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熙落幕：亚洲模式的另一面

　　作者：金错刀

　　李健熙的故事表明，在亚洲，对于一个创立70年的老企业而言，企业掌门人必须擅长驾驭各种矛盾，比如“政商抱合”，并在这种玩火式的经营中寻找产业机会，这是一种平衡游戏，李健熙是玩这种游戏的王者。当然，他随时可能被这种火所反扑，即便是李健熙这种老江湖。在中国，不少企业家也都是采取这种模式。三星丑闻、李健熙辞职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三星模式的软肋，做出反思。

　　公司英雄？犯罪的阴谋家？

　　低调的李健熙可能没想到他会在即将退休的时刻高调示人，而且是一种不光彩的高调。

　　又一个亚洲明星企业家黯然落幕。公司英雄还是阴谋家？我们似乎不能用这么简单的词汇来归纳李健熙。

　　李健熙此次受到的质疑主要有三：1.是否亲自指示发行爱宝乐园可转换债券？2.有没有得到经营权继承过程相关的汇报？3.是否筹措秘密资金对政、官界行贿？这些质疑的核心却是：李健熙通过廉价发行爱宝乐园可转换债券的手法，将集团经营权移交给自己的儿子李在镕。现年66岁的李健熙竟然也遇到一个棘手的“接班”难题，甚至通过特殊的手段来突围，这是多么让人熟悉而亲切的场景！

　　对那些学习三星的中国企业家而言，李健熙又提供了什么样的标本性意义？这是一个亚洲模式的宿命吗？

　　李健熙丑闻及离职的背后，让我们借机了解一下三星神话的另一面，或者说，缠绕在三星神话和李健熙背后的几个巨大矛盾。正如韩国人所说：“人们认为三星是一间永远不会失败的公司，所以管理这间公司的人李健熙被喻为像神一样的人物。”现在，让我们看看神的另一面，以及神的矛盾。

　　首先，商业化路径和“政商抱合”的矛盾。一直以来，三星都凭借其卓越的商业化表现而成为中国企业家们学习的对象，李健熙的“新经营”以及“除了老婆孩子都要变”的理念受到了大力推崇，也让很多刚刚迈入市场化路径的中国企业家耳目一新。在商业化路径上，李健熙的确做出了革命性的突破，比如，他孤注一掷投资于研发，孤注一掷投资于品牌，孤注一掷地抓住了从“模拟”到“数字”变革的浪潮。

　　但是，李健熙神话的另一面，即这种传统的“政商抱合”模式，也由于李健熙的低调和三星的不公开，而显得扑朔迷离。世界银行在《东亚奇迹》中曾分析了亚洲模式成功的关键，其大致结论是认为这些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实现很高的经济增长，是因为它们把“最基本的事情弄对了”。“政府利用各种形式的干预(不论是系统性措施，还是通过多种渠道)来促进经济发展”。毫无疑问，三星的高速发展也得力于这种政府干预。

　　事实上，每当韩国总统换届，都有一些企业家倒霉，这次李健熙就遇到新当选的总统李明博。《华尔街日报》援引首尔国立大学社会学家Yee Jae-yeol的分析称，回顾三星集团起飞时的体制环境不难发现，当时政府具有高度的影响力，而且对于企业而言有许多障碍必须要去克服，在这种情况下，三星必须要依靠自己的暗箱操作技巧，比如建立行贿基金，结交监管人员等。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第二个矛盾是，李健熙行贿和三星严苛的反腐败。在三星内部，反腐败是被当做一种企业文化大力推行的，三星的“不正之风判断标准”明确表示，收取购物券、鞋券等，不分原因、不论金额大小一律视为现金受贿。并给出“行动指南”：原则上予以拒绝，如属不得已情况，应告知上司之后退回。无法退回者，应用于奖励活动，并将结果告知监察部门。李健熙甚至建立了一套坚决抵制腐败的体系，专门有一个经营监察组，在公司内部展开一项杜绝腐败的教育计划等。

　　但是，另外一方面，李健熙建立匿名账户筹集资金，以向政府官员行贿。三星特检组曾向媒体表示：“三星集团内部构建有‘人际关系’管理体制并进行行贿的这种疑惑是存在的。”受此影响，三星集团决定，解散由副会长李鹤洙主导、一直扮演集团“指挥中心”角色的战略企划室，李鹤洙和战略企划室战略支持组组长金仁宙社长，在处理完剩下的工作后，也将辞去一切职务，退出经营第一线。要知道，这个战略企划室对三星在1997年后的迅速崛起起到了最核心的作用，也让三星的“战略性经营扶持”成为学习重点，这个部门也是三星诸多核心矛盾的交汇点，它的解散无疑带来诸多悬念。

　　第三，公众对三星的矛盾心理。很多韩国人认为有着70年历史、占国民经济比重约15%的三星集团权力过大，而且又常常滥用手中的权力。还有不少韩国人认为三星欠了韩国社会一笔债，因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是政府帮助了这家企业。但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三星实在太庞大太重要，以致于不能冒险将其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