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沛霖：中共党员，电子学家和信息学家。1913生，1952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授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暨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终身会士。曾任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成员，原四机部科技委第一副主任，延安通信材料厂(1938-1939)负责技术与生产的工程师，是电子科技的带头人和奠基人之一。负责建设我国唯一的巨型电子元件制造联合厂。获2000年度中国工程科技奖。全国人民代表及政协委员。是中美科技合作委员会首届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首届委员。

　　我出生于中国一个早期电信工作者的家庭，1927年初中学习时就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多年来又从事电子与信息装备技术工作，还参与了数次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划工作，也参与了中国电子学会的创建，因此将80多年来耳闻目睹、身经所及向读者述说一些有兴趣知道的事件。

　　1956年：

　　电子产业转折点

　　对于中国电子技术的发展来说，1956年是一个重要的、引人注目的转折点。《1956-1969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草拟时，在北京集中了全国几百位专家进行研讨。前苏联也派来了18位咨询专家，包括信息学权威人士柯尼尔尼可夫院士、电子管专家维克申斯基院士、半导体专家伏尔通信院士等，其中有1/3属于电子及有关方面，即电子学技术、电真空技术、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技术、水声技术和自动化技术。这给我们以崭新的感觉：原来电子技术对于现代社会生活如此重要。在中央领导招待专家们的聚会上，参加“无线电电子学”规划项目的专家们有李强、原四机部部长王诤等10多人(包括我本人)共坐在一张圆桌上。周恩来总理来到这一桌祝酒时带着轻松的情绪说，“李强、王诤同志，你们也是专家呀！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原来电子学竟这样重要。”

　　这是“无线电电子学”在中国发展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此前数年间，有一种说法是无线电波易于被截获，不利于保密，因此大多数大学的无线电工程课程被压缩甚至取消了。无线电好像不怎么时兴了，更何况电子学呢？但从1956年以后，可以说发展电子学被提上了国家的重大议事日程。

　　规划工作中有一个无线电电子学组，组长是王士光同志，副组长是孟昭英、马大猷、罗沛霖、钱文极，我是经常驻在会场的副组长，还负责配合前苏联来的柯捷里尼克夫院士。另外王诤同志亲自主持军事电子学专题，钱文极同志主要配合军事电子学规划工作，张劲夫同志常驻会场主持全面规划工作。在规划中第38项即无线电电子学之外，他还特别布置编写了包括发展电子学、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和自动控制的几项紧急措施，其中发展电子学一项就指定我编制。华罗庚负责电子计算机，钱伟长负责自动化，王守武负责半导体。这几项任务连同钱学森负责的导弹和钱三强负责的原子能项目共六项，在1956年6月向聂荣臻元帅做了专场汇报，得到了肯定。聆听汇报的还有陈赓大将、黄敬部长、赵尔陆部长等多人。

　　此外，在规划会中还请来了教育部的黄辛白(时任高教司长)和我专门合拟各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科系的五年计划。专门请了华南工学院的冯秉铨、上海交大的沈尚贤、陈季丹、黄席椿等教授来京商议如何充实、建设电子学的教学。

　　马大猷同志当时任全国科协秘书长，和我商量成立中国电子学会，我当即向王诤部长汇报，请他主持筹备。在筹备会议上王诤部长当选筹委会主任委员，并委聘我为秘书长。

　　现在，当时主要参与者王诤部长、王士光、孟昭英、钱文极等都已先后辞世，马大猷同志多年潜心于物理学方面的研究。现在只有我有条件、有责任把这段史实记录下来并重新叙述一下。

　　建国前：

　　条件艰苦 发展缓慢

　　在电子管发明以前，是无所谓电子学的。据说是在1930年，MacGraw-Hill 书店开始发行很有影响的Electronics杂志(《电子学》，这个杂志至少存在到上世纪90年代)，用了“电子学”这个词，才有了电子学这门学科的名字。它实际上是由电信学科首先出现，然后逐步扩大而来，现在电信技术仍然是信息与电子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电子学的逐步形成，电子和信息技术也一步一步地、尽管初期是迟滞、缓慢地来到旧中国。

　　作为电子学的孕育与开端，最早是电报的发明与应用，那是19世纪40年代。中国最早的电报线路则建设于19世纪70年代(1877)的台湾，可以说是信息与电子进入中国的开始，从那时起到现在正好是130周年。

　　贝尔发明电话于1876年。中国则在1900～1906年之间在多个大、中城市开设了市内电话局。

　　1906年三极电子管的发明推动了电子学几乎近一个世纪的推广和提高。在旧中国30年代上海私营小厂曾试制过真空二极管，抗日战争期间在旧政府资源委员会的中央电工二厂试产过一些电子管。

　　无线电通信的先驱人物如俄罗斯的波波夫在1896年做了船到岸的无线电通信的试验，而马可尼则在1901年实现了跨大西洋的无线电信号传输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扩大了无线电通信的实践。

　　1919年我国在北京建设无线电收信台，我回忆约1922年，那时我才九岁，住在北京电话局在厂甸的宿舍中，看到院子前后立起两个十多米高的木柱，上面架有几十米长的两根电线，人们说是“无线电”，我想这也许就是收报台的天线。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无线电”这个名词。

　　1924前后在北京双桥镇建设了长波通信台，但据说发射机用的是高频交流发电机，并未投入使用就过时了。

　　1930年在上海建成了短波国际无线电台，发射功率为20千瓦。

　　1936年我去参观上海国际无线电台时，已用上了进口的载波通信机。

　　1925前后在上海出现了若干小型企业，承包一些地方割据势力所需的无线通信设备。

　　上海许多小型私营企业小规模地制造了各种有关产品如可变电容器、电解电容器、纸介电容器等。

　　1919年，在美国建成了第一个中波无线电广播电台KDKA。我国在1936年由私营的中国无线电业公司设计制造、在南昌建成了自行设计的笫一个千瓦级(5KW)广播电台。1939年又建成一个10千瓦的中波广播电台，设于桂林。所用的主要部件如各种电子管包括水冷发射管等还是进口的。我当时是中国无线电业公司(上海)的技术人员，有幸参加了10千瓦广播电台的设计与生产工作。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大规模地发展雷达，投入资金几乎是给原子弹的3倍。我们只是在抗日战争结束时从美军剩余物资中得到一点零星的产品。

　　美国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诞生于1943年。实际上世界上笫一台电子计算机是英国二战中用来破译纳粹密码的Colosus机，是由Turing设计的。在旧中国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旧中国发展电子技术还值得提到抗战期间，旧政府统治区所做的一些工作，例如：

　　资源委员会所属的电工器材厂，设于昆明，有电话机厂和电子管厂，都有过少量生产。资源委员会所属的中央无线电厂，总厂设在桂林(在日军侵入桂林时并入重庆)，分厂设在昆明(抗战胜利后迁南京)和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天津)，都生产过一定数量的无线电设备。

　　国防部门所属的联合勤务总部无线电厂，设于重庆化龙桥。

　　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内设立过无线电研究所。

　　新中国电子科技发展要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在地下和根据地时代。

　　1928年李强等同志在地下秘密装成了我党第一个无线电收发电台并设立了地下报务班，培养了我党我军最早的电台工作人员。

　　1931年王诤同志在瑞金参加革命，所携无线电台虽然发射机损坏了，但只用接收机还是跟踪到反动军队移动的情况，起到保证军事运转的作用。从那以后，红军各部逐步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

　　1938年5月在延安西川河畔的盐店子建设了军委三局通信材料厂。我有幸成为这个厂的第一个负责技术和生产的技术人员，在约15个月的时间里设计装配制造了约60台7.5瓦移动电台和1台50瓦发射机，供给抗日前后方使用。

　　我们还设计制造了可变电容器、可变电阻器，甚至于波段开关。当时从前苏联和大后方取得的短波收信机变换波段是用插拔线圈的办法，我们在艰苦条件下反而先走了一步。在我于1939年7月离开延安到重庆去之后几年内，这个厂更发展壮大了，曾制造过复杂困难的手摇发电机等。

　　在抗战开始时，我军就在延安地区设立了通信学校，培养了数百名报务和校务人员。

　　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晋察冀靠近前方地区，也设立了工厂制造了一些无线电通信设备。

　　建国后：

　　电子科技发展迅猛

　　为了清楚明了地说明情况，这里主要叙述建国近60年来的一些大事，大体按时间顺序，当然在近60年广泛深入的实践中取得的进展是异常巨大的，限于个人接触所及，完全可能还有重大遗漏：

　　接管了旧政府的各国营企业并在其基础上并入了我军的技术力量，改组为新型人民企业。

　　把原南京雷达修配所充实扩大，建立我国第一个雷达制造厂。

　　把上海、天津的私营企业充实并改造为国营企业。

　　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项目，向前苏联提出了援建电子管制造厂即后来的北京电子管厂、多种元件制造的巨型企业、自动电话交换机厂。这是我国建设新型大规模电子企业的开始。

　　其中元件制造厂依前苏联建议改由民主德国援建，即后来的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实际建成了一个基础条件较全的基地。

　　包括在前苏联援建的156项范围中，建设若干雷达厂、通信机和元件制造厂。　　自力更生建设了半导体、微电子、电子计算机、电子对抗产品的企业及研究所。

　　自力更生建成各种民用、军用和军民结合的电子、信息产品的若干研究所，主要构成了现在的中国电子科学技术集团公司。

　　建成了对外宣传用的1000千瓦及2000千瓦的中波广播电台和800千瓦的短波广播电台，并为此设计制造了多种大型发射用电子管。

　　自力更生建成国营的覆盖完全电子产品的骨干企业数百个。

　　中国科学院范围内建成了电子学研究所、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计算机软件、微电子等有关的研究所，都有突出的科学技术贡献。

　　拥有了提供人造地球卫星、航天以及核能装备和发射运行所需的各种电子信息技术、提供电子设备和组成部件。

　　建设中国自己的导航卫星系统及气象卫星系统。

　　覆盖全球的卫星通信、分布全国及联系各国的光纤网络。

　　蜂窝型移动通信迅速发展，截至2006年10月全国移动电话用户达4.49亿户，移动电话与因特网用户使用方式及服务方式多种多样。

　　设计并制成微电子中心处理器。

　　建成超远程、超视距警戒雷达和设计制造合成孔径雷达等。

　　政务信息化、企业信息化、各种计算机辅助作业取得重要进展。

　　汉字信息处理取得很大成绩，汉字识别可包括繁体简体的楷书和行书。汉字激光照排已经基本代替了铅字，并已进入少数民族文字及日文韩文领域。

　　自建国以来，由于所担负的任务，我有幸参与或参加了以上相当部分工作。因此尽可能提供以上一些情况，当然不可能十分完全和准确。

　　普及创新意识

　　鼓励基层创新

　　这里仅就创新工作中如何做，特别是如何加强底层创新为重点。

　　一、底层创新量大面广，自上而下地规划和安排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实行一些强有力的鼓励下层、底层自发创新积极性的制度。当年前苏联曾实行过“斯塔汉诺夫运动”，我国在20世纪50、60年代时也有“合理化建议”制度。据说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福特的工厂中员工每提出一项改进的建议都给予一美元(可能相当于现在的几十美元)的奖金。

　　二、美国社会上存在弥散性创新意识的优势，对其创造力的发挥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是否能采取全国群众性的“树立创新意识”的活动？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上还存在着几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保守思想：循规蹈矩，墨守成规，过分地尊重前人、尊重权威，凡事靠上层部署、指导。必须改掉这些习惯。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建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严肃面对。

　　三、技术工人和技师的缺乏应引起人们关注，大跃进中取消了许多技工学校难辞其咎。技术工人和技师的培养不是很困难，一年就可见初效，三、五年就可见大效。这也是加强底层创新的重要措施，应当切实解决。必须强调底层技术创新，工人是最重要的因素。

　　四、关于发展高新技术，只是瞄着高新技术本身做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展它的底层技术，或说是基础技术。高新技术是多种多样的，其底层也各有差别。电子技术的底层包括：分立器件、集成电路、元件和组合元件、多种多样的材料、多种多样的工艺等。

　　这些还不是最底层，到具体生产或科学实验的操作层次，很具体的工作，最易被忽视，特别要多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