了补偿金上。

  在接连发生跳楼悲剧后,富士康方面一度自我检讨和反省。耗资百万的员工关爱中心和专职心理咨询师计划由此而生,以便于及时对员工进行心理干预。富士康集团卫生部部长芮新明向南都记者表示,“心理疾病有可能传染,如果不加以预防的话,影响会很大。”而富士康媒体发言人刘坤表示,不愿见到的心理暗示效应事实上已有所体现。

  “现在在情绪渲染下,很多人拿要跳楼来做交换条件,要求厂方满足其某方面的要求,让富士康也难以接受。”一名富士康的部门主任曾向南都记者表示,接连的坠楼事件,让一些工人变得敏感。今年4月,富士康一名文姓员工就以“第七跳”为由,索取25万元赔偿。

  昨日,南都记者了解到,富士康员工关爱热线已经接到多名员工电话,直接咨询跳楼身亡能获取多少赔偿。富士康方面表示,对于每一个存在情绪不稳定或寻求帮助的员工,他们都会全力协助解决问题,减少悲剧的发生,需要政府、企业和媒体的共同努力。

  16日晚,园区内甚至有一丈夫逼妻子跳楼讨补偿。前日,前来员工关爱中心寻求援助的曹小姐告诉南都记者,她与丈夫孙先生是老乡,都是23岁,现有一子,在家抚养。去年她和丈夫同时进入富士康工作。不久后,她发现丈夫与一名同事关系暧昧,双方为此发生激烈争吵。曹小姐称,事后孙先生不但不悔改,反而诬称她与人有染,双方言语不和,多次发生肢体冲突。 “毕竟是家里的事情,不好张扬”,曹小姐称自己多次遭遇丈夫殴打,但面对家庭暴力,她不愿求助。

  16日晚8时许,在下班回家路上,曹小姐被孙先生拦住,双方再次发生争吵。曹小姐称,丈夫多次索要银行卡,并恶言相向“富士康这么多员工跳楼死了,你怎么不跳,我还可以拿一点赔偿”,丈夫的恶言相向,让曹小姐万念俱灰。随后,曹小姐以回宿舍找卡为由,安全离开。而在宿舍楼下蹲守的丈夫,也被闻讯赶来的保安劝离。前日,当事双方分别接受员工关爱中心的调解,两人情绪已经稳定。

  学者吁企业政府员工三方努力

  连番的悲剧,以及悲剧引发的不良暗示,也引起了社会学者的关注。昨日,来自清华、北大、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的九名社会学者联名致函南方都市报,呼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式的悲剧重演”。九学者建议企业提高农民工待遇,让员工成为“企业公民”;政府提供多项保障政策,让农民工成为“社区公民”;而农民工自身,则应珍惜生命,“用积极的方式保护生存权利”。

  “这些20岁左右的年青人,为什么在人生最美好的时期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九名社会学者均长期从事中国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研究,在联名致函内容中他们称,对富士康接连跳楼事件表示痛心的同时,更让他们在个体心理层面之上去思考“世界工厂” 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问题。学者们表示,从富士康发生的悲剧,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这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富士康媒体发言人刘坤曾向南都记者表示,富士康方面固然对接连的跳楼事件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但也存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原因。“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致函学者之一———北大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这正是我们从富士康员工走上‘不归路’背后看到的深层的社会和结构性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需要企业、政府以及农民工自身的多方努力。致函内容中,九社会学者也针对各方提出建议。学者们建议,作为一个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关爱员工的行业领袖,富士康理应还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础的物质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地方政府为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需求提供政策保障,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而从农民工自我保护的角度出发,学者们呼吁新生代农民工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彼此的生命,用积极的方式来回应劳动者今天的困境,争取基本的劳动权益,保护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权利。

  (报料人:陈先生 报料奖:100元)

  统筹:南都记者 叶飙

  采写:南都记者 郭启明 叶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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