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没有企业家？

　　□文 缥缈

　　2006年4月29日，德隆主案判决，唐万新领刑8年；德隆、德隆国际以及旗下企业被课以103亿元罚款，套在德隆身上的所有光环，天才、实力、商战、股战、财富，一切的一切，至此都已随风而去。

　　德隆的崩溃，还有众多的待解之谜。这个企业，是猝死于战略，还是暴毙于战术？是死于“外敌”，还是死于“市场”？是死于领军人物的“刚愎自用”，还是死于军师幕僚的“乱参谋”？

　　在我看来，德隆崩溃给业界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如果我们排除政治环境以及政府许可，到底什么是企业？什么是企业家？中国到底有没有企业家？有没有产生企业家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以及经营环境？仅仅依靠经济改革以及产权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没有体制的支持，以现有的环境，能否成就企业家？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就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这是毛阿敏唱过的歌，心存困惑的企业界的朋友们，请你仔细听一听，再仔细想一想，然后问自己一句：河里的青蛙从哪里来？窗外的蝴蝶从哪里来？“企业的企业家”，又从哪里来？

　　首先，数百年来，随着人类社会公共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企业的问题，至今并没有合理的解释。一个企业家，如果脱离创造价值，到底该有什么标准？我们能够定义清楚何为“企业家”吗？其实根本不能。

　　其次，我们如何认定存在“企业家”？企业需要注册，要有法人地位，但企业确实可以没有“企业家”。反之，企业家可以没有企业吗？

　　第三，把话说到底，是企业政治实现了企业家，还是企业经营实现了企业家？

　　在我看来，对于有没有企业家，如果我们脱离实证，这种问题的本身是没有学术价值的；反之，如果依靠实证，问题的本身又没有客观真实的理论前提。这也就是说，相对于企业，企业家既不是外在的，也不是内在的，岂非咄咄怪事？

　　事实上，企业家不可能是外星人，他们不可能是来自外太空的超级生命。这是因为，定义外星人，至少还有一个能够“自我还原的假想”，还有一个遥远的宇宙可以逃避；但“企业家”却不可能永远都是无法再造的纸上谈兵。

　　更重要的是，“外星人”建立一个身份是相对容易的，比如任何一个疑似“头盔”的东西，都可用来证明某人(或神)有可能是“外星人”(丹尼肯：《众神之车》)；但“企业家”却无法依靠一顶这样的头盔来建立自己的身份，有“钱”也没用，因为新疆德隆就是一个证明。

　　好吧，现在我们再退一步，就算某人曾经戴着头盔，那他就一定是“外星人”吗？如果他没戴头盔，那么他就一定不是“外星人”吗？

　　作为当代人，我们的思维必须尊重逻辑。当逻辑推导的结果，与理论的分析不相符合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其后果，不管它有多么华丽的外衣，也不管有多少人曾“大声地赞叹”。

　　黑格尔说：“理论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任何“方法”的变换、“立场”的变换，都是表面的遁词。多年以来，其实对于“经营”与“政治”的关系，业界存在极大的混乱。我们必须承认，当前的“企业家”，大多都是“政治家”，他们是企业政治的直接产物，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

　　因此，在一些“企业家”的背后，也存在外在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存在“第三方”的利益，比如公共制约、丛林规则以及公共权力：

　　1. 公共制约：这是典型的第三方利益，是人类社会为了自我利益而产生的根本性的“政治妥协”(罗素：《公共权力论》)；

　　2. 丛林困境：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相互之间的恶性争斗，对个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或者自然状态的恶化导致了个体无法生存,丛林的规则由此发生改变，形成一种新的规则以适应生存环境的“胁迫”(达尔文：《物种起源》)；

　　3. 公共权力的出现，使得每一个求助于公共事务(政府、法、法治)的个人，最终失去了“自由”。而且，凡属自上而下地进行社会改良，都不存在“合适的利益主体”，因为任何政治集团以及利益集团，都不会无条件地在真正的社会改良开始之前，自愿地放弃已有的权利(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

　　以上皆为黄钟大吕，无须任何庸议。

　　剥下伪装，还其本质，权力理论告诉我们，“企业”的权利层，本来不是市场的原生态，而是政治权力的原生态。因此，企业的市场化变革，不应过多地超越社会政治变革；靠市场永远无法建设真正的市场，否则，因为“权力的存在”，谁都能将私利伪装得非常崇高。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占尽优势，但是在此之后，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有可能被损害；千千万万人的命运，有可能被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