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我不会在财富中迷失(2)

　　本报记者：应该说，在你的团队里很多人都相当优秀，且个性突出，你说自己没办法跟他们比，那么你有什么好办法把他们凝聚在身边？

　　俞敏洪：承认他们的优点，知识分子越牛，互相之间越不相容，我创造一个他们能够相容而且我能容他们的环境就行了，知识分子你给他一个自由的氛围，让他自由发挥，最大限度地表扬他们的表现就够了。他们更注重精神自由。

　　本报记者：人们经常会说起新东方的内部争斗，具体是怎样的状况？在新东方这样一个充满人文情怀的氛围里，大家仍然会争名夺利吗？

　　俞敏洪：随着企业的发展，利益和权利的重新分配，一定会引起争斗，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所以中间会出现争斗，出现争权夺利的事情，关键是你如何把它回归到一种秩序状态，新东方回归到秩序状态以后就算做成功了。

　　人文情怀和争名夺利一点都不矛盾，除非你是耶稣或释迦摩尼，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自然不需要争权夺利，否则任何一个人必然都会出现这个过程，妻子和丈夫天天在一起生活，也是一个争权夺利的过程，只不过或大或小，或重或轻而已。

　　本报记者：新东方现在应该说是处于鼎盛发展阶段，你是否认真梳理过一些潜在的危机？

　　俞敏洪：关键是要在繁荣背后想到什么危机会来临，预先想办法把危机挡住。领导人处理危机的能力并不是说危机出来以后再处理，智者是在危机出来前就要先洞察到，并提前处理掉。因此，智者是远离麻烦的人，聪明的人遇到麻烦解决麻烦，愚蠢的人没有麻烦找麻烦，我发现大部分的人实际上是笨的人。

　　我的影响力来自于大学生

　　本报记者：你刚刚被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袖”，排名第8位，你认为自己的影响力体现在哪里？

　　俞敏洪：没什么影响力，我连我老婆都影响不了，还能影响谁，我不知道他们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我觉得自己就是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或者是符合自己价值体系的事情。可能我对大学生的影响力大一点吧，对企业的影响力来自哪里，我也搞不清楚。可能是新东方作为教育机构，上市了，他们觉得好奇。

　　本报记者：你曾经就读北大，就职北大，人生的第一个处分也来自于北大。你曾经说在北大头顶上总有一片乌云，但下雨天还会开车在未名湖坐很长时间。北大对你到底意味着什么？

　　俞敏洪：北大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北大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我没有经历在北大的挫折和自卑，我今天就不会有这么稳定的自信状态。如果不是北大的文化氛围，也没有我今天的这种理念，也不会成功创建新东方。所以走过风风雨雨，北大对我来说意味着我的精神生命，非常重要。

　　本报记者：你说自己性格中呈现一种内向与外向的分裂特征，那么这种性格特质在管理企业时具备什么优势和劣势？

　　俞敏洪：优势是想事情会从几个方面去想，不会很冲动，也不会闷在那不动；劣势呢，容易优柔寡断，尤其是处理人事方面，我非常优柔寡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