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下海”，最早尝到海水的苦涩，也最早拥有大海的宽广

　　柳传志：小平房孵出“世界500强”

　　——本报与央视经济频道同步推出系列报道《中国故事》之四

　　中央电视台记者 李晋雄 本报记者 宋广辉

　　1984年，向科学高峰攀登了十几年之后，柳传志意识到自己大概不是做科学家的料。于是，他告别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工程师的岗位，到中科院人事处去做一名行政干部。很快，他发现当官似乎也不是自己的追求。

　　1984年，对于很多人和事，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这年3月，中共中央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10月，中央批准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布把改革由农村推向城市。

　　一次全民总动员的“下海”潮出现了。1984年7月，柳传志和十几个同事一起，在一间小平房里办起了“公司”。那时候，和大多数人一样，柳传志也不知道“公司”是什么。

　　此时，办公司对柳传志来说，是改善生活、也许还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他不会想到，在其后的20多年中，公司将逐渐成为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养家糊口、吃饭穿衣、休闲娱乐的一个基本场所和组织。

　　1988年4月18日，联想公司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进军海外誓师大会”。当时，联想的员工还不到300人，主要业务是销售一种叫“联想汉卡”的产品，以及给国外电脑做销售代理。但柳传志决定“小题大做”，他请来的客人和记者比自己的员工还要多。

　　20世纪80年代，“个人计算机”正在迅速成长为一个产业。1980年，全世界只有30万台个人电脑，10年之后这个数字达到了6000万。1984年，联想成立并开始代理“IBM”的某些产品的时候，19岁的美国人迈克尔·戴尔创办了“戴尔”公司，不久，比尔·盖茨为“微软”设定了那个著名目标：“让每一张办公桌，每一个家庭都摆上电脑。”柳传志同样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市场变化，但是联想却不能“造电脑”。

　　当时，在国内生产计算机需电子工业部发放生产许可证，浪潮、长城等公司都有许可证，中科院却没有。

　　认识到自己无法撼动现实规则后，柳传志选择了一条“拐大弯”的路线。1988年1月,柳传志来到了香港。他的目的是，在这个没有“计划”的城市成立一家公司，为生产“个人电脑”做资金、技术和市场准备。

　　1987年，物价局决定对联想罚款100万元，理由是：联想当时的拳头产品“汉卡”违反国家价格政策，定价过高，有牟取暴利之嫌。100万元，对当年的联想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那时候，公司缴税之后所有利润加起来也不过70万元。联想上下群情激愤：员工要求柳传志召开新闻发布会，打官司告物价局。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柳传志带着自己的助手敲开了物价局局长的家门。“我到那个局长家里的时候，人家在家里吃午饭。敲门人家根本不接待，那也是很难堪的。后来找到副局长，挺好，终于连上关系，再加上我们科学院发展局局长非常努力，最后罚款减到了40万元。”

　　春天时，柳传志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隆重的誓师大会；秋天时，柳传志却在破旧大楼中的狭小办公室里开张营业。这就是柳传志在1988年拥有的梦想和现实。

　　在高调宣布“进军海外”一年之后，柳传志将在香港研发出的“286微机”送上了飞机。此行的目的地是德国，当时在汉诺威正举办电子技术交易会。在这次交易会上，柳传志终于达到了“拐大弯”的目的。

　　柳传志总算成功地往前走了一步。但是，他还来不及开始自己的“电脑梦”，警察却已找上门来。原因是：联想涉嫌走私。

　　1989年4月，广东警方查处了一起走私案，顺藤摸瓜，找到了联想门上。那个春天，柳传志既听到了公司走向未来的脚步声，也听到了监狱的“召唤”。

　　所谓“走私”事件，最终以罚款300万元了结。后果虽然并没有柳传志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它对柳传志造成的伤害却久久无法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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