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存自己国家的文化独立和教育自主性

　　专访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菲力普·G·阿尔特巴克

　　□记者 袁瑛

　　“与冷战期间的超级霸权国家相比，虽然他们寻求的不是意识形态的控制而是商业利润，但结果却一样——发展中国家学术与文化主权的丧失。”

　　5年前，正当国人摩拳擦掌准备入世之时，著名教育学家阿尔特巴克教授就撰文提醒，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海外教育资源和机构的大量涌入有所应对，不过当时他说：“所幸情况还没那么严重，至少WTO和GATS还没有伸向教育领域。”今天的中国教育事业受跨国公司影响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恐怕是阿尔特巴克所始料不及的。6月10日，一个周末的夜晚，记者如约拨通了教授家里的电话。

　　《商务周刊》：现在有相当一批著名跨国公司广泛参与到中国的教育事业领域，您对此有什么样看法？

　　阿尔特巴克：这是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实际上，包括跨国公司在内，世界范围内有实力的大学、学术机构等都在积极地寻求海外市场进行扩张,这是全球化环境下不可避免的产物。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一方面教育体制还很落后、资金匮乏且设备陈旧，另一方面人口众多，潜在消费群庞大，就很容易地成为了这股国际力量关注的中心。正如全球化是把利弊共存的双刃剑一样，教育领域的全球化不仅是大趋势使然，也是一个正反方激烈争辩的问题。

　　《商务周刊》：那么相比较经济贸易领域的全球化，教育这样的知识产业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中有什么自身的特殊性吗？

　　阿尔特巴克：一句话概括，就是教育不可以被当作“商品”来进行买卖和利用。教育的目的不仅是提供经济成功所需要的技能，而更多的是奠定一个文明社会和独立国家的基础。教育的内容应该涵盖对历史的认知、文化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以及道德价值观的树立等等。同样，大学实验室以及各种研究机构更不能被简单地商业化，他们还承载着更多的公共利益，是为社会和国家服务的。所以，相比较经济贸易领域，教育事业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对着更大的困难和挑战，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商务周刊》：就目前情况来看，跨国公司在中国主要通过提供资金和硬件设备，开展如员工培养等导向性活动以及涉足义务教育领域、参与教材制订和学历认证等几个途径，广泛而深入地参与中国教育事业。很多人认为跨国公司给发展中的中国带来了资金、先进的知识和体制，这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您怎么看？

　　阿尔特巴克：按你们中国的说法，这个问题应该辩证地看待。一方面，毫无疑问，这些跨国公司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信息，让中国的教育体制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更开放，这些显然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成功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这些跨国公司是受利益驱动的，他们大多把资金投入到教育事业中最赚钱的那个部分，比如说商业培训、信息技术等，而把那些基础教育和发展基础科学的任务丢给当地的教育机构，而这一部分的教育恰恰是投入很大产出很小的。如我上述所强调的，教育是公益事业，很多时候是不能用商业利益来衡量的，否则将必然导致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教育资源严重倾斜，教育结构的平衡被破坏，教育的初衷被改变。

　　《商务周刊》：在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就曾花巨资在其他国家开展学生交换项目、资助教材出版和翻译以及帮助建立教育机构。他们在帮助当地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使当地的学术机构以及知识分子在其控制之下，结果就导致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教育资源和教育建设上过度依赖这些大国。这样的历史对我们理解今天跨国公司广泛参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事业有借鉴意义吗？

　　阿尔特巴克：冷战期间，美苏是在强大的政治利益驱动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教育资源和体制的渗透，包括冷战结束后美国奉行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都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先进的传播媒介强行“编序”于世界文化的运行机制之中，从而灌输给发展中国家。这种行径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之为“后殖民主义”。我认为，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跨国公司等西方强势力量成为了新的后殖民主义者，至少也应该被称之为“profit-making neocolonism”(获取利润的新殖民主义)。他们虽然寻求的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控制，而是商业利润，但其结果是一样的——发展中国家学术和文化主权的丧失。

　　《商务周刊》：您强调跨国公司的行为是一种商业利润驱动下的行为，但在中国有一些人担心，跨国公司参与到中国教育中来，所秉承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可能跟中国的文化传统、主流价值观和伦理观念有冲突，这将不仅仅是一种局限于商业的行为，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阿尔特巴克：首先，我还是要强调这些跨国公司所关心的仅仅是利润而已，一切以商业利益为导向。其次，你说的这个担忧，我想不仅在中国，在所有受教育国际化和全球化影响的国家中都存在，大家都在思考如何在教育全球化的趋势下保持本国教育的自主和独立性。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控制其课程的基本设置、教授的语言、教学思想以及其他教育的基本要素，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其中，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或许更加严峻：一方面要搞市场经济，要引进跨国公司的资本和先进技术;另一方面，由于教育事业对于国家发展的特殊意义，还要尽力保护其独立性和自主性。面对这一挑战，我认为政府特别是教育部门应该发挥关键作用，必须对跨国公司在本国范围进行的有关活动进行有力的监督和管理，同时适时修改和制定合理的法律制度，从法治上进行监控。

　　《商务周刊》：既然这是全球化趋势下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那整体来说，全球化究竟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产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阿尔特巴克：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要了解跨国公司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就应该把这个问题放置到全球化和教育事业的国际化大框架中去探讨，因为跨国公司不仅是全球化的产物，更是可被用来进一步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先锋力量。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剖析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影响：首先，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说，全球化使得对国际化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增长。以中国为例，它是一个庞大的学生出口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学生去国外进行深造，而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选择留在了国外，这对中国来说是很大的人力资源流失。虽然在现阶段，由于中国的学术、政治以及经济氛围越来越好，更多的人选择回到中国，但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国家之间的人员流动更加频繁，比较起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其人力资源方面依然是“出多于进”。

　　其次，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来自远程教育。通过远程教育，西方发达国家的课程、教学方法以及学位结构等等很快被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所接受和使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远程教育这样新的教育方式下对学位认证、教学标准以及教学内容的相关性进行监督和控制。

　　最后，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英语国家来说，如何在全球通用的英语环境中保存自己本国的语言非常重要。显然，全球化进程也伴随着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使用。汉语虽然是全世界最多的人口讲的语言，但在中国，讲英语的人数也居世界前列。所以如何在使用英语的同时又能保存自己本国语言不被英语的强势地位所替代，这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要考虑的问题。总的来说，既要吸收全球化所带来的先进科技和体制，又要同时注意保存自己国家的文化独立和教育自主性，这是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巨大挑战。

　　实际上，几十年前的新闻出版产业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是一次惨痛的经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发达国家在跨国出版集团的怂恿下制定了苛刻的国际版权条例，将发展中国家的出版市场强行推向开放的国际市场。如此造成的后果是惨重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出版商，因为难以同跨国出版商竞争，结果不是被并购就是被迫退出出版市场。出版什么样的书——决定权掌握在伦敦、纽约等跨国出版商的手里，学校也开始大量从国外进口课本。更糟糕的是，这些跨国出版商赚足了商业利润，却很少拿出资金来对当地的教育进行投资。这些国家的文化主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当地出版行业对跨国出版商的畸形依赖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我要强调的是，如今的教育事业在这些国家也面临这样的尴尬现状，如何进行有效的监控和管理，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实在需要引起相关国家政府的重视。

　　《商务周刊》：有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应对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案例？

　　阿尔特巴克：有，比如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但不能说它们已经成功解决了问题，只能说这些国家都逐渐意识到了国外教育提供者对国内教育的影响，正积极寻求方法制订政策加以正确的监控，而这些方法目前看来也是很有效的。新加坡原来是英殖民地，因此从整体来看，新加坡的教育无论从教育体制还是课程设置上，都效仿了英国的模式。但与此同时，新加坡也在不断的吸收、消化、调整和创新中建立了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教育体制。比如新加坡被国际广泛认可的理工学院教育，新加坡在其中学教育中引入的《儒家伦理》等具东方特色的课程，这无疑是满足了新加坡建立自己的伦理道德教育体制的需要，并弥补了其过于西化的教育体制的缺憾。事实上，新加坡教育体系及制度可被看作是融会了东西方教育精华的典范，它不仅没有出现人才流失，反而在普及国民教育的同时大量吸收了海外留学生前去求学，同时还制定了一套引进国际优秀人才的良策，吸引了众多海外优秀人才就业。而马来西亚政府近年来也在大力开展区域卓越教育中心计划，吸引世界各地著名的大学纷纷前来马来西亚办学、设立分校，并采用双联制和学分转移等方式联合办学。著名的“双联课程”就是马来西亚政府面对日益国际化的教育需求而设立的特色课程，它吸引了大批国际学生来马来西亚求学。这种有特色的教育课程不仅提高了本国的教育质量，而且也扩大了本国高等教育在国外的知名度，不能不说是当地政府的明智之举。

　　《商务周刊》：在您看来，这些成功的案例将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启示作用？

　　阿尔特巴克：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和背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有曾经沦为殖民地的历史，其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巨大的影响；而中国则拥有自己悠久的教育传统，最早开创了考试体系。但就中国教育体制的现状和目前面临的问题来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推行的一些卓有成效的政策是很值得中国政府借鉴的。因为不仅中国现代的教育制度也是在模仿西方教育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中国目前面临的来自跨国公司对本国教育事业的涉足，也使得中国处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曾经的相似境遇。

　　因此，在有例可循的情况下，可能中国政府、教育专家及其他相关人士结合中国教育现状都应该考虑以下三个问题：一、如何利用政府的强制性措施，将有关伦理道德、价值观的教育贯彻在教育的各个环节，从而保证社会及文化价值观的传承和延续；二、如何改革创新现有的教育体制，从而既能体现全球化趋势下教育国际化的需求，又能保持本国教育事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三、如何在主动引进国外优势教育资源的同时，建立起规范的管理机构，制定有效的法律制度，对国外教育提供者在本土开展的活动实行有效的监控。

　　菲力普·G·阿尔特巴克，是国际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高等教育历史学家。主要研究著作包括《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发展和大学》、《国际视角下的高等教育》以及《新兴工业国家的高等教育以及科学发展》等，著作被先后翻译成德语、西班牙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