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和5月11日，富士康一名卢姓员工和祝姓女工相继跳楼自杀，再次将富士康这个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推上了舆论的最高点。23年前，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从一个普通采购员起家，将之建造成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代工企业，承接的订单全部来自苹果、戴尔、惠普、诺基亚等这样的一线世界知名的高科技企业，利润却是来自于对处于全球产业供应链条中最底层的人力成本的控制。

　　据媒体报道，不完全统计的数据显示，从2007年始，富士康非正常死亡的员工达到了13例，仅2010年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就有8位员工选择了以自杀这样的极端方式，告别这个曾经让他们满怀希望的地方。5月6日，一名卢姓男员工跳楼自杀后，被富士康邀请去“会诊”员工自杀问题的某国内心理学家称，对富士康这样一家在深圳有近42万员工的超级企业来说，富士康十万分之二的自杀率，远低于国内十万分之十二的平均自杀率，并不足为怪。如果这样的说法难免有勉强和冷血之嫌，那么富士康对于员工自杀问题的应对方式绝对称得上是令人震惊了。5月6日的员工自杀被媒体曝光后，为遮人耳目，富士康一反以前大事化小、全部将员工自杀归咎为“个人问题”的做法，索性反弹琵琶，一位发言人公开称，员工自杀是“社会问题”，试图大而化之。高层在几番论证后，在企业最高领导人郭台铭的授意下，进而立马邀请五台山的三名高僧5月11日深夜赶赴深圳，以“做法事”的方式“超度亡灵”云云。

　　岂料旧魂未安，新冤又现。11日晚，一名祝姓女工从出租屋顶的纵身一跃，再次撕开了血淋真相。佛法的本义是自度，自度之上，才能度人，即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非掩人耳目，甚至一边为恶，一边贴金。如果说将一名员工的自杀简单归责于一家企业，并未见得公平，但在如此频繁的内部员工自杀之后，企业未能深刻检讨自身的问题，而是一门心思寻思如何转嫁责任于外，甚至想象以求助于怪力乱神的方式解决自身的内部危机，这不仅与德鲁克当年梦寐以求的“工人们需要与同事建立良好而紧密的群体联系，与主管建立良好的关系，进一步的，也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人，获得认同、社会威望和满足感、建立社会地位和职能”的新社会企业梦想远隔霄壤，作为社会肌体的最重要组织器官，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管理者，依旧信奉“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荒唐逻辑和极权管理哲学，不能不让人感慨，这种光怪离奇的行为出现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一与企业公民行为完全背道而驰的做法不仅荒唐可笑，更是一种对社会企业家理想的粗暴践踏和公然挑衅。

　　“空心人”：

　　碎片化和边缘化的“原子状态”

　　上世纪初，管理学的奠基人德鲁克曾经梦想，对于工业时代的最大愿景就是，能够建立一个流水线工人自我管理多方面事务，并且因此获取大大超出薪酬的回报的“工厂社会”。按照他的美好勾画，企业作为社会组织中一个最重要的器官，“工作应当体现人的社会价值，如机会、社交、认同以及个人满足，而非仅仅反映成本、效率一类的商业价值。”

　　斯人已逝。目睹资本的贪婪嗜血本质，德鲁克曾经在晚年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工厂社会”梦想，毕竟大多数像富士康这样的跨国公司，都会满足于维持最基本的员工福利底线(或者是一个动态的、不设固定底线的底线)，而不愿再做任何更多的改进。晚年的德鲁克甚至发现，在美国或其它地方寻找一个有劳动保障的工厂社会的范本已经越来越困难，他把目光开始转向了非盈利组织，试图从它们中见寻找到一个“像社会一样能够给人目标和方向”的范本。

　　也许德鲁克放弃“工厂社会”梦想的做法是对的，如果假以天年，他活在21世纪的今天，目睹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做法，又不知会作何想？2006年英国《星期日邮报》、《第一财经日报》等国内外媒体相继报道富士康的员工生存状态之后，“富士康到底是不是一家血汗工厂”就成为了一个媒体及网络上的热烈辩论话题。按照富士康发布的2009年财报，当年富士康员工总数为118702名，2008年同期为108237名；2009年产生的员工成本总额达4.85亿美元，2008年同期为6.72亿美元。考虑到富士康庞大复杂的科层级别设置和数额悬殊的薪酬体系(如台干和大陆本土员工之间的巨大差异)，虽然由于金融危机影响，富士康不得不一直在压缩其人力成本支出(2008年年人均成本为6200美元；2009年为4100美元)，这一标准对中国南方内地城市生存的农民工来说，已经是一笔不错的收入，更何况富士康还是国际知名企业，工作正规，提供食宿， 对于许多打工者而言，已经是少有的万人争抢、梦寐以求的“金牌企业”了。

　　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富士康深圳龙华科技园的门口，每天都集结了大量的求职者，他们的脸上有着或满意或失意的各种表情。可一个严峻的现实是，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中国外向型经济结构迫于国际外在压力的调整，近年来像富士康这样依赖吃内地人口红利建立竞争优势的企业也越来越感受到了经营压力，以2009年为例，受金融危机的订单影响，富士康的利润大幅减少了67%，营收了减少了22%，在压力传导下，许多企业不得不进一步压低人力成本。事实上，农民工没有保障的边缘化社会地位更加剧了他们劳动力价值被廉价剥夺的可能性，调查显示，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出口工厂的工人平均年收入仅是这两个地区城镇在岗职工年均工资的37.82%，而另一当面，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对于富士康这样原本依赖廉价人力成本优势的代工企业来说，国际订单减少和其国际客户越来越严苛的成本战略，就成了一颗悬在头顶的定时炸弹，成本倒逼的危机传导随时可能爆发。事实上，近年来，富士康的人力成本持续下降，而“低底薪+加班费”的薪酬政策设计，使得流水线上的底层一线员工完全成为了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下的机器工人，除了超时加班外，有时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如果说流水线上的机器异化和维持温饱的收入，只是一种“当代农民包身工”的真实生存状态，那么，一直奉行郭台铭式的“韧性精神”与效率文化的富士康管理方式，虽然执行起来简单有效，但就连其当事的管理者看来，也已经日显出一种不合事宜的迂腐和落后气来。富士康今年接二连三的员工自杀案曝出之后，公司行政总经理李金明也坦承，缺乏“群体价值文化”支撑的工人的只能一个个都处在冷漠和隔膜的离散的“原子”状态，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交会。代工企业金字塔式复杂庞大的科层设置，缺乏一个真正的为老公利益代言的工会组织，以及只有执行、不用思考的机械工作方式，使这些劳动者变成了一个个零散的处在社会边缘的个体，只能像碎片一样生存，除了挣得微薄的薪水，寻找生存价值和群体意义，变得如登天之难，而生存压力无法舒解和意义缺乏的焦虑累积，将这些曾经怀抱梦想的年轻人只能推向绝望之路。在工友之间，这些年轻的打工者甚至只能粗俗地以“屌毛”这样称呼对方和自己，没有人关心他们工作之余的状态，他们只能成为汉迪所说的“空心人”，生存意义亦如“一片鸿毛”一样无足轻重。

　　新一代农民工：“无望的一代”

　　回望30年，中国的经济成就离不开对于人口红利的依赖，而富士康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的得益者。中国南方城市大量廉价和过剩的农民工劳动力，为跨国公司的工厂转移提供了低廉的生产成本，而代工企业是最典型的依赖成本优势模式的类型公司。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进这样诚实地解释过公司的发家秘密：富士康的高速成长，靠的是“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

　　然而，时过境迁，这一成本模式连同国家命运一起，正在经受严峻考验。德鲁克一直提醒人们注意人口变化对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管理模式带来的重要影响。随着80后群体的主流化和90后年轻人进入社会，中国经济长久依赖的人口红利模式将走到尽头。人口老龄化、社会严重分层对更年轻一代农民工带来的挤压，甚至考虑物价上涨，新一代的打工者同样的劳动时间所获得的薪酬，可能要远远少于第一代打工者，都会带来新的问题，而这些新因素出现的诸多问题，有些尽管被富士康企业管理者所忽视或者意识到，但许多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者拿出相应解决办法来。

　　以80后和90后新一代农民工群体为例，正如一些学者所发现的那样，与他们的父辈不同的是，他们可能没有上一辈的勤奋坚韧和忍辱负重，但却有着更大更多的欲望和追求，至少在一个被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裹挟的时代里，他们已经成为“回不去的一代”，而日益边缘的社会地位更加大了他们现实和梦想之间的距离，许多人成为了“无望的一代”。这对管理者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新一代农民工群体不仅仅只是“生产成本”，或者“待开发的人力资源”，如果他们不能成为社会开放和企业成长的真正受益者和价值分享者，那么从一开始，他们都是失败者。这时，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所崇尚的任何“军事化”的严苛竣法，在管理者看来是简单有效的刚性法则，可对这些年轻的打工群体来说，有时一种体罚，一声责骂，或者一种对于人格的羞辱，都可能成为他们从高楼纵身一跃的冲动来源。

　　在一个时代转换的背后，总是充满了无数底层承受者的巨大成本和牺牲。一如当年上世纪80年代末一代国企工人下岗再就业的自觉牺牲成就了国企改革的成本，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依旧离不开这数千万年轻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往往来自一个偏僻的乡村，怀抱青春理想，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寻找生存和发展机会。5月6日这位名叫卢新的自杀者曾在他的最后一篇日记里这样写道：“放弃了最喜欢的公共职业：支持西部建设，为了钱，来到了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 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哎，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平心而论，“富士康现象”背后的自杀员工悲剧，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失败，它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病灶，就像媒体在描写每天富士康龙岗基地门口人头攒动的一幅景象：“这个容纳四十多万人的巨型工厂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它提供食宿，规模达到一个中等城镇，流水作业，井井有条。与同类相较之下，这里的设备齐全而优越，待遇标准而规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只为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找一个也许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可是，当人的价值让位于一只时尚的iPhone，当我们管理方式从一开始就只是剩下了冷血的“效率文化”，当每一个年轻员工的生命价值和意义都可能被轻轻地拭去的时候，这个时代就开始病了，商品、汗水、青春和生命，哪一个不可以成为资本压榨机器中的养料？

　　作者：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