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息化杂志 记者/胡雪琴

　　编者按：为什么在美国人的家庭中能看到很多质优价廉的“中国制造”，而中国人的家庭却很少看到“美国制造”，除了我们电脑上的“WINDOWS”？中美两国经济结构的本质差异就在于“数字”成分的多寡。谁能在数字经济领先，谁就能在全球财富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应该走出一条怎样的经济崛起之路？本刊记者邀请了三位资深经济学专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云南大学副校长曹和平教授，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特聘院长、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谭伟东教授，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师、中国证券业协会分析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滕泰博士，就数字经济进行了对话。

　　有人说，2005年是湖南卫视年，《超级女声》奇葩绽放。当“超级女声”创造了“全民关注、平民造星”的电视神话时，同样也创造着经济神话。且看其背后的价值链条：

　　“超女”李宇春，广告身价已达150万元；

　　“超女”唱片，销量突破百万，收入逾2500万元；

　　“超女”全国10场巡演，门票总收入超过1. 5亿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估算：“超女”给社会贡献的经济价值为10亿元左右……

　　数据胜于雄辩，数据也让人如此费解。为什么看起来几乎不具备任何传统经济产业的形式，却偏偏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这就是数字经济的魅力与神奇。让我们随三位经济学家，一同领略数字经济的风采。

　　曹和平：如果说工业经济取代农业经济，是将人类的部分生产空间从室外“搬到”了室内，那么，数字经济取代工业经济，则是将室内的车间生产“搬到”了数字空间，开拓出一片全新的领域。

　　《中国信息化》：现在，当数字经济悄然进入我们的生活时，三位专家能给我们准确阐述一下这个概念吗？目前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

　　曹和平：数字经济是个新概念，一直都存争议，我仅谈一点个人理解。工业经济取代农业经济，将人类的部分生产空间从室外“搬到”了室内，使过去无法在自然条件下批量复制的机械过程变为大规模流水线生产，从而使人类的生产跃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数字经济取代工业经济，则是将室内的车间生产“搬到”了数字空间，数字技术将使海量数字单元具有某种智能，打开一片新天地。像工业经济对农业经济的超越一样，数字经济并不是取代传统经济，而是基于数字技术对传统经济的一次变革。

　　从未来经济的意义上看，虽然人类的数字生产还非常幼稚，但是谁处在数字技术的前沿，某种意义上就获得了市场上的定价权力。比如，我国目前生产了世界1/3左右的物质产品，价值实现仅仅是世界GDP(42.31万亿美元)的5%多一点。

　　我国经济“丰产不丰收”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建立在车间经济链条终端后的产业形态——“物流与采购”、供应链系统管理和整合信息技术等基本上都不成熟，无法形成核心竞争力。中国的产品品牌形成成本极高，数字经济成分缺乏是根本原因。二是在制造业数字经济成分缺失的条件下，我国与之相对应的服务业数字经济成分——银行、证券、期货、保险等泛金融产业链条尚未成熟。两相结合起来，我国经济的制造能力飞速发展的同时，定价能力却偏弱。

　　自从1993年“三金”工程的启动，信息化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就经济本身来说，信息化似乎还若即若离，真正的数字经济还未形成规模。事实上，要想老百姓享受到数字社会的阳光，最根本的就在于借助信息化发展经济，让人们能得到物质和精神的双享受。没有强有力数字经济的支撑，建设和谐社会可能就显得底气不足。

　　现在领域信息化建设，大都着眼于对社会经济的服务，而不是经济本身。譬如数字城市的建设，网上办事便民利民，但那仅仅是经济实体之外的服务平台，是间接服务平台。能否建立对经济的直接服务平台，能否让信息化直接进入经济领域？不仅发人深省，也是当务之急。

　　如果说一系列间接服务平台的建立，给经济带来的收益是“1”的话，那么信息化和经济的融合，也就是说数字经济带来的收益将是“10”。我们可以抓小亦抓大，但千万不能抓小放大，否则，悔之晚矣。

　　谭伟东：我想从两个背景来剖析数字经济。首先，数字经济的技术背景是数字技术，而数字技术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模拟仿真技术。从而，信息的生产、消费、享用获得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信息产业也成为新经济突出的增长点，并同大众传媒与大众娱乐联合，构成了一个现代消费与文化的巨大产业集群。

　　其次，数字经济的国际经济背景是全球化，而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前者主要是贸易国际化、生产全球性布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全球经营布局；后者主要是资本和金融资源的全球性流转。

　　数字金融大大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竞争价值链与国际竞争价值轴。如果没有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发展，如果发展中国家总是处于数字鸿沟的低端，那么，其发展不足与财富获得的被动，将会被更加放大，从而难以获得命运上的改变。

　　滕泰：关于数字经济，本人即将再版的拙作《新财富论》，对此有专门阐述。首先，理解数字经济，关键是正确理解数字的概念。“数字”可以说是广义的“数码”，包括人类发明的所有数字、数码、文字、标识、符号以及与其对应的经济形态和财富形态。不仅包括1985年以来的个人电脑革命和1993年来的互联网革命相关的新兴信息产业，也包括所有知识经济、计算机虚拟空间、金融虚拟经济等经济领域。

　　走过了牛顿时代后，基于电子、光量子等物理世界成为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比如知识信息产品、程序等等，这些财富的创造不再受到地球表层土壤环境的制约，也不再受到地球矿物质能量来源的制约，而是更多地依托于微观粒子和波的高速运动，更多地来自于人类主观的思维创造。

　　为什么工业社会的财富来源可以百倍千倍于农业时代？因为它摆脱了地球表层土壤生态所决定的物种繁殖规律。为什么数字经济时代的财富来源可以百倍千倍于工业社会？因为它摆脱了化石资源和加工能力的限制。不仅如此，正如工业技术可以对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彻底的改造一样，数字技术也正在对工业生产方式进行同样彻底的改造。

　　在经历过采猎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我们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不仅主导了信息技术产业、金融产业、空间技术产业，而且渗透到所有的传统农业、制造业领域。当数字技术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后，数字财富就成为人类财富的主要形态和构成部分，人类社会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也许，《新财富论》前的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紧随工业经济时代之后的就是数字经济时代。

　　曹和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未来面临两种抉择：以传统制造业群为主，走向蓝领经济，或者以信息产业主导传统产业群，走向数字经济。

　　《中国信息化》：刚才从各自的角度，三位专家阐述了数字经济的概念，就我国而言，为什么要发展数字经济？其战略意义何在？

　　曹和平：发展数字经济的迫切要求首先来自于我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位置。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的生产大国，但生产大国并不等同于经济大国。去年，中国生产了约10.48亿吨水泥、3.5亿吨钢。据估计，中国生产的制造业产品达到25%，但实现的价值仅占5.5%。美国仅生产自己所需实物产品的1/4,经济总量却近乎中国经济的六倍。

　　作为世界的生产车间，中国经济的特征就是一个标准的蓝领社会产业结构，“丰产但不丰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美国人的家庭中看到很多质优价廉的“中国制造”，而中国人的家庭却很少看到“美国制造”，除了我们电脑上的“WINDOWS”。这就是两国产业结构的差异。 在GDP总量中；

　　美国：农业占2%，工业占18%，服务业占80%；

　　中国：农业占9.7%，工业占50%，服务业占40%。

　　在美国服务业的80%中，金融、信息等第三产业达到了70%。所以，中美服务业之间相差40%，不是我们的饭店、百货公司少了，而是我们的数字经济成分少了。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未来面临两种抉择：以传统制造业群为主，走向蓝领经济，或者以信息产业主导传统产业群，走向数字经济。选择前者就将中国纳入到世界产业链条的“车间生产”低端，使人均GDP增长，以百美元为单位爬行；选择后者可能是将中国产业的发展契合于全球产业结构的变迁，引领国际产业发展趋势，走向人均收入与产业发展并进的数字经济时代。

　　滕泰：从财富的角度，我想数字经济直接影响到全球财富的分配。首先，我们来回忆一下工业经济对农业社会的冲击。

　　工业革命开始后，人类对农产品的依赖并未减少——我们的衣食基本上仍然来自农业，可是，农业却逐渐降到了财富结构的底层。

　　其原因有两条。首先，工业化拓展了人类新的需求，提高了制造业的比重，降低了农产品的财富份额。其次，工业化改造了传统农业，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所有参与改造的工业技术都会分得一杯羹，最终使制造业主导了财富索取权——比如化肥工业等，留给农业社会的财富份额就寥寥无几。几乎在所有工业化国家，农业都成为被补贴部门。

　　在数字经济时代，当人们依然享用着制造业提供的产品时，但制造业在GDP的比重却会逐渐降低，降到社会财富总量的30%、20%，甚至更低。如同工业社会中，农业成为“被补贴部门”一样，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也将成为“负资产”——既消耗资源，又破坏环境，且在全球财富分配中处于底层地位。

　　5000多年的农业文明使中国的地球表层土壤生态被过度使用，如今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美国、欧洲的1/3。如今，全球加工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又一次考验着中国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

　　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固然可喜，但遗憾的是，由于数字经济提供的新型消费形态，人类的需求满足形式正在逐渐摆脱、远离传统制造业，同时信息化极大地提高了制造业效率，因此，制造业产品的长期过剩和贬值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当20年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时代来临，以廉价劳动力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制造业高速增长不能持续时，我们的数字财富创造能力在全球将处于怎样的竞争地位？信息化水平是未来国家长期竞争力的体现，数字财富和数字经济必将主导世界的未来。

　　谭伟东：在这样的历史趋势下，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就意味着“财富鸿沟”。谁能够在数字经济领先，谁就在财富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

　　现在，政府应该从国家的战略层面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为什么我们不能造中国的花旗、中国的汇丰、中国的瑞士呢？有5家这样规模的巨头，就能形成金融帝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形成强大的冲击波，远远比一般的贸易出口强得多。

　　以此为契机，推动金融崛起，从而改变整个国际的价值链。现在，这条价值链完全操纵在发达国家手中。

　　在第一次工业化和现代化时期，发达国家占据价值链的上端是合理的，因为那时制造业是其强项，制造业背后的自然科学也是他们创造的。但是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过程中，发达国家的原创性并不多，制造业集群，大规模地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

　　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实现跨越式发展。

　　谭伟东：实际上，中国现在在为全世界打工。要想让中国的经济脱胎换骨，唯一的快速通道就是数字金融，就是金融信息系统实现现代化。

　　《中国信息化》：谭教授说数字金融是快速通道，那么在实现金融现代化的进程中，信息化究竟将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谭伟东：如果说对其他行业，信息化仅仅触及其中某个环节的话，那么对金融产业来说，信息化带来的却是彻底的革命。

　　从金融产业集群来看，信用卡产业是新兴产业，最早期发端于晚餐卡，直到80、90年代才真正发展。由于信用卡产业的强烈冲击，汽车、房地产分期付款和个人贷款等信息化水平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的信息化也在大踏步前进。

　　从金融创新的流程看，银行、证券、保险全方位混业经营，形成了从金融产品到金融组织，从金融手段到金融秩序与规则全系列的金融创新。

　　从金融机构演变与发展看，金融产业结构由传统的资本市场、银行中介存贷业务，向现代金融服务、资产管理、金融理财和消费金融等方向发展。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金融业务正经历着由“批发”到“零售”的转变。

　　由此可见，金融产业集群构成了一个信息化系统最为强大，也是最为完整的产业集群，而金融产业的高速前进，高度依赖于海量的信息处理以及由此作出的决策反应。对金融系统来说，信息化带来了彻底的革命——从“人对人”式、批发式经营，发展为“人对机”式、零售式金融服务。

　　实际上，中国现在在为全世界打工。要想改变这种局面，要想让中国的经济脱胎换骨，唯一的快速通道就是数字金融，就是金融信息系统实现现代化。

　　滕泰：当20年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时代来临，以廉价劳动力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制造业高速增长不能持续时，我们的数字财富创造能力在全球将处于怎样的竞争地位？

　　《中国信息化》：大力发展金融信息化或者说数字金融，对我国的经济崛起有何意义？

　　谭伟东：数字金融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核心支撑。中国经济崛起，最终取决于中国的金融崛起，而不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和世界贸易中心。成本洼地使得中国成为现阶段的世界加工工厂和中低端世界贸易中心，而非高科技与高端价位的世界经济与贸易强国。总量经济近三十年的超高速增长带来的不是人均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其中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金融产业与制度的严重滞后是核心和关键。

　　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

　　第一阶段：制造业的规模、水平与管理；

　　第二阶段：核心技术与品牌优势；

　　第三阶段：要改变国际价值链和国际基本竞争轴。

　　这三个阶段，都依赖于大规模持续性的金融支持。不同的是，第一阶段可依赖于传统金融，后两者则只能依赖数字金融，即用信息化装备起来的金融产业集群。现在，我们金融产业的硬件走在了世界前列，但“软件偏软”、数字匮乏与数字鸿沟已经成了制约因素。

　　数字鸿沟，即数字金融与发达国家的显著差距，已经构成了我国金融崛起，也是经济崛起的主要瓶颈之一。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实现金融信息系统“从硬到软”全方位的战略性技术突破。

　　滕泰：我认为金融资本市场就是拓展的数字经济。金融资本市场是以数字技术、数字资源、虚拟实在为特征的典型代表。不仅如此，任何数字商品、数字财富、数字经济都与资本市场有着天然的联系。

　　在传统的制造业领域，大部分财富都以实体经济的形态存在，只有一部分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有虚拟的财富存在。但是在数字经济领域，几乎所有的数字财富都具有同样的特征：很小的实体经济、很大的虚拟经济。比如，美国某百年制造企业具有价值1000多亿美元的净资产，却只有400多亿美元的资本市场市值；而某互联网软件企业的净资产价值不足400亿元，资本市场市值却超过了1000亿元。

　　显然，如果没有金融资本市场，这些企业的财富价值将无法衡量，也无从体现。所以，发达的金融资本市场或者说数字金融，不仅是数字经济天然的组成部分，更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基础和保障。

　　曹和平：不容乐观的是，伴随改革开放多年来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中国没有出现一个银行、证券、期货和保险等现代泛金融产业的同比例发展，形成第一、第二产业偏重，第三产业偏轻的布局。产业结构出现硬伤：现货市场规模巨大，泛金融市场狭小。

　　现货市场上的任何内生性扩张，得不到市场体系本身的矫正，往往把调整的过程推向行政拉闸，破坏了实际生产过程，成长速度虽快，但业绩效益较低。由此可见，我们的经济迫切需要数字金融的支撑，需要大规模的整合金融产业，形成信息化的金融产业集群，以便彻底改变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劣势。所以，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否则，将在新的国际分工中落伍。

　　三位资深经济学专家档案

　　◆ 曹和平 博士，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云南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中国都市经济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马来西亚马中友好协会顾问。2006年至今，广州市金融咨询决策专家委员会成员。

　　198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1年，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学位。1986—1991年，先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工作，曾任研究室副主任。2002—2004年，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兼北京大学环境经济系主任、北京大学供应链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底，出任云南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 近年来，主持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部委委托项目多项。共同主持“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共同主持“非正规保险与市场深化程度”(Informal Insurance and the Extent of Market)美国国家科学基金项目。

　　研究领域集中在发展金融、宏观经济和环境经济方面。近年来出版中英文著作多种，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经济学动态》、《经济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 谭伟东 博士，南京财经大学教授。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特聘院长、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

　　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留校任教。1990年赴美深造，1992年毕业于美国特拉华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美国北伊利诺斯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7-1998年，在美国第一芝加哥银行第一卡(现大通摩根银行)，任高级金融分析师。

　　1998-1999年，在美国家用国际金融公司(现汇丰(北美)银行)，任高级研究分析师。

　　1999-2003年，在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任主任分析师。

　　2003-2006年，在美国花旗集团信用卡总公司，任副总裁。

　　研究领域：宏观金融、风险理论与管理、金融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主持多项省部级和美国大公司重大课题，多次获得各种学术奖励，在国内外刊物与报纸发表文章若干。

　　著有《西方企业文化纵横》、《公司文化》、《经济信息学导论》。编著《软科学手册》，译著 《信息经济学》。《超现代经济学》即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滕泰 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师，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证券业协会分析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作为中国投资银行业最年轻的首席经济师，先后发表文章100多篇，出版著作6部。主要代表著作：合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演讲集1955～1995》。专著有《价值创造与证券公司的成长——兼谈中国证券业的困境与出路》、《新财富论》。

　　◆ 在宏观经济评论方面，代表性评论文章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全面觉醒》系列评论、《扩大内需：收入和汇率政策为核心》等。

　　◆ 在资本市场理论方面，发表了文章《谁来掌握中国资本市场定价权》、《资本市场要警惕拉美化风险》、《三架马车、十年牛市》等。

　　◆ 在金融战略研究和预测方面，《论人民币和黄金是全球最有升值潜力的资产》、《再论人民币和黄金是最有潜力的资产》在中英文网站广为流传：国际金价半年内从每盎司460美元上涨到730美元；2006年5月16日《铜价的崩溃即将来临》一文被数万个网站转载，见证了国际铜价一个月内从每吨8900美元最高点迅速下跌30%的惊人跌幅。

　　(本文刊载于中国信息化杂志2007年1月5日• 领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