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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京:最真实的人生(2)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15日 07:15 华夏时报
抉择 王文京在19岁的时候到了北京。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司。从一个小村庄到省城再到这个国家的首都,这巨大的人生裂变使王文京恍然若梦又兴奋不已。“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说。 王文京在北京干得不赖。作为一名“毛孩子”,他得到了很多老家伙们终生都不曾得到的机会和荣誉——他当过先进工作者和新长征突击手,也在全局干部大会上作过先进事迹报告,还从全局上千名干部中脱颖而出接受过特别嘉奖——晋升一级工资,虽然仅增加6块钱。 这样的人生曾经让王文京感到满足和惬意,也曾让他对自己的未来产生过宏大的设想,但是他很快就感到了困惑和厌倦。展望未来,他的人生不是一望无际,而是一眼便看到了头儿。也许有一天他会成为一名政府高官,但最可能的未来是,他只是作为一名资深的财务工作者陷落在各种各样的数字当中。“走出校门做公务员一直到老,黑发到白发,将是人生经历的缺憾。”他说。 虽然套在国家脖子上的枷锁已经被打碎,整个国家的创造性已经被激发了出来,但是人们的视野依旧逼仄狭窄,除了几个老专家外,几乎所有人对财务的理解都是会计,几乎所有人对会计的理解都是核算。算账的,那离王文京的梦想有着那么遥远的距离,它们中间隔着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鸿沟的一边是拘囿,另一边叫做创造。 王文京决定叛离那种碌碌无为的庸常生活,他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实现自己宏大梦想的机会,而不是整日被围困于琐碎零乱的数字当中。1986年的时候他决意投考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立志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然而命运似乎又与他开了个玩笑,他又一次失败了,他又跌落回了现实当中。 这一次他没有自怨自艾。他安静了下来,试图从庸常的生活当中寻找幸福。那时候他已经当了财政司的机关团委书记,有机会把年轻人们聚集在一起谈论理想。 那时候,中关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陈春先已经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万润南已经声名鹊起,柳传志和他那有着19个字的招牌的“未来联想”已经攫取了“第一桶金”,开始有了造电脑的野心。他们谈论着这一切,一边心潮澎湃,一边内心轻轻慨叹壮志未酬。他们在集体的温暖当中享受幸福,在幸福当中慨叹未来。 王文京在慨叹中依旧得到了很多,这是时代人物通常具有的特质。他们从来不会浪费自己的任何一段经历。他们都试图把往事变成未来的某种动力。“5年机关工作,尽管思想有这样那样的起伏,但我很庆幸自己没有一天是瞎混的。” 王文京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起草了中央国家机关行政会计制度,这个制度一直沿用到1990年代,另一件是负责实施了中央国家机关行政会计电算化工作。 还在1985年的时候,王文京和同年分配来的同事苏启强主动找领导建议在整个中央国家机关财务部门进行会计电算化工作。他们花了两年多时间来推广这个项目,所涉内容包括项目规划、硬件选型、软件合作、单位选择以及组织研发和鉴定。最终他们将项目推广到了100多个单位,从中他们得到了自己创业最重要的阅历以及人脉。 多年后王文京谈起自己的这段阅历时说:“从机关走出来创业有两个优势,第一是眼界高一些,能够站得高看得远一些,因为在政府机关工作可以对整个国家的政策、趋势了解得更多,理解得更透彻。第二个优势是那种严谨的训练,我自己的体会是,大学毕业到机关工作了5年,觉得那种机关工作很严谨,做什么事儿都讲究规范和流程;发任何一个文件,部门之间都要很好地协同。这对我运作企业是很好的一个训练。如果我大学一毕业就创业,如果没有在那里工作五年,效果是绝对不一样的。” 到了1988年的时候,王文京终于按捺不住了。那时候的中关村已经风起云涌。柳传志已经遇到了吕谭平,他们一起在香港组建了“香港联想电脑有限公司”。在北京,四通和联想的争斗达到了白热化,他们甚至为一个牌子而需要科学院领导对他们进行仲裁。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联想开始面向社会招聘,郭为来了,杨元庆来了,孙宏斌来了……一切中关村的IT英雄和无限的落寞者都在那时候聚集到了一起。中关村有些风云际会的味道了。“那是一个气氛太好的年份,”王文京有一次激动地回忆,“各个方面都在考虑如何变革,大家思想很活跃。” 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十个年头,王文京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也已经算了5年的账。就像是被春雷惊醒的蛰伏小虫一般,他开始蠢蠢欲动了。“在机关呆了几年之后,大家对整个国家改革开放这样一个趋势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当你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时候,你发现其实经济建设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焦点,而且整个时代、整个社会都在呼唤一批企业和企业家的出现。” 王文京整日阅读的企业家传记终于彻底摧毁了他的忧虑,它们使他倾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召唤——辞职、创业去。他找了苏启强谈他的想法。苏启强说他愿意跟他搭伙一起干。他们就干了。 那一年王文京24岁。他既没有接受领导的诚恳挽留,也没有办理当时流行的停薪留职。他和苏启强决绝地走出了国务院机关事务局的大院,甚至没有丝毫的留恋。“终于有机会可能实现自己的想法,我急不可待。”王文京后来说。 王文京的父亲不久之后出现在了北京。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如果不是疯掉了,就是在单位里犯了什么错误。他不放心。他要来北京告诉自己的儿子,要珍惜干部身份和机关的“铁饭碗”。 “他不太赞同我离开机关,因为机关工作不错,他说从机关下海,从零开始,做一个个体户,变成一个待业青年,这个风险太大。他觉得机关很好。我很能理解,因为我父亲经历过他们那个时代,他这样的想法是最正常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父亲所进行的判断,依据的是他的阅历和经验,然而他所经历的这个变革时代比儿子所经历的一点都不多,甚至更少。他所能做的只是依据自己的故事来告诉儿子,要谨慎,要更谨慎。 如果你创业失败了呢?父亲问他。“我觉得没什么呀,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出去肯定行。即使创业失败了,我可以去做职业会计师,怕什么?” 多年之后,王文京依旧清晰地记得父亲在中关村的那张面庞。那是父亲第一次来到北京。王文京带着父亲在中关村四处转悠,告诉他这里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变。父亲其实什么都听不明白,对于一个中年煤矿工人来说,电脑、打印机和IBM都是新鲜的、不可思议的玩意儿。但是他被儿子的热情打动了,他看到儿子描绘自己未来人生的时候,也许想起了自己激情四射的年轻时光。他最终什么都没有说,他离开北京的时候只是留下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关切。“虽然他什么都没有说,但我感觉到了他的信任和期待。”王文京说。 2003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王文京大哭一场,从此5年时间他再未流过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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