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模式

　　成都模式

　　<计算机世界>报记者 杨霞清

　　蓝天白云，葱葱郁郁的树木，格致有序的楼房，开阔的马路，SAP、Motorola、Nokia等著名大企业的LOGO在车窗外一闪而过。3月中旬，我们的车在成都市高新区的管委会、天府软件园、老高新区间穿行，探寻这个有“西部硅谷”之称的城市发展软件的脉搏。

　　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经透露过一组数字: 2007年，成都市软件产业实现经营收入31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0.3%，实现增加值140亿元，连续5年增幅保持在35%以上，在国家规划布点的11个软件产业基地城市中，成都市增长速度排名第二。

　　印度在总结班加罗尔的成功经验时，主要归结为三点: 环境、教育和政府投入。在软件快速道上发展的成都也印证着这三点。政府大手笔的投入、对教育和人才超乎寻常的重视、与生俱来的文化积淀和环境优势，使得成都近几年一跃跻身中国主流软件城市的行列。但“知易行难”，成都如何把这三大法宝演绎成为独特的“成都模式”？

　　政府就是“导师”、“侍者”和“保镖”

　　L企业计划在成都落户，一时找不到办公地点，也不知如何去招聘第一批员工。怎么办？L企业向“成都软件人才培训联盟”提出申请。不久，L企业进驻“成都软件人才培训联盟”大楼，招人、培训、办公、开展业务，直到找到了合适的办公地点后才搬出去。

　　“二楼有笔试的大教室，旁边小房间是面试的教室; 配备有电脑的大房间可以进行办公，最大的能容纳80人。”成都软件人才培训联盟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最让记者惊讶的是，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不仅仅是免费，成都软件人才培训联盟还提供增值的服务，比如说，为避免企业找不到合适的培训师和人才，在上游与IBM、微软等公司的培训机构结成合作关系，在下游跟各个高校形成联盟。当记者3月份去成都采访时，已有多家企业进驻到启动不到两个月的成都软件人才培训联盟大楼。光成都软件人才培训联盟大楼的硬件设施，成都高新区就花费了上千万元。

　　这仅仅是成都高新区对软件业投入的“冰山一角”。在记者走访的高新区管委会主管外包的副主任傅学坤、成都信息办主任刘勇的过程中，都感觉到政府对软件业发展的决心和魄力。

　　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傅学坤告诉记者，高新区对国内外知名企业，配置了土地优惠、房租减免、税收减免、产业扶持等系列招商引资政策，帮助其人才“本地化”和产品“成都造”; 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配置了科技创新政策，包括房租优惠、创业帮扶、资金争取、项目申报、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为较大规模、处于发展临界点的企业配置了产业扶持政策，根据其在发展中遇到的资金、人才、市场、资质等方面的瓶颈，研究扶持政策，有针对性地帮助企业做大做强。2007年，高新区制定发布了《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快软件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试行)》等一系列的政策。

　　在现阶段的中国，许多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因此政府的优惠政策可以立竿见影。目前，有36家世界500强IT跨国公司进驻成都，成都的各类软件企业已超过了9000家，以高新区为主要聚集区的软件产业带集中了成都70%以上的软件企业。

　　“目前，高新区推动产业发展是以政府为主导，少了些市场因素，多了些总体规划和协调。在成都产业发展的这一个阶段，我们认为是适合的。” 傅学坤说。

　　综观大连、南京等城市，在软件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的身影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对政府的角色定位上，成都市相关官员有很形象地描述: 政府要当好“引导者”、“服务者”和“保护者”。如果用比较形象的比喻，那就是要当好“导师”、“侍者”和“保镖”。

　　“导师”的角色很好理解，发挥政府的规划和引导职能。“侍者”是政府要为企业做好服务，加强金融、物流等基础设施配套，强化公共技术平台建设。四川迈普对政府的角色体会得比较深刻。迈普执行副总裁罗鹏对记者说，高新区的退税速度非常快，甚至地税的工作人员会上门来服务，这使企业资金的运转非常及时。

　　政府如何当好“保镖”的角色？让人听着有点陌生，成都市的政府官员的解释是“保护知识产权”。

　　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傅学坤向记者透露说，在跟很多跨国企业接触中了解到，企业最大的顾虑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是否完善”。

　　据葛红林市长介绍，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成都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制定了知识产权保护行动计划，完善了计算机软件版权登记制度，建立了软件行业诚信体系。成都是中国少有的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的城市。2007年，成都被授予全国首个“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称号。

　　“女婿”争上门“儿子”发奋图强

　　仅仅在记者去成都采访的3月份，就有赛门铁克与华为合资的华赛公司总部落户成都、IBM全球外包服务中心加速发展、摩托罗拉研发中心规模扩张、飞思卡尔射频与信号处理技术研发中心及平安保险等一大批金融后援中心在蓉建设、AMD在成都落地等捷报传来。目前，有36家世界500强IT跨国公司进驻成都，巨头云集，好不热闹。

　　这些世界知名的企业争先到成都来当“女婿”，也引起了成都的“儿子们”—本土企业的一些“抱怨”。比如说政府的政策是否向外资倾斜，而忽视了本土企业的需求; 外资企业的到来，大量挖走人才，为了留住人才，本土企业不得不提升工资，从而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去年我们被迫加了两次工资，但和外资一比，工资方面还是没有竞争力。”成都一家本土软件企业的创始人对记者说。

　　在全国其他城市的软件园中，“重外轻内”的现象时有发生。因为引进外资除了能带动产业链的发展，还能很快提升该地区的业绩，见效快; 而培养一个本土的企业上规模，则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但是，如果没有强大的本土企业，地区的发展容易“空心化”。这一点成都有很清醒的认识。傅学坤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班加罗尔的经验时，特别强调一条: “印度注重对本土企业的培养。”目前印度的塔塔等本土企业都是成规模的、国际性的大公司，大大提升了印度软件业的竞争力，也很好地打出了印度的品牌。大连也非常重视本土企业的培养，大连本地的企业大连东软、海辉、华信成为国内外包软件的翘楚。

　　成都市信息办主任刘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因为政府资源是有限的，如何进行配置确实是个大问题。一定要避免“女婿招来了，把儿子气跑了”的现象出现。刘勇介绍说，除了招商引资政策外，还有科技创新和产业扶持政策，针对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鼓励扶持。

　　在外资企业争先恐后落户成都的同时，成都本土企业也在悄然起步。这种发展壮大，一方面得益于外资进来构建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环境; 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不断地摔打，从而加速长大。

　　颠峰软件集团是成都本土软件外包业的代表企业。5年间，颠峰从几个人发展到近千人的公司。2007年底，颠峰软件集团营业收入7000多万元，实现利润近1500万元。其中70%的业务来自于海外市场(主要是美国市场)。尽管放在全国，颠峰还不算是大公司。但如果看到成都本土外包业6年前还是一穷二白的话，你会为颠峰的发展速度感到欣慰。

　　颠峰软件集团董事长张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2年4月公司创办时，他对外包依然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该做什么。直到2003年才把公司的定位确定下来—“做中国的IBM”。现在张玮的这个愿景依然没有改变。在他眼里，IBM是全球具有最高水准的外包商。张玮的志向是，要分享全球化过程中的“大蛋糕”，而不仅仅是在外围吃“面包屑”。

　　目前，颠峰的本土外包同行有好几百家。如何迅速扩大公司规模是困扰成都软件业的难题。今年3月，世界知名分析机构Gartner的两位资深分析师到成都考察，他们的问题让成都信息办主任刘勇很有感触。“成都有3000人的软件外包企业吗？”目前成都还找不到。印度规模上万人数的企业有很多，这让刘勇感觉到加强本土企业发展的紧迫感。

　　在嵌入式软件行业，如果说华为是中国的老大，那么四川迈普则是老资格的“西部大佬”。凭借多核路由器7500的发布，迈普的海外市场成长迅速。2007年在中东、南亚、东南亚迅速开花结果，甚至在一些国家，它的市场份额排到了前3名。迈普公司执行副总裁罗鹏说，在迈普15年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当年和迈普齐名的企业都悄然无声了，而迈普之所以能发展到现在，全靠走“持续发展”的路线。

　　数字娱乐业是成都圈定重点发展的6大产业之一。成都本土的游戏公司梦工厂经历了初期的资金链短裂、找投资人无门的种种经历后，最后探索出一种全新的网络游戏运营模式: 联合腾讯、网易、联众等大型网络游戏运营商，共同运营梦工厂开发的《侠义道》。省去渠道和用户的推广费用，当然最后的利润得跟合作伙伴分成。根据梦工厂创始人裘新向记者透露，2007年只拥有100名左右员工的梦工厂实现利润3000多万元，2008年有可能达到5000～6000万元。

　　IC设计、信息安全、数字娱乐、软件外包、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是成都重点发展的6大重点产业。在这些产业中，尽管成都本土企业还比较稚嫩，但是他们都在寻求独特的方式，发奋图强。

　　超越“低成本” 寻找新支点

　　“低成本意味着不发达。” 成都市信息办主任刘勇一见到记者就谈起成都软件业遇到的挑战，让记者见识了他的务实和胆识。

　　在北京、大连、南京、成都、西安等城市软件竞争力的比较中，成都和西安均以“低成本”作为标志。在刘勇看来，“低成本”竞争力的另一面，就是这个地区还比较落后。“为什么同一项工作，人家能赚5块钱，而我们只能赚一块钱？”刘勇说，这说明没有核心的竞争力。他表示，成都先要迅速提高竞争力，锻造产业链，然后再“一起提价”。

　　在现阶段，“低成本”确实是成都的一块王牌。生活成本、人才成本、房价都比沿海城市要低。这也是这几年跨国巨头纷纷到成都落户的重要原因。但记者在对成都市政府官员的访谈中，明显感觉出他们努力锻造超越“低成本”的能力。

　　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成都发展软件业有3大优势， 一是人才优势。成都拥有高等院校40所、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5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3个，每年毕业大学生10万人以上，各类科技人员超过50万人; 二是基础优势。成都是西部物流中心，航班可达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等国内外近百个城市，航空物流园区已入驻了UPS、DHL等30多家知名物流公司，是全国8大通信枢纽之一; 三是环境优势。成都多次获得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性适宜人居大奖。

　　“少不入川，老不入粤。”这句老话本来是说成都人安于享受生活，不求进取。但这种历史文化体现在现代软件业上，却给在蓉企业带来了人员上的稳定性。“成都人才的流动率很低，沿海城市可能是15%，成都只有5%。”傅学坤对记者说。

　　如何超越“低成本”？成都给出的答案是在“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上下功夫。在硬件环境上，成都不断地改善基础设施。2008年至2010年，成都将通过实施“三大工程”、打造“八大中心”、建设“三大基地”来加快建设成都通信枢纽，使成都成为西部的信息枢纽。

　　三大工程包括国际通信出入口局工程、“三网融合”工程、“无线城市”工程; 八大中心指的是互联网区域交换中心、数据存储中心、国家级互联网域名解析中心、基础数据资源中心、信息评测中心、数字媒体发行中心、高性能计算中心和数字证书认证中心; 三大基地是指 信息灾备基地、信息后援支持基地和IT服务基地。

　　而在“软环境”的建设上，成都则把“吸引人才和人才培养”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上。刘勇把“人才”和成都重点发展的6个行业并列为成都发展软件的7大体系。今年，成都启动了“回家工程”，由成都高新区领导挂帅，与中国英才网合作，到全国各地主要城市招揽人才，主要的对象是成都籍的高级人才。“回家工程”还包括海外的成都人，成都将出台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吸引这些人才回成都创业。同时，成都也把实用性软件人才培养作为软件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基础工作，本文开头提到的“成都软件人才培训联盟”即是为企业寻找合适的人才而设立的。“我们要打通人才的最后一公里。” 傅学坤说。

　　成都也积极地通过“会展”等方式来促进成都软件业的发展。每年一度的成都“软洽会”已经成为了国内外知名的软件大会，成为国内外软件大佬们对话、展览、洽谈的重要平台。成都市市长葛红林曾经表示，软洽会是推动成都市软件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开启了一扇门，本地企业能更好地把握世界行情，国际软件企业也能更直观、更真切地了解成都发展; 它架起了一座桥，为国内外软件企业互通有无、加强合作提供了极大便利; 它搭起了一个平台，国内外软件业界人士都能在此碰撞思想、激出火花，为推动成都乃至全国软件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添注动力。”每年一度的成都聚会，成为软件企业思想激荡和洽谈的最好平台。

　　在谈到班加罗尔的成功经验时，傅学坤认为其中有一个原因是班加罗尔把古老的印度文明和现代文明成功地进行了对接。对于西蜀重地成都而言，如何把源远流长的西蜀文化和现代软件文化成功地融合，是留给成都软件业的一个深遂的命题，也是成都模式区别于“大连模式”、“南京模式”的关键所在。

　　不为人知的南京速度、“两园多基地”的发展模式、围绕着电子和化工行业的软件产品群，形成了低调的“南京特色”。“闷声发展软件”的南京，的确是让人不敢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