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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索赔:从金钱恫吓到权益恐吓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01日 16:30 金羊网-羊城晚报

  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池墨

  这样巨大的反差,让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富士康到底演的是哪出子戏,是在维权还是在炒作?从狮子大张口到索赔1元,人们更愿意相信,富士康是借此机会“恶
炒”一把,而其恶作剧,不但把当事人吓了个够,也把我们的法院大大地涮了一把。

  此案引起关注的焦点,看似是3000万元的巨额索赔,实际焦点是报道的真伪。记者采写的报道,有没有侵犯富士康的名誉,报道的真实性是决定这场官司胜负的关键,也关系到法律的公正。我们不能以苹果公司的调查作为报道失实的法律依据,法院应该进行调查。在尚没有定论的情况下,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冻结和查封记者的个人财产,是欠理智的。富士康的主张之所以很快得到法院落实,显然有一种其它力量在左右,在这场名誉权官司中,掺杂了大量的非法律因素。而这种因素,让程序变得轻率、随意,法律如同儿戏。

  3000万元天价索赔,即使得到法律支持,也是不可能兑现的,但是,富士康仍然决然地向法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申请财产保全,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吓唬吓唬记者和编辑,藉此机会教训一下其它的媒体,提醒他们今后在报道企业侵犯员工利益这件事上,要慎重。二是借此机会恶炒一把,让富士康在中国扬名立万。但无论是哪一种,富士康都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这就是,在企业侵犯员工权益这件事上,媒体报道将会投鼠忌器,而法律对其支持,更让公众感到惘然。

  在舆论压力下,富士康终于作出了“让步”,象征性地向两名被告人索赔1元,尽管缓解了两名当事人的经济压力,但是,这并不是富士康的仁慈,相反,无论是3000万元天价索赔还是1元象征性索赔,其性质都是一样的,如果富士康赢了这场官司,其员工今后的处境将步履维艰,也让其它企业看到了“恶待”员工的希望,我们看到的是富士康的狡猾和阴险。因此,不论案件如何审判,我们都不能放松对富士康的监督,人们更应该警惕的是,富士康是否就会改邪归正,善待其员工?如果这件事过后,富士康变得肆无忌惮,那么,不但是其员工的悲哀,也是法律的悲哀!

  3000万元索赔,只是一个噱头

  □周泽

  鸿富锦提起的这起名誉权诉讼,确实非同寻常。然而,在我看来,这起诉讼倒更像是一个噱头。

  根据常情,原告的3000万元赔偿主张根本没有可能得到法院的支持。这一点,我相信原告也很清楚。而且,在法人提起的名誉权诉讼中,是不像由自然人提起的名誉权诉讼那样可以有精神损害赔偿的。也就是说鸿富锦主张的天价赔偿,必须是实打实的,必须要能够证明被告的行为确实给其造成了相应损失。然而,非法用工的报道给鸿富锦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相信原告鸿富锦将不易证明。因此,鸿富锦起诉记者,主张3千万赔偿,显然最多是吓唬一下,事情的发展已经应验。

  鸿富锦不起诉新闻单位而直接起诉记者,令很多新闻从业者十分不解、不忿。这完全是一种误会。确实,记者的采访、报道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行为责任应由新闻单位承担。但对鸿富锦来说,选择被诉对象完全是一项诉讼权利。其可以诉报社,也可以诉记者。但是,就原告对记者的起诉,即使记者撰写的报道有问题,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根据法律,法院最终也只能判决新闻单位承担责任,而不会判决记者承担侵权责任。在程序上,就鸿富锦对两名记者提起的诉讼,可能被判决承担侵权责任的新闻单位可以申请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法院也可通知记者所属新闻单位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在原告只诉记者而未诉新闻单位的情况下,新闻单位《第一财经日报》主动要求参加诉讼,不仅是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也是对记者的精神呵护。

  对这起新闻官司,媒体没有必要反应过度。被人起诉,并不意味就一定有问题,被起诉也并不意味着就会败诉。媒体进行舆论监督,肯定会触动报道对象的利益,报道对象作出反应,包括以诉讼的方式作出反应,是正常的。被诉没有什么大不了,不是洪水猛兽,并不可怕,从容应诉就是了。至于法院冻结被告资产,这作为法院根据原告申请采取的诉讼财产保全措施,通常是以原告提供等价值财产作为担保的,也属正常的司法行为。

  对新闻单位和记者来说,被诉后首先需要检视报道是不是确实有问题,如果确实有问题,可主动更正或发表声明,给予报道对象回应的机会,争取能够与原告达成谅解;如果认为没有问题,上法庭据理力争就可以了。即使是对法庭的判决,新闻媒体和记者也应有平常心,要认识到某一个判决仅仅是某个或某几个法官的认识和判断,而不一定就是真理。

  当然,对这起看似噱头的新闻官司,人们也不能等闲视之。人们需要观察鸿富锦兴诉的目的,究竟是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而寻求司法救济,还是有其他“醉翁之意”。

  虚伪的象征性索赔

  □殷建光

  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鸿富锦公司一看金钱没有恫吓住记者,也没有恫吓住舆论,于是,就变换了战术,改用权益恐吓了,众所周知,1元钱官司我们经常见到,就是为了一个权益,于是,一元钱官司在人们的心中似乎也就成了维护权益的代名词,我们的鸿富锦聪明得很,很会利于舆论的感情啊!这不,把报社也作为投诉对象了。

  然而,这样一变恰恰暴露了鸿富锦自身的虚伪,如果自己真没问题,就应该理直气壮的索赔嘛,你是大公司,名誉的确很值钱!这是人之常情,现在自贬价格,实在是自己理亏得很了,哈哈!该负责人表示,公司作出这个决定,是希望媒体不要将注意力放在赔偿金额上,而是关注事实本身。该公司提起诉讼是为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企业权益,但现在公众关注的焦点似乎放在了诉讼金额上。其实,这才是对公众的误解,是故意转移方向,公众关注更多的还是工人的权益问题,这一点公司为什么回避呢?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不得不说,如果你真有理,那么,就应该把侵犯你所谓名誉权的人、报社一起告吗?可英国的《星期日邮报》报道的要厉害得多,那么,为什么不起诉人家呢?

  富士康玩了一把“恐怖主义”

  □博闻

  富士康起诉记者个人的行为,开了一个商业恐怖主义的好头,这是在公开领域里运用势力集团能量的一个绝佳案例,这是对合法权利不合法运用的一次技巧试验。

  在我看来,起诉记者个人、查封记者私人财产,与雇佣打手打记者,一样是恐怖主义行为,它同样来自于势力集团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力量。窦唯或北野武向媒体示威,用的是很原始很肢体的方式,并且也承担着相应的民事责任,以大企业为代表的势力集团则不然,你无法循着打手的雇佣关系去找到真正的指使人。同样,你没法想象雇佣打手去砍CEO董事长们的手指,如果只是因为他们说的话令你不爽、荣誉受损,你也根本不要奢望法院会受理你查封大企业财产的动议。

  可当你面对一个势力集团的诉讼的时候,你意欲何为?几年前,国内某著名企业也曾起诉媒体个人,那个记者只能到处求媒体或者媒体的朋友帮忙,我们作为个体面对巨大的势力的时候,无论是一场台风还是一个企业,都显得微不足道。

  别说什么道义与精神的力量。这个道理,就像社会机制不完善,道义也解决不了弱势群体的问题,解决了一个两个,也解决不了全部。

  当我们勇敢地走出一个泛政治的时代的时候,我们需要警惕一个随之而来的泛经济的时代,我们的文化价值与学术研究都已经被经济体系所侵袭、掌控,所以,有一部分势力集团去试探新的势力疆界,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媒体也是势力集团,我曾经向几个媒体同行表达过这种忧虑,戏言“媒体不是茅坑,不要占了一个蹲位就什么都敢拉”。富士康不告媒体,源于对媒体势力的忌惮,还是期待媒体的共谋,而将记者的职务行为牺牲掉?

  经济左右法律的倾向也已经很明显,此次深圳法律机构能够在受理此事上的一些举措,也着实让人吃惊,如果深圳动用一个城市的力量去针对两个个人,为的是保住制造中心的名誉,而实际上也获得了成功的话,那么,这堪称泛经济主义伦理的一次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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