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研讨会图文报道(3)

　　像制造业一样梯度转移

　　政府现在有一些改变，承认外包服务这些都是一个产业，而不是一定要有一个可复制的产品才能够成为产业。政府如果去做扶植，不能光是一个软件服务业，还要尽可能发展上游和下游，尽可能为软件服务业提供更多的配套的服务。

　　主持人：中国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发展软件城市的口号，都把软件外包作为产业升级的“救命稻草”。是否每个城市都适合发展软件外包产业，尤其像苏州这样的二线城市？

　　汤建翔：当年的制造业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时首先选择一线城市，像上海、广州、北京，经过了几年的发展，制造业最终转移到了二线城市。我们认为软件外包也有可能和当年制造业的转移一样，会从一线城市逐步转移到二线城市。我们有一些自己的优势，一线城市的很多成本要比二线城市来得高，当然我们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我们的开放度还不够高，交流还没有上海的多，城市的品牌也没有上海的响亮。

　　当然我们也想我们如何同上海这样的城市做好配合，做好分工。上海做物流做信息，我们做制造业。下一步，我们如何在软件外包上跟上海形成一个新的配合，这个也是我们苏州政府要思考的。

　　岑惠彬：IBM除了在上海、深圳、大连、成都发展，最近还在武汉发展，所以二线城市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主持人：苏州发展软件外包的思路是什么？

　　汤建翔：其实现在我们很痛苦，在这么多竞争的城市中，我们怎样才能脱颖而出？软件产业我们苏州可能还有优势，我们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市场。围绕发展服务外包产业，苏州科技城出台了很多措施，除了一般税收优惠等等，围绕人才也是想了很多办法，比如给公司报销50%基层人员的培训费用、制定了鼓励海外人员和科技领军人才的政策、对软件企业的创新活动给与奖励等等。我们还学习国外人才培养的模式成立了江苏省唯一的一家培训基地。另外我们的人文和生活环境，相信大家过来看看的话也一定会很惊喜的。不过这些可能都还不够，往往我是当局者迷，希望在座各位给我们出一些好的点子。

　　邢波：首先政府应该自问，我是想做一个综合性的外包城市还是想做一个专业化的城市？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等，他们比较综合，无论什么样做外包的公司都可以受到政府的支持。还有一些二线的城市，比如说我们去上个月去了扬州，扬州的市长跟我们说，不做综合性外包城市，就是要做专业的呼叫中心基地。所以对苏州来说，首先是要定好位，通盘考虑。

　　苏州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说产业升级，所以苏州也成立了很多培训机构，但是整个城市在人力资源上是不是有持续的发展？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吸引好的软件企业进驻已成为各城市的一大头痛问题，软件企业在选择城市时通常考虑哪些因素？地方政府如何才能吸引你们？

　　陈立峰：我们目前的策略是围绕着香港为中心发展，之前也到内陆的二线城市发展，觉得那里的人才非常好。从我们公司实际发展角度看，北京、上海、香港这三个城市周边的城市发展产业的机会比较大，不过成都我们也有设立中心，我觉得成软件公司销售额达不到四亿的话就不要到成都。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关键要打造一个适合知识工作者的工作环境，第二就是人才体系需要健全，这样对于建立我们的研发体系以及由一线城市往二线城市发展靠拢都能提供很好的吸引力。

　　郁珉：我去年参加了一个海归的软件开幕式，有一个公司老总提到对全国的20多个城市做了一个调查论，最后选择了成都进行投资。比较选择哪个城市，一是考虑人才的素质，二是人才的供应量，还有一个是语言的能力。所以地方政府发展软件外包业制定政策必须要先围绕“人”做文章。

　　关于政策扶植，包括个人所得税的退税等等，很多园区都有提出来，但是目前来看各个园区都不一样，评价的标准都是各不相同的。政府现在有一些改变，承认外包服务是一个产业，而不是一定要有一个可复制的产品才能够成为产业。政府如果去做扶植，不能光是一个软件服务业，还要尽可能发展上游和下游，尽可能为软件服务业提供更多的配套的服务，比如说人才供应，不只是简单的培训计划，而是能够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人才供应。大连是一个例子，大连主要从事对日外包，做得好一方面因为业务稳定，另一方面是政府给所有企业做长期计划的供应，包括培训企业、建立大学、教育基地等等，这些配套的实施都已经跟了上去。

　　邵凯：我认为公司需要政府提供一个好的市场环境，公平的竞争机制。企业要的不是政府不断地“喂”它“喝奶”，有序的正当竞争能够促进产业发展，还希望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对国外企业和国内企业能够一视同仁。

　　Sushil Asar：如果我可以向政府提一个要求，惟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政府能够帮助提高我们的薪水。这不是一个玩笑，实际是一个战略上的建议。现在中国有很多的技术人才，但是懂得客户专业领域知识的人才比较缺乏，所以应该大量引进国外的人才，他们进来后可以把知识传递给中国的人才。我有一个朋友在银行业有20年的经验，当时他要选择到欧洲还是到中国，最后他还是选择到了欧洲，他认为中国各方面的待遇等都不如欧洲理想，希望中国能够提供一些更好的激励措施，来吸引国外专业的人士，这是非常有帮助的。

　　李映：作为一个软件企业或是研发中心，最头痛最难办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是很多政府在细节配套问题上没有做到位。比如房价的问题，如果政府不能宏观调控好，当地房价过高，就会影响人才的流动。

　　主持人：国家越来越把服务外包产业视作一个战略产业，并出台了很多政策，“新18号文”正在制定过程中，大家有什么期待？

　　邵凯：我看了印度的政策，在外包企业的税收方面，它的所得税和营业税都是零。这种企业靠什么报销国家的税收呢？我们的员工在国内都是属于高收入阶层，他们的个税都比较高，消费水平也很高。所以我们希望18号文不要再倒退回去。

　　陈立峰：我觉得政府可以做更多的事情。2006年我在印度参加过一个会，印度总统花了两个小时讲外包，让我觉得很惊讶。在中国，可能没有必要这么要求一个官员，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解决一些问题，比如教育如何与企业需求的创新人才接轨。

　　中央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最重要的是保护知识产权，虽然现在改善了很多。还有政府鼓励海外人员回国，这个政策说了很多，但是很多地方都没有落实下来。我们雇佣很多的国外人员，比如说落户、户口都很麻烦，还有就是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

　　中国想从制造业转型，但从很多的法律比如《劳动法》都是按照制造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对我们这类企业就不一定适合。希望新的文件能够具体地从软件企业本身出发，真正适合我们这类企业的发展。

　　主持人：大家都认为人才是发展软件外包的主要因素，在吸引人才方面，各位有何建议？

　　郁珉：中国可以做外包的、有大学教育体系支撑的城市不下几十个，这是我们的优势，完全可以充分利用。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国内软件服务的资源结构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现在的结构我认为还是一个梨形的结构，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金字塔的形状——金字塔的尖端要培养本地的博士、博士后等，来进一步拔高来提升我们的服务价值，同时往下扩张低端的劳动力，也就是“技术蓝领”，这样的结构要落实和城市的布局有关系。

　　黄为桥：对于海外过来的高端人才，我们中国不但没有增加他的工资，还在减少他的工资，因为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比他们本国的还高。

　　李映：我同意高端人才确实要有特别的方法和举措把他吸引到中国。不同意的方面是，我认为涨工资不是最重要的。工资再怎么涨还是没有办法跟美国的企业竞争。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建立一个好的机制，让一些高端人才真正觉得来到中国，政府或是企业会给他一些激励。做软件外包研发人是最重要的。我的感觉是，政府需要更细致地考虑怎么把这些外包人才安置好服务好，并且长期坚持下去，而不是说做一两年就扔掉。我觉得长期坚持细致地服务，一定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岑惠彬：除了薪水外，教育、医疗、设施等都是吸引人才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