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基础研发 突围创新之路

　　商务部外资司日前公布，截至2007年底，跨国公司在中国共设立研发机构1160家。该司有关负责人称，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调查，中国仍是全球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首选地，62%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其2005~2009年设立海外研发机构的首选。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持续增长，至少反映出两个原因：一是跨国企业依旧看好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依旧看重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二是中国政府在政策方面对科技研发的鼓励和倾斜，继续吸引着跨国企业来华设立海外研发机构。尽管也有个别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存在着“只享优惠不担义务”的情况，但总体而言，众多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建立，符合跨国企业自身利益，同时，对于帮助提高中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培养本土的自主创新人才，作用也是明显的。

　　不难发现，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增长的阶段，正是中国企业研发投入逐渐提高的阶段，也是中国政府财政在科技创新方面投入不断增加的阶段。这三者的合力，使得中国总体研发投入在2006年首超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研发投资第二大国。研发投入的增加，带动了科技创新力的提升。海外舆论一度惊呼“中国科技威胁论”，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当然，所谓的“中国科技威胁论”，由于偏离事实，喧嚣之后，最终归于平静。

　　反过来看，海外一些人士对中国科技创新力的担忧，的确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府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努力。前两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确定，到201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2%，到2020年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政府对基础性科技创新力的高度重视，于提升中国科技竞争力，意义已然凸显。

　　与此同时，企业作为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在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上不断发力。2002年左右时，很多人还在担忧中国工业企业广告支出大于研发投入的现象，但此类现象很快得到了改变。不少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深刻意识到了科技创新力对于企业长期成长的意义。联想、中兴、华为等一批高科技企业备受瞩目，成为研发高投入推动企业持续创新和发展的代表。

　　中国社科院学者蔡昉教授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前20年的GDP增长中，物质资本投入的贡献是28%，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的贡献都是24%。在此之外，配置效率(表现为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贡献为21%，大约还有3%的贡献来自于技术效率的提高。事实上，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第3个10年中，技术效率的贡献不断增大，科技创新力的作用迅速增长。

　　在看到中国科技创新的一系列成绩的同时，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到，中国距离科技创新大国仍然较远。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每年都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鉴》显示，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科技竞争力还只在中游水平徘徊——这是外部观察者所得出的结论。而从内部来看，政府财政以及市场主体在科研方面投入的长期不足，各类政策的激励不够，人力机制创新不强等等原因，继续约束着科技竞争力的提升。甚至在认识层面，近年来还存在不少误区。如“自主创新过早论”和“自主创新取消论”等错误的观点，就曾迷惑了不少人。

　　我们还须看到，政府的作用不仅仅体现为财政投入，相关各类政策的激励和科研环境的改善与提升科技创新力亦息息相关。如金融政策可向高新技术企业有所倾斜；税收制度的设计上，可加大对企业研究开发投入的税收激励；又如政府采购政策，可建立财政性资金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制度。相关政策的改善，必将很好地引导企业重视研发，从研发的投入中获得真实的收益。企业的科技竞争力也就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但从目前实施情况来看，各类激励政策还有待进一步落实。

　　而从企业对研发的认识与投入的角度看，问题也还不少。其一，研发支出大多用于开发方面，对产品包装等表层“研究”的用心程度有时候远远超过对于基础性、原创性研究的热情；其二，不少企业在研发方面重数量甚于重质量；申请专利方面，技术性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也与跨国企业难以比肩。另外，领先的科技型企业、大型企业在研发投入上相对比较重视，但大量的中小企业，对创设品牌以及依赖创新力驱动发展方面，动力不足。

　　科技创新没有坦途。中国的企业若不满足于做“躯干”的功能，欲在做“头脑”上有所作为，那么就必须突围科技创新之路，以提升中国科技竞争力。某种意义上说，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1160家研发机构，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既是一种动力，也是一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