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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之谜与中国镜鉴:小而巧的起跑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0月10日 01:55  21世纪经济报道

  连美国自己都难再复制的硅谷究竟有什么可被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复制?“外来者”又应该复制硅谷的什么东西以及如何给予支持?

  本报记者 杨琳桦 硅谷报道

  2004年的某一天,中国某高科技投资园区的几位人员来到位于硅谷Menlo Park的Sand Hill Road,埋头开始工作。加州骄阳如火,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伏地而量——以280 高速公路一路向北至Santa Cruz Ave。

  他们想知道:这条神奇的“Sand Hill Road”究竟有多长、多宽?

  Sand Hill Road是硅谷乃至全美最显赫的一条道路,聚集了美国最重要的风险投资机构,于美国新兴市场的意义不亚于华尔街之于证券市场。上世纪90年代末,这里的不动产价格已高于世界任何其它地方,到2000年中,土地价格甚至卖到了144美金/平方英尺。而由于Sand Hill Road长度尚不到2英里,越来越多风险投资机构的挤入,也使它所涉及区域不断向道路两边的丛林深处扩张。

  “左右各扩张了多少”是这条神奇之路的另一重要物理数据,自然也被前来的中国客人详细记录在案。但是5年后的一天,当办公地点正位于此地的某美风险投资合伙人向记者追溯此事时,表情困惑。另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一场对话。

  “这里大概掌管着全美多少风险资金?”

  “40%是从这里出去的。”

  “这里每个办公室一般有多少人?”

  “三四个吧。”

  “啊!这么少的人管这么多的钱?!”

  对话完毕,就此揭开上述中国某高科技投资园区的大规模量地工作。

  “依样画瓢、缘木求鱼!”5年后的今天,美风险投资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觉得不可思议。在他看来,幻想通过一个简单的物理复制就能变“Sand Hill Road”为中国“沙丘路”的想法简直幼稚到滑稽。但在这一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冲动背后,却透露了自上世纪90年代起至今中国复制硅谷的急切。

  甚至于在5年之后、当中国已拥有无数个自称为“中国硅谷”的区域时,这仍是一个类似著名电影《公民凯恩》中“玫瑰花蕾”的神秘问题,多少地方政府前仆后继赶赴这里——究竟美国怎么就有了硅谷?到底什么是硅谷?中国有没有可能打造硅谷?中国应该如何打造硅谷?

  “天时、地利和人和造就了这一特例,不仅中国很难复制,美国自己也很难复制。”见证过硅谷几十年风云的“老硅谷人”更多是这样强调。换言之,这是一个与中国本土截然不同的商业世界,从语言到隐藏其后的思维方式,从企业成长的路径到支撑这条路径的整个社会体系。

  另有硅谷声音希望中国能给“硅谷模式”更多空间。“硅谷的创新力,主要来源于无数‘小而灵活’的创业公司,但强调规模效益的‘大’是目前中国振兴规划的核心指导思想,而中国刺激计划实行到今天,主要受益者仍是国企。”

  问题于是最终又回到了这里——不能再次发生的硅谷究竟有什么可被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复制?“外来者”又应该复制硅谷的什么东西以及如何给予支持?

  小而巧的起跑

  旧金山时间2009年8月31日,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Edison S. Tse在斯坦福Skilling Building的二楼教室翻开了他的讲义夹,席下,是一列前来求学的中国企业家。

  课程内容事关“硅谷秘密”。但在这一堂课上,“秘密”听起来更像是个动词而非名词——不像以往很多中国研究专著中娓娓道来的“What's Silicon Valley on earth?”,Edison引入了动态比较。

  他说,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前,美国科技的中心遥在东部而非硅谷。

  1951-1970年间,美国那条神奇的技术之路一直名叫“128号公路”。它附近有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旁边是国防部实验室、国防部工程承包商及微电脑、处理器和路由器等系统;甚至于已建立起自己的“大系统创新”。

  这包括:针对某一价值链、某一环节的拉动式价值链结构、从内部技术开发到销售全部经营的纵向公司结构,以及认为转到竞争对手公司工作是最坏行为的内部知识流动。此外,还有基于回报率的风险投资和以美国人为主的人力资源。

  Edison回忆:那时东部的一统天下还体现为,盘踞在那里的掌握了真空管专利的大公司牢牢独占着美国政府几乎所有的大订单。换言之,整个时代的技术——“真空管技术”(半导体技术发展之前,通讯行业的主力器件)——的中心,就在那里。

  与此相反,当时的硅谷尚荒野一片,充满欺诈,唯一可称道的是一个还仅是“婴儿期”的斯坦福。更让人头痛的是,横亘在它面前的还有一个难题,即:有关资金、人才等所有有利资源都“马太效应”涌到了东部去。

  “非常类似今日中国西部发展的难题。”席下,有中国企业家窃窃私语。不仅如此,原来“骄子”也曾尴尬地站在起跑线上。在情感和某些方法论层面,中国开始真正和硅谷发生关系。

  “直到1927年Frederick Terman教授到达斯坦福,这一切被改变。”Edison指出,硅谷自此迎来了对其自身命运至关重要的一些思考。这包括——如果说后来者最好应跑在在位者的相反方向,那么大系统的另一极端是什么?什么是此时的新技术?一个没名气的大学可以做什么?

  他们找到的答案是——“对零件进行优化”、“晶体管”和“灵活性”。

  此后,通过Terman的努力及多名重要晶体管技术人物的加盟,斯坦福逐步建立起以其为中心的生态系统并支持和发展基于半导体技术的晶体管,全美晶体管技术中心随后转移至此。而当斯坦福集成电路实验室建立,通过不断开发并应用新技术,斯坦福也逐渐成为新技术、新工艺的重要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是在同时,Terman开始帮助从斯坦福毕业的学生建立公司以使以后的斯坦福毕业生能在附近找到工作机会;1953年,斯坦福开展了给当地工作人员提供工作期间继续受教育机会的计划,以提高当地技术和管理人员水平。

  另一边,风险投资结构也在成型:在斯坦福晶体管技术和应用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半导体产业出现了Fairchild(仙童)半导体公司,并由其分裂再产生出Intel、National Semiconductor等重要半导体公司。这些成功企业家们,又源源不断付钱去支持新高科技企业的创建。

  紧接下来的局面是——包括高科技律师、风险投资家、地产开发商、亚洲新移民(1965年新移民法允许接受外籍工程师和教授)、世界各地工程师和研究人员们等更多投机成员蜂拥而入,硅谷服务业也随之一路飙升,此地开始不再成为临时住宿的“宾馆”,而有更多人选择留了下来。

  换言之,如果说最初硅谷没能获得进入科技圈的通行证(大系统创新和真空管技术),那么它朝另一个小而灵活的方向(“零部件创新”和晶体管技术)跑去,并通过最短的奔跑路径,在50年后夺得了最高荣誉。

  求圆半径

  “但这一最短奔跑路径,仍值得琢磨。”

  8月31日课程后某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旧金山美中交流协会副会长葛滨坐在位于硅谷Hayward区的办公室中说。他也是斯坦福政策研究中国培训项目顾问、圣何塞州立大学国际部中国培训项目首席学术顾问。

  过去十几年中,葛接待过的中国赴硅谷考察队数以百计。他向记者透露了另一个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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