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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这是错误时机针对错误主体的错误决定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29日 15:28 新浪科技
科技时代_秦朔:这是错误时机针对错误主体的错误决定
图为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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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今天下午做客新浪,就富士康起诉该报记者名誉侵权事件与网友进行了交流,以下为聊天实录(收听聊天音频):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先生作客新浪的在线聊天。最近一两天来,关于富士康起诉第一财经日报两名记者,并索赔3千万的事情非常受人关注,我们今天把秦总请到在线聊天室,希望听听他的声音。

  下面先请秦朔跟各位网友打声招呼。

  秦朔: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对《第一财经日报》以及我们的两位员工翁宝和王佑的关心。谢谢大家!

    富士康商业上很成功,管理上很封闭

  主持人:秦总,这个事件的关注很高,已经成了新闻媒体和企业标志性的事件。现在《第一财经日报》报社是怎么看待富士康对两位记者的诉讼的事情呢?

  秦朔:报社发表的负面声明都比较完整,新浪也刊登了,在这方面报社没有更多新的声音,但我想,从我1986年进入复旦新闻系以来,这个事情让我有了更深的思考。

  主持人:你怎么看待富士康对记者个人的财产保全的行为?我们知道3千万的索赔远远超过了记者承受的能力。

  秦朔:首先,富士康针对记者的个人行为,对记者的诉权保全,诉额之大,大家也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第二,从管理风格上来讲,我对这家公司做了一点研究,我觉得这家公司是相对封闭的企业,因为这个企业主要是做代工,主要是面对类似苹果这样的客户,他的产品都打着别人的品牌,所以这个公司一贯和媒体、社会公众、消费者权益和劳工权益保护组织之间没有什么沟通的渠道。我注意到这次郭台铭先生七月在日本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英国邮报记者采访,在外面转悠转悠就写了这个报道,他对此非常有看法。我想对这个细节反问一句,像英国邮报这样的国际媒体,看来也进不了富士康的门。

    而且据我们记者了解,富士康对他们的员工接触外面的媒体是有非常严格的纪律的。如果接受采访的话,他们企业会开除员工。所以在管理上,这家企业是非常封闭的。我们中国媒体在某种意义上很难接触了解。

  第三,他的一些举动的特异性,用他们的说法是创新。以前他们在台湾起诉《工商时报》的记者,郭台铭先生自己说这次在手段上比较创新。

  以上这几个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富士康这家企业在商业上非常成功,但它的管理和在与社会打交道的时候,极度的自我封闭。而且往往会用一些超出常规、所谓创新的手段,来回击外界对富士康的质疑,以起到杀一儆百、震慑的作用。

    大家都觉得富士康的金额不可思议,但我通过仔细研究,富士康的发展道路以及郭台铭先生本人的管理思想,我倒觉得他采取这样的行为是符合富士康一贯的做事风格的。

     我们做了多方沟通,但富士康有超出想像的举动

  主持人:富士康本身是代工的性质,它同外界的沟通并不是很开放。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富士康和《第一财经日报》报社之间做过沟通吗?

  秦朔:事实上我们的报道出来以后,富士康通过他们的关联公司,和我们的记者王佑和我们的编委翁宝,都做过一定的沟通。而且他们在沟通中对事实本身没有提出异议。就说影响比较大,希望我们停下来。事实上我们做的两面报道之后,都停下来了。大概是在7月10号以后的几天,我们的记者收到他的通知书,本来以为事情完了,结果事情还没有完,他们有超出想像的举动。

    这种情况下,由于第一财经日报主办单位一直要求我们要稳健,而且你也知道整个上海对新闻媒体的管理上,一直是相当的规范和严格。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报社还是希望继续和他们保持沟通,希望通过沟通达成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这个背景下,我做了什么工作呢?第一,我自己给广东省台办的领导,具体说就是他们的副主任张科,我跟张科主任打过好几次电话,还专门写过一个函,通过他转给台办,希望台办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护劳工正当权益的背景下,希望给予保护。第二,也希望台办的沟通下,和他们沟通。广东省台办也在和他们沟通了,我们也和他们在沟通。我让翁宝对他们说,我也愿意到深圳,当面和他们探讨问题的解决方法。当时他们还说,台湾《工商时报》的案例中,他们是和台湾工商时报社长沟通的。我们这边舆论导向是总编辑负责的,所以我们是总编辑和他们沟通。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没有回应。我们的律师和他们打电话的时候,他们也非常冷淡。

    相反,在前几天,我们的律师和他们联系的过程中,知道他们把诉讼费已经交了,一定要我们的记者索赔,一定要把这两个记者“搞下去”,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作为一个报社,有一个最起码的判断和底线的问题。我想,经过我们的讨论,我们就发表了这样的声明。我想这是你问的有没有跟他们沟通的情况。

    我们正在起草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正式公函

  主持人:《第一财经日报》在这次诉讼案发生之后,作为报社的主体,对两位记者做了声援。我想,报社除了通过舆论表达真相之外,接下来有没有其他的打算或者具体计划应对这场诉讼?

  秦朔:我们也在做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也正在起草,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正式的公函,会向记协来陈述这个事情的经过,以及我们的一些请求。因为这在台湾地区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台湾记者组织也给记者很大的声援。所以这个工作我们也在做。同时,我们也在向主办方:上海文广传媒集团、

北京青年报、广州日报汇报有关的情况。我们希望富士康能够深明大义,能够停止针对记者的诉讼。同时我们也不拒绝跟富士康之间的沟通,我想这是我们目前的基本情况。

    我们报社对这个官司的前景是有相当的信心

  主持人:秦总,现在网友的提问非常热烈,其中有一位网友问,秦朔先生,请问你对这个官司的胜算有把握吗?

  秦朔:目前这个官司是涉及两位当事人,报社是信任他们,同时也协助他们聘请律师打这样的官司。我们报社从对这篇稿件的信源以及调查经过上来讲,我们报社对这个官司的前景是有相当的信心

    我们也不能断定官司本身是输还是赢。我想这毕竟是一个司法范畴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案子里,我们要对新闻出版的自由和记者的正当权益有一个更高层面的理解,按照比较经典的捍卫新闻自由的定义,新闻出版自由是基于诚意和合理目的公开事实,而不受惩罚的权力。

    我想我们的报道基于诚意和合理目的方面,我们报社有非常清晰的认定,我想今天的中国大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们的确要反思不计社会成本、不计社会代价,而盲目地追求阶级产出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全社会都在反思。

    一个富士康这样的公司,的确生产出很多的GDP,但是以几十万劳工极低的收入作为代价,我们要计算一下社会成本和社会代价问题。我们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去调查加班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基于我们的诚意和合理的目的。

  整体的报道也是有明确的信息来源和采访证据,而且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如果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在这两方面都成立的话,那么我们的权利理所应当得到社会、得到司法的捍卫。而富士康恰恰是直接针对个人,而且用这样的价格惩罚个人,我认为他们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基本认识是非常不清楚的。

    记协、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都要思考如何保护新闻出版自由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新闻出版自由以及记者采访权方面,有网友提出,秦朔先生,请谈谈保护记者的问题,我也是记者,我也写负面报道。如何保护记者的合法权益,我想这个问题是中国的记者关心的问题。我国在新闻自由方面,采访的保护方面,尤其是和企业之间发生这种碰撞的时候,在法律上有缺失的地方吗?

  秦朔:这位记者朋友的问题是两个方面。第一,我认为就记者职责本身是要基于诚意,基于公共目的,去发表以事实为基础的报道,这是记者的天职。我们不是说关于富士康就是负面报道,我认为它是客观报道。我觉得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不要天然地说我写的就是负面报道……等等。

    第二,我同意这位朋友的话,作为一个普通的记者,这样的从业人员,他的确面对社会中一些强大的权利,利益集团,他的确感到非常无助。因为现在不仅有以权势压人的情况,也有财势压人的情况。尽管记者基于事实,非常努力地客观地报道这样的事情,但是有权势的一方往往会调动很庞大的相关力量,来对记者的报道进行种种的刁难,或者说是类似这样的事情,记者很难。

    我想通过这样的案例,我们作为一个报纸,我们已经摆出了一个立场,对于记者职务的行为,我们理所当然从报社的层面要保护和维护,这是一个很鲜明的态度。

  我认为我们新闻工作者协会,就是我们的记协,我认为现在要考虑如何在更大的层面去研究新闻记者的权益保护问题。联想到近几年发生的很多事情,包括殴打记者,把记者基本的采访权利都剥夺了,似乎很多单位都有可以逃离社会监督的地方。记者是进行客观报道,发挥监督功能,他利用很多力量,可以逃避这些东西,可以不理睬这些东西。我觉得在这种大背景下,普通的记者是比较弱势的。我觉得我们的行业组织需要有一个更大的思考。

  我们的地方政府、地方司法机关,也要更好地思考,如何保护新闻出版自由,如何保护记者的正当权益,也应该去思考这样的命题。现在在一些地方,对于一些有问题的企业,或者是一些现象、一些事件,有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就会认为他们解决就业了,或者在地方有所贡献了,因为它的经济价值就对媒体、对记者非常漠然。我们需要提醒思考社会的价值、社会的成本、社会的代价应该如何计量。我觉得这些方面,他们需要引起更深刻的思考。

     这的确是中国媒体界的一个指标性事件

  主持人:秦总,这件事情还无法谈到是胜诉还是什么样的结果,您觉得这件事情的本身对中国媒体界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秦朔:对于整个中国新闻界来讲,这的确是一个指标性的事件,需要我们去思考,一个新闻媒体面对的报道对象,面对的监督对象,他们现在已经强势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目前的命运,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在思考的问题,因为他直接把你封掉了,而且法院在这个过程中也不用知会你,因为对方有钱,直接往银行里放一笔钱,做诉前的保全。这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压力已经非常大了。

    如果记者都纷纷退却,我就不知道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谁去发挥一个社会风气的作用,去报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伤及社会成本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共同的底线。我认为用这种诉前保全针对记者个人的事情,非常令人气愤。如果通过合法的司法途径,你还担心这个记者会逃之夭夭吗?而且记者在正常的工作单位里,不可能逃跑的。我觉得这不是正常的司法逻辑概念,带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和恐吓的意义。这里面需要你们去思考,你们下次如果再这样的话,可能是什么样的处境,让你的家庭、你周围都会想这个事情,这到了一个底线的地步。

  主持人:富士康采用这样的诉讼,财产保全的行为,不仅是通过法律的手段解决这个事情,同时也在施加精神上的压力?

  秦朔:因为诉前保全也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力,他应用这个权力,也是合理的。但他把这种权力提高到那么高的标的,而且针对极弱的个人,这就超越了法律的权力,带有恐吓的象征压力的意义了。如果你跟一个公司打官司,你觉得受到了一些损失,为了要和这个公司讨还公正,这可以用比较大的标的,是可以想象的。但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个人,他没有什么经济来源。而且他已经见过两个普通的人是什么情况,他们都是非常普通的新闻工作者,是在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力。而具有精神压力震慑的功能。

  主持人:我们非常想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两位记者是什么情况呢?还在正常上班吗?

  秦朔:应该说他们现在每天还到单位来工作,我想对他们的精神压力的损害已经造成了。翁宝其实跟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关系的,仅仅是伴王佑做了一些接待,是领导王佑的。他们就是不仅要告你记者,还要告你的领导。领导在安排记者进行调查报道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对翁宝不公正的待遇,翁宝在网上的博客里也讲得很明白。而且也是我们报社的损失,因为他是财经编委,现在正常的采编会议他都不参加了,对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影响。

    富士康今天的行为是在错误的时机、对错误的主体,所做出的错误的决定

  主持人:你是怎么看待中国媒体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包括新闻界采访制度,对企业事实报道和监督的力度,以及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的?

  秦朔:我认为媒体和企业之间,有一种潜在的契约关系,或者是有一种默默表示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的核心就是,媒体基于传播社会信息的功能,媒体有权利对公司、对企业进行真实性的报道,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评论。因为企业不仅仅是股东的企业,还占有社会资本、社会成本,它还是社会的一分子,应该受到媒体的监督。尤其是一些上市的公共的公司,本身就要接受这个监督的。同时,记者在他的报道中,应该基于合理的目的,应该基于事实,应该对企业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我想这也是对媒体方面的一个制约。我们的第一财经日报对信源的管理和事实真实性的管理,都有很详细的管理要求。而事实上,目前有很多认为我们对他们公司有负面报道,其实对我们事实层面的报道没有特别大的异议。去年我们对于中国商业渠道霸权,我们也是国内最早报道的,关于国美、苏宁,我们都做过很多报道,我们说这些渠道要讲王道,不要讲霸道。其实这些企业一开始是非常不高兴,非常愤怒,曾经也说要怎么怎么样。但我觉得跟我们进行深入的沟通了解之后,其实对于我们的报道就没有采取类似富士康这样的行为。因为他了解到媒体的基本立场和媒体基于事实的报道权力,他们就没有用这样的手段。但我觉得富士康今天的行为,他们还是在错误的时机,对错误的主体,所作出的错误的决定。我希望他们能够及早地纠正这个错误,因为越及早地纠正他们的错误,对他们的自身形象越有利,对他们的代价也越小。

   我不认为媒体和企业是对立的关系 

    主持人:秦总,有人认为媒体和企业是对立的关系。

  秦朔:我不认为媒体和企业是对立的关系。现在先来站在企业的立场来讲,企业的工作是要为股东创造价值、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企业首先是逐利的、自私的,但由于企业在社会上生存,要占用社会上的成本、占用社会上的资源,要用很多工人,除了在学校读书的以外,企业占用了大量的人员。像你在新浪工作,你是新浪的员工。社会把这么多人放在你的企业里面、放在你的组织里面,有人讲工会是内部的事,跟社会无关,不是,社会对你强制性的要求是客观需要的。从这个方面来讲,企业要不仅仅是为股东创造利益,同时你也要善待你的员工,更进一步也要对利益相关者尽到一定的责任。什么是利益相关者呢?你的上游、你的下游、你的渠道、你周围的社区,最后你作为社会公民,还要有社会意识,所以我觉得作为企业的立场来讲,不仅是要赚钱,还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站在媒体的角度来讲,作为传达信息的工具,他天然地具有“观察哨”的角色。与此同时,你发挥你的自由,也必须是正当的。

  主持人:中国目前存在这样的情况,要么个别的媒体和企业之间走得过近,有时候个别情况下,我们也会存在媒体暴力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种状况呢?

  秦朔:我就拿第一财经日报来讲,我们希望它是权威主流,专业负责,理性大气的媒体。我经常在报社里讲这样的话,我们报道一个公司,我们不因为公司说我们报道的对它好一点,是一种利好,我们就满足,我们也不是说这个公司觉得我们对他报道不好,我们就满足。我认为我们这样的媒体,跟公司报道中最重要的指标是我们能不能得到整个读者,能不能得到整个产业界的尊重。我觉得一个媒体最重要的是得到尊重。一个媒体要得到尊重,那么很简单,它必须精确、准确、真实。第二,它要非常有社会责任,要爱惜自己的羽毛,要维护公共的利益,他应该有它一定的价值观念。我们希望是受尊重的媒体,我们绝对不允许我们的记者去为了一些私人的利益,或者是仅仅听听某个公司做报道。我们的记者客观上对这个公司有偏见进行报道,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主持人:秦总,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这次聊天到此结束。我们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得到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解决,新浪接下来也会对此事做追踪报道。谢谢各位网友,也谢谢秦总接受新浪在线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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