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迈向3000美元 企业领袖软肋乍现

　　采访·撰文/丁凯

　　在中国人均GDP日益接近3000美元时，由于中国“中间阶层”的兴起，未来最集中地经受考验的，恰恰是企业领袖们领导的领袖企业。

　　2008年，先有王石因汶川地震期间的捐款问题而陷入负面舆论风暴，后有百度因“封口费”传闻而形象受损，最近牛根生又在“问题奶粉”余波下成为众矢之的。我们已经目睹了不少这样的景象：商界领袖个人形象顷刻受损、苦心经营的品牌一夜跌落、企业业绩突然滑坡。

　　在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德寰看来，这些只是开端：“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面临类似的危机。”刘德寰认为，这样的危机最有可能发生在本土企业巨头身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社会正处于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的特殊阶段。

　　许多企业家可能并未意识到，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2008年以后的营商环境将是一场专门针对企业领袖们的考试，许多企业家直到看到考题，才意识到自己的短板和脆弱之处。领导力和执行力低下、个人形象非“黑”即“白”、保守或盲动的战略、几乎为零的风险意识????以“问题奶粉”事件为代表的突发危机不断警示着中国企业领袖们身上的四大“软肋”。

　　社会转型 企业领袖四面楚歌

　　1966~1974年间，日本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社会转型过程，曾考验并最终成就了以索尼为首的一批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消费品品牌，这种考验今天降临到中国的领袖企业头上。接下来将经受最严苛审视的，将是食品、日化、大件耐用商品、消费数码产品、餐饮、培训、旅游、金融等一系列围绕人们日常生活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大企业。

　　200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2460美元，在整个迈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对商业领域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形成了一个数量可观的“中间阶层”，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体消费升级。

　　“这群人虽然不富裕，但已经能负担得起相对舒适的生活。”刘德寰认为，中国在迈向人均GDP3000美元的进程中，人们的消费行为日趋注重品牌、功能性和内在价值。由于这种趋向的作用，中间阶层显然将更加青睐领袖企业的产品和服务。

　　同时，这群挑剔的消费者也十分“难伺候”。刘德寰说：“这群人相对来说学历较高，获取信息的渠道广、速度快，他们活跃在互联网上，并乐于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利用互联网表达意见，尤其是不满，成为他们驾轻就熟的方式。而互联网的巨大影响力足以在一夜之间让王石、牛根生们陷入轩然大波。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趋向，这就是健康思潮。”刘德寰说，人们会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健康，这就对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在迈向人均GDP3000美元的过程中，日本自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转入由消费推动的高增长时期。前不久刚刚落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也给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定下了刺激消费的基调。这群“惹不起”的中间阶层，本应是“含金量”最高的消费者，他们可以成就企业和品牌，但如果今天的中国企业领袖们未能及时解决自己身上的四大“软肋”，中间阶层也可以轻易让一家企业“出局”。

　　企业领袖个人形象 昨天是天使 今天是魔鬼

　　“问题奶粉”事件再次显露出企业领袖不擅长经营个人形象的短板。在地震捐款事件之前，王石是备受推崇的商业精英，他的商业理性缔造了一个以制度建设见长的地产领袖企业——万科，但捐款10元的言论让他变成了“王十块”，至今仍有舆论迫其辞职。

　　牛根生先前的形象一直是朴实、厚道的商业领袖，并因“裸捐”了全部个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而为人瞩目。但在三聚氰胺的重压之下，这一切都成了“作秀”，指责的声浪中最极端的态度是牛根生不仅该辞职，还该被刑拘。

　　搜索引擎巨无霸百度，在因三鹿“封口费”事件而备受质疑之后，被指为“中国互联网最大的黑社会”，其领军者李彦宏也因此而形象折损。

　　曾有地产圈内人士称王石为“最接近圣人的商人”，而牛根生在商界一直因拥有“大智慧”而著称，为何这重重光环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一夜之间逆转，并跌入谷底？

　　在商界沉浮近20年的百龙集团董事长孙寅贵认为：“企业领袖不能把自己‘圣人化’。”孙寅贵曾在1993年福布斯首届中国富豪榜榜上有名，据他所说，与他同一批的30位富豪如今没有“出事儿”的，不过五六人。

　　企业家往往通过经营个人形象来经营企业形象，最终造成一旦有事发生，就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企业领袖个人能力 领导力不足 执行力孱弱

　　奶粉问题出在质量，而质量管理的水准，从根本上取决于企业领袖的领导力。牛根生曾表示对三聚氰胺事先并不知情，多位企业家对此表示理解，但这也直接暴露出牛根生等企业领袖不能掌控生产中的细枝末节，在领导力上仍有缺陷。

　　中国的企业家们因为创业艰难，所以往往有着难以割舍的权力情结，导致在企业内部管理方面该放的权没有放下去；而因为外界环境复杂，企业领袖们终日忙于向外寻求资源和与资本界接触，导致该管的细节没有管起来。

　　前不久，在92岁高龄故去的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在台湾一直有着“经营之神的美誉”，掌管着一个庞大的王国，但仍能做到关注点滴。仅从2002年的数字看，这个集团就拥有近百家子公司和关系企业，横跨炼油、石化、塑料、纤维、纺织、电子、半导体、汽车、发电、机械、运输、生物科技、教育与医疗行业，员工7万人，资产总额1.5万亿新台币。

　　但这位老人不仅对每个行业业务都了如指掌，甚至对每个子公司的每个部门的工作都很精通。论精力，王永庆可能不如牛根生们好，但论领导力，恐怕绝对比他们强。

　　企业领袖战略水平 要么缺定力 要么没胆识

　　对于很多企业来讲，产品质量和企业的内部管理，是快速发展下暂时无法顾及的“内务”，他们的逻辑是，如果不先快速发展，企业就将失去竞争力。在问题奶粉事件爆发后，中国企业家们已经开始反思之前的快速扩张、做大做强的战略。

　　但云南红酒业集团董事长武克钢认为，企业的发展应该先从“做好、做实”一家小企业开始，“中国企业应该学会抵制做大做强的诱惑”。而当当网总裁李国庆，最近一段时间也一直在“抵制诱惑”。“我们放弃了打死对手的想法，顶住了竭泽而渔的诱惑，克制了急速增长和扩张的冲动。”李国庆说。

　　抗拒诱惑，并从内部开始严抓质量和内部管理，在华旗资讯总裁冯军看来是“打地基”。“我是学建筑的，盖楼必须先挖地基。”但在眼下，冯军一手打造的爱国者正在东南亚、西班牙和美国大打品牌，冯军认为，中国企业除了应该有抗拒诱惑的定力，还要有眼疾手快的胆识。

　　企业领袖风险意识 风险意识为零 风险控制乏术

　　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则在问题奶粉事件中发现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们风险意识淡漠的现实。“三聚氰胺是行业的潜规则，但一旦爆发出来，就是企业巨大的风险。”他说：“我们是做金融的，对于我们而言，风险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是命根子。”

　　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多年，在这样的顺境下，企业想的是如何加强进攻，而在捷报频传之际，恐怕很难有居安思危的境界，但在一批成熟企业的内部，对于风险的研判以及应对风险的体系建设，则十分重视。

　　比尔·盖茨说，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90天，而中国企业在危机四伏的环境里，恬然地幻想着基业长青。实际上，前面提及的中国企业领袖的四大“软肋”，在今天看来，都是可能随时酿成致命危机的潜在风险。如何规避风险，是眼下企业家最为紧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