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淇
一段不足半分钟的影像纪录，一篇不足3000字的新闻报道，揭开了“天津仲裁委员会建立十年来发生的最为严重的事件”(引自天津仲裁委报告)。
2006年农历新年上班伊始，天津仲裁委员会就仲裁员违法接触当事人事件作出了处
理。2月9日，天津仲裁委员会根据《仲裁法》以及天津仲裁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将戚天常从“天津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中除名。这是本报连续报道富士施乐违法接触仲裁员事件以来，首次得到来自仲裁委依照法律的规定，对“事实”作出的响应。
天津仲裁委员会在《关于对戚天常仲裁员处理意见的报告》中，坦陈了该委员会在这起仲裁员违法事件中所存在的工作失误，言辞中肯、态度明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包括本报在内的众多报纸的客观报道推动了这起“最为严重”的事件，朝“法律解决”的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
尽管如此，在这次仲裁腐败案的报道过程中，也听到了不同声音，有法律界人士在网上发表观点称，对于这次仲裁案件的报道，违背了在仲裁案件审理过程中，不得作出公开报道和炒作的规定。这一观点甚至还指责报道试图在影响司法独立，而且对于当事人的报道也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
不过好在我们同样了解法律赋予新闻媒体报道案件足够的权利。天津仲裁委处理仲裁员的报告中也明确表示，为了更好地维护仲裁委公正裁判，仲裁委欢迎媒体的继续监督，并将天津仲裁委的官方网站上公布本委员会的监督电话，设立由专人开启的举报信箱，为当事人及各界人士的监督举报提供便利条件。
坦率而言，我们非常清楚地了解司法领域可能的问题所在，也很清楚新闻的力量有限。不过，透过这起案件的发生发展，以及新闻报道之后仲裁委员会和律师事务所所作出的一系列举动，使得司法界、新闻界、大众在这起事件经过公开讨论和传播以后，一定程度上有了一个积累更多共识的契机。而且我们相信，唯有此种共识的一致达成，并且最终得到印证，才能最终建立我们对于法律的信仰。(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