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时代周刊封面报道：邓中翰和他的中国芯

图为：IT时代周刊本期封面报道－－邓中翰和他的中国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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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时代周刊》记者/向农(发自北京)

　　编者按: 创造性地在运作模式上另辟蹊径，大胆选择国外产业巨头未能涉足的市场领域，凭借绝对领先的技术将国外巨头从傲慢不屑引向谦恭合作，并直至今天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先者。作为第一家登陆纳斯达克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公司，邓中翰领导下的中星微促使美国调整了对华科技政策。中星微为什么能成功？它带给中国产业界什么样的启示？几

进中星微，本刊记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讲述了一个个鲜为人知的“中国芯”故事。

　　前言：2005年12月28日，倍受瞩目的“CCTV

　　“中星微”、“邓中翰”、“多媒体芯片”，这些公众还极为陌生的词，为什么却组合出了央视评选的最大赢家？

　　2005年11月15日，中星微在纳斯达克悄然上市，人们才蓦然发现：与以往那些在美上市的网络服务股不同，这竟然是一家纯粹的技术概念公司。在多媒体芯片领域突破7大核心技术类，申请超过500多项专利，让中星微不仅仅是中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芯片设计企业，更是成为中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拥有完整自有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企业。

　　邓中翰在纳斯达克闭市式上的签名，成为留在这个高技术公司云集的证券交易所的第一个中文签名。

　　第一章 邓中翰的人生转折

　　上大学、出国留学、硅谷创业，当邓中翰沿着这条优秀学生的典型轨迹成长时，根本没有想过要回国创业。但是一次次的人生转折点，却把他往这个方向引去。

　　赢得“挑战者杯”

　　1992年的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3年级学生张辉听说，一个叫“邓中翰”的学长拿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的入学通知书。

　　伯克利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历史名校，而物理系则是其王牌系之一，前后出了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拥有久负盛名的美国

　　伯克利物理系被高傲的中科大物理系学生视为传统归宿，而邓中翰竟然来自地球与空间科学系。吃惊之余，张辉对邓生出了几分佩服，但当时并没有机会和邓接触。

　　南京长大的邓中翰读中学时，像其他很多男孩子一样，迷恋上了星空和宇宙，并于1987年成为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物理系的学生。

　　在学校期间，很多不了解邓中翰的人都把他叫做“书呆子”，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呆”，只是做事情专注，喜欢刨根问底而已。由于为人谦和直率，脾气不急不慢，邓中翰人缘很好。作为中星微创业者之一，金兆玮就是在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和邓成了好朋友。

　　大学期间，邓中翰依然保持着自己那股“钻”劲。大学3年级时，他找到曾对北京人头盖骨做出了国际公认明确断代的黄培华教授，提出自己要做科研。当黄教授将一沓厚厚的英文资料交到他手上时，原本和大家一样喜欢打篮球和游泳的邓中翰就没有了休闲。

　　在放弃春节回家的机会，抱着就当是学英文的念头，苦苦研究了8个月后，邓中翰用量子力学解释了空间射线对地球矿产物质的晶体结构产生的影响。让邓中翰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论文竟然被该领域核心期刊《中国科学通报》采用了。

　　大学4年级，当获得了共青团中央及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时，此前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邓中翰突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是有价值的，而且这个价值是被社会认可，创造出来的科研成果也会被这个社会所重视。不管将来做什么，都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他觉得自己应该珍惜时间，而不应该把精力和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东西上。

　　“这是一个人从幼稚无知的阶段，到相对比较成熟，懂得自己的价值，懂得珍惜时间的重要转折点”。邓中翰认为获得“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后来，当邓中翰发现科大最优秀的学生都去了伯克利物理系时，从不服输的他也选择了这条路，并且如愿以偿。

　　创造伯克利奇迹

　　1992年正值电脑从286奔向386时代，在伯克利攻读博士学位的邓中翰每天都能感受到硅技术和信息技术最前沿的冲击。当时的风云人物，“摩尔定律” 的发明者摩尔、英特尔的董事长兼CEO安迪·格鲁夫都毕业于伯克利电子工程系。“也许我该转系”，榜样的力量促使邓中翰将自己的主攻方向改为电子工程系。

　　但邓中翰的想法遇到了阻力，老师担心他能否完成知识结构的调整。邓中翰告诉老师自己在大学时代就做过非常超前的科研，还在世界一流的杂志上了发表了论文，完全有这个能力。最后老师答应给他一个学期考验。

　　于是当一些中国学生都忙着买车和旅游的时候，邓中翰还在苦读，他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感和压力，“我是拿了‘挑战杯’的人”。全A的成绩让邓中翰得以顺利转系，然而另外一次更大的转变还在后面等着他。

　　1994年的一次疏忽，由于忘记签证，随导师访问的邓中翰被迫滞留日本，无事可做的他只能出去瞎逛。站在东京银座的街头，看着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的人群，以及那种富庶和繁华，从未接触过商业世界的邓中翰突然困惑了。

　　“为什么自己离开中国时人们的工资才一百多元，而有些国家会这么发达？为什么有日元、美元，还有人民币？为什么有股市？为什么有产业？穷国、富国、股票、企业、创新……这些在我以前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考虑的东西突然间全冒了出来。这些东西之间有什么联系，它们又是如何支撑着这个世界的运行？”邓中翰陷入了疑问。

　　徜徉东京街头一连好几天，邓中翰都在想这些问题，他意识到这些东西的背后可能比自己每天研究的电子工程还要有更多、更复杂的原因。带着疑问，他决定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学习，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伯克利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横跨过理、工、商，考虑到知识结构和精力的问题，校方拒绝了邓中翰兼修经济学的请求。邓中翰找到伯克利的传奇校长，美国历史上担任顶尖大学校长的第一位华裔——田长霖教授，在诉说自己的一番想法后才如愿以偿。

　　当时，后来成为中星微骨干之一的张辉也来到伯克利攻读电子工程学博士，和邓中翰成了同门师兄弟。由于彼此非常投缘，他们还合租了一套公寓。张辉因此目睹了邓中翰凌晨4点回来，早晨7点又出门学习的真实经历。

　　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邓中翰发现这个世界远不是自己当初从技术角度所看到的那么狭窄、那么专业、那么简单。他一下子明白了：在体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也应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价值会随着商业、股票甚至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发展体现出来。而最大的收获则在于，邓中翰学会了独立思考，不再是别人考托福自己就考，别人去伯克利物理系自己也要去。

　　当这种商业思维和原有的技术思维交织在一起后，邓中翰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埋头学习的好学生了。

　　到1996年年底毕业时，邓中翰拿下了物理学和经济学的硕士、电子工程学的博士学位，成为伯克利建校一百多年来第一个横跨理、工、商3个学科的人。

　　这种知识结构使得邓中翰在行事时考虑问题非常细密，很多人在定位他时感到困惑，不知道他到底应该算是技术型人才、管理型人才，还是商业型人才，因为他实在太像个“全才”了。

　　周光召的邀约

　　毕业后，邓中翰曾先后在Sun和IBM工作。1996年，正当IBM的“深蓝”计算机和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的对决如火如荼之时，对此深感兴趣的邓中翰加盟了IBM。仅仅一年，他就申请了好几项专利，还获得了“IBM发明创造奖”，让当时IBM资深的工程师都刮目相看。但也就仅仅一年，他就厌倦了这种大公司的环境，觉得在这里缺乏自己渴求的创新动力。

　　1997年，邓中翰回到硅谷，就像在浑厚的创业氛围熏陶下的很多硅谷毕业生那样，自己创业。他创办的是一家名为Pixim的研制高端平行数码成像技术的公司，并任董事长。Pixim公司在技术上做的非常成功，在2000年创造了每秒成像8万次的世界纪录，并保持至今。市值曾达到1.5亿美元。

　　正当邓中翰沿着典型的硅谷生活轨迹顺利前行时，1998年，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找到了他。作为忘年交，二人本是旧识，但是这一次，周光召带来了一个沉甸甸的话题，“中国半导体工业可能要走一条新的道路才行，你想想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做。”周老对邓中翰说。

　　周老告诉邓中翰中国在芯片领域的发展情况。中国科学院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集成电路的相关工作，但直到1990年，我国仍未能在此类产品的大规模产业化方面取得建树，1990年后的两次冲击也均无果而终。而作为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中国的芯片技术必须发展起来。

　　因此，面对周老提出的问题，考虑到中国的芯片业到底应该如何突破的时候，邓中翰从自己看到的、最擅长的，也是亲身经历过的硅谷模式出发，提出中国宜尝试一种新模式——采用硅谷式运作的可能。

　　“你来做这件事，怎么样？”邓中翰没想到周老会这样问自己。

　　第二章 “中国芯”的硅谷式启动

　　当邓中翰接受周光召代表国家发出的邀请时，这个在大学时代除了每月向家里要几十元生活费外对生活再没有其他想法的人终于确定了人生方向。而他最大的幸运就是找到了志同道合的3个好朋友一起来做这件事。

　　避开英特尔、三星这些芯片巨头，这种战略让中星微的亮相就像斜刺里杀出一匹黑马。

　　吸纳风险投资、全球化思考，这让中星微俨然是一家硅谷模式的芯片设计企业，与以前中国在重要的芯片设计领域所采用的国家投资、科研单位承担任务截然不同。

　　受命组队

　　周光召看中邓中翰并不是心血来潮，满腔爱国热情、人品和学业优秀、硅谷的成功创业经验……这些品质让他觉得邓中翰正是可以振兴中国芯片产业的人。

　　对邓中翰来说，这却是一个艰难抉择的过程，中国的产业环境不好，而自己在美国的公司正欣欣向荣。思考中，他想到了田长霖校长的话，“如果你真能同时读下 3个学位，的确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但有一天你能把所学的知识转变成财富，为中国的发展创造出奇迹，才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当初田校长在答应邓中翰学习经济学的请求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邓中翰在留学之初，抱着的就是深造的念头，并没有想过不回来。此时，在其成长过程中一直怀有的那种责任感又适时地蹦出来了，再加之国家的信任，对事业可行性的评估，再三考虑后，邓中翰终于答应了周老。

　　但邓中翰很清楚这件事的份量，光自己一个人回去是做不成事的，必须得有一个团队，用一个核心的文化、核心的凝聚力来构筑公司的起点。那么去哪儿找到志同道合，肯和自己一起做这件事的人呢？将要成立的公司不同于一般做消费品，注重市场概念的公司，是要靠核心技术来抢占市场，所以核心团队一定要懂技术。同时彼此的个性特点也要能相合：在创业的过程中不知道要遇到多少困难，在这种关键时刻大家一定要能携起手来。

　　师弟“张辉”第一个出现在邓中翰的脑海中。1998年，张辉已经毕业，在贝尔实验室从事无线通信、低功耗芯片的研究。从1998年年底开始，他发现好友邓中翰频频回国。邓中翰也在有意识地一点点向张辉透露：自己正在和信产部酝酿以新模式发展中国的芯片产业，而且已经向包括李岚清副总理在内的国家领导人介绍了硅谷的风险投资模式。在有了足够的了解、心理准备和思考后，当邓中翰拉他入伙时，张辉并不吃惊，但他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实现自己在硅谷生出的创业梦。

　　之后，邓中翰又想到了杨晓东，他们是在一次次的硅谷学术交流会议中认识的。作为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工程学博士，杨晓东有在英特尔和惠普的工作经历，长期从事CMOS大规模集成电路系统的研究。虽然十几岁就从上海来到美国，但杨晓东一直保持着中国国籍。和邓同样，在大公司工作的经历让他发现自己还是喜欢在有高成长性，每天都能接受新挑战的环境里工作。当邓中翰提到要做一个技术上绝对领先的公司，而且是在中国时，杨晓东爽快地答应了。

　　“美国就像一片已经成熟的森林，你也可以生长。但你长到一定时候举目四望，周围的空间和各种机会都差不多，大家的机会几乎是均等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你能有的资源别人也有，没有什么有破坏性的力量让它产生改变。在中国，集成电路这片森林是崭新的，有很多机会存在，但有一定的风险，一个闪失可能就夭折了。我们在美国的那片森林里曾经锻炼过，知道如何规避风险，所以有一定的优势。”仅仅只因为爱国就离开已经熟悉的国外环境是不现实的，杨晓东其实对回中国的发展看得很清楚，而这也是中星微其他“海归”们的共同想法。

　　后来邓中翰又找到了南京师大附中的同学金兆玮，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金曾在电子部十四所参与过一些国家项目，后移民到了加拿大，但和邓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当团队组成后，4个人专门做了如下分工：邓中翰是一个知识结构和能力都很全面的人，做事情喜欢从全方位考虑，所以主持大局；张辉擅长站在各方的角度看问题，协调和平衡能力很强，因此负责市场；说话和走路的频率都比别人快的杨晓东则是对技术充满了激情，那就完全专注于技术；金兆玮和再难缠的人都能打交道，所以抓销售。

　　就这样，带着互信，这几个不同时段的朋友跟邓中翰一起开始了新的创业。直至6年之后的今天，这个核心团队依然完整，没有一个人离开。

　　不和英特尔玩

　　周光召说服邓中翰后，将其介绍给当时的国家信息产业部曲维枝副部长，落实具体事宜。邓中翰向曲部长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要做核心技术，必须一开始就要抓住市场的突破口。技术是随着市场发展的，只有找准市场定位，才能找准技术方向。

　　中国的集成电路以前总是跟别人做同样的东西，比如说CPU，老想着取代别人。但跟踪意味着永远都处于产业的弱势。为什么一定要和CPU中的英特尔、内存芯片中的三星这些巨头硬碰硬呢？如果结合新应用开拓出一系列别人还没有的技术，那自然就是老大。

　　而且以前中国的很多芯片项目都是立足本国的，而芯片产业是全球化的产业，没办法分层，不可能做成中国的或是美国的芯片。放眼望去，世界上成功的芯片公司都是全球化的。这意味着，从技术产品的切入、策略合作伙伴的选择、产品的销售、行业标准以及核心竞争力等各方面，芯片的商业模式从第一天开始就注定了要进入全球的产业链。

　　“你要吃饭的话，只能去附近几家中的一家，不可能为了一顿饭跑到美国去。所以服务业一定是本土化的，但是没有人会只买本地的芯片，本土化服务和技术的模式是截然相反的。从技术而言必须是全球统一，就像微软的操作系统必须全球统一一样。”张辉以幽默的方式说明这个问题。

　　邓中翰提出在数字多媒体领域可以大有可为，当时这个领域相对较新，一些大企业重视不够。而且由于当时以英特尔为代表的大部分芯片设计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的冯·诺依曼的运算方式，处理数据时能耗很大，并不适合对功耗要求很高的多媒体领域。既然没人注意、也没人做得好，这里自然适合去填补空白。

　　应该说邓中翰在当时选择多媒体芯片领域作为突破口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在1999年手机的功能还很土的时候，他就提出手机肯定会提供相机、视频等功能。但当时谁也说不准未来究竟会怎样，还是有些冒险。但邓中翰想的是：不冒险，又怎么有机会？

　　具体的产品在公司成立之前就已经酝酿好了。英特尔前高级副总裁，退休后投身风险基金的摩尔·戴维·道曾跟邓中翰提起：PC摄像头肯定会成为趋势，英特尔甚至在1999年在美国开始卖英特尔品牌的PC摄像头，这也是英特尔唯一直接出售的终端产品。虽然英特尔的战略眼光很对，但是其芯片的架构不适合做这种多媒体处理所需要的低功耗、低振幅的芯片。因此摩尔建议中星微从PC摄像头切入多媒体芯片领域。

　　信产部成了VC

　　当团队们在一起讨论选择以何种方式做芯片时，一下子就达成共识：Fabless(无工厂)，只做芯片设计，相对容易启动。虽然当时国内没有先进的芯片制造商，但可以拿到台湾制造。

　　芯片的商业模式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相对比较成熟。芯片技术可以分为“设计”和“制造”两大部分，前者是指芯片的设计技术，后者是指芯片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条芯片制造的生产线投资动辄就是十几亿美金，而芯片设计的投资则要小好几个量级。

　　以英特尔为代表的IDM(整合型元器件制造商)，就是将芯片的设计和制造结合在一起，规模巨大，CPU和内存芯片等都是以IDM为主。伴随着新应用，后来逐步衍生出一系列新类型的芯片，如手机、数码相机中的芯片。为适应这类芯片变化多、应用广泛的特点，Fabless的模式应运而生，这种模式的芯片企业基本就是纯粹做设计，然后将设计出来的芯片委托代工厂流片、测试和封装，最后制成正式产品。

　　企业的商业模式已然选定，但最终能做到多好，大家心里还是没底。毕竟当时中国半导体产业在专业人才、经验、技术等方面还非常落后，而中星微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整个产业环境的制约。“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也是一腔热血就回来了。”张辉说。

　　这时候，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如何才能把国家意志和企业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信产部而言，国家对产业布局自有考虑。中国向往硅谷的技术，但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模式的创新，这其中包括技术转换模式、技术管理模式。信产部也想抛开以往那种不成功的，以科研单位为主的模式，而在企业平台之上来发展。考虑、商量再三，最后大家达成一致：以信产部电子发展基金的1000万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以风险投资的形式进入；而邓等4人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入股。

　　为了便于公司管理，在与有关部门沟通时邓中翰明确提出：“这公司要由我做董事长。”他的想法与信产部不谋而合，信产部也希望由他们来挑大梁。最终信产部只扮演了风险投资人的角色，并不干涉企业的日常运营。

　　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中星微又进行了3轮融资。据当时信产部中星微项目的直接执行人，现盈富泰克创投(信产部为了管理所投资的基金后来专门设立的公司) 总经理刘廷儒透露：“虽然我们开始占了相当大的股权，但是在中星微以后的融资过程中，新引进的投资者所稀释的都是我们的股权，管理层的股权并没有动。这样就保持了对管理层的激励。”

　　因此到IPO之前，信产部的股份只占10.9%，而中星微的管理层依然保持在34.2%。在IPO后，信产部出售了手中握有的10%的股票，收回了10倍于当初的投资。目前中星微的管理层持股25.5%，员工持股20%左右，其他的则为新老投资者。

　　第三章 痛并快乐着

　　1999年10月1日下午，邓中翰和张辉、杨晓东及金兆玮4个人出现在长城上。带着上午观看50周年国庆大典的兴奋，他们在这里誓师。在一张后来被广为传播的照片上，当其他3位创始人都在做出类似于胜利的手势时，邓中翰却手臂交叉、心事重重。

　　邓中翰在当时的那一瞬间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用大家在SUN、IBM、朗讯这些公司学到的东西，把芯片这个中国落后了几十年的产业推动起来。但是他明白在这条路上，不知道要碰到多少困难。

　　硅谷博士的冻疮

　　1999年10月14日，北京市海淀区北土城西路103号，在一栋破旧的两层楼中一间100多平米的仓库里，中星微开张了。

　　但在此之前，4位年轻人已经先行领教了水土不服。为什么注册公司得先有办公地点，招聘的清华毕业生还需要北京户口。想不明白的他们就去找时任北京市科委主任范伯元。当他们整齐划一地穿着深黑色西装和白衬衣出现在范伯元的办公室时，范伯元心里暗笑，“怎么就像新姑爷一样，看上去真傻。”

　　在知道他们就是中星微的董事长邓中翰、首席技术官杨晓东、副总裁张辉、副总裁金兆玮后，范伯元不禁为这些满腔热情，对国内情况一点儿都不熟悉的“海归”担心。而且当时的杨晓东由于出国时年龄太小，连中文都讲不好，他们能办好中星微吗？

　　但中星微就这样开始了中国自主芯片产业的创新之旅。

　　1999年冬天，仓库里暖气不足，而且下班后暖气就停了。但因刚创业，大家需要经常加班，从没在北方待过的浙江人张辉手冻裂了，还在不断地咳嗽。

　　“我是想省钱”，邓中翰说，他想的是只要能把第一年的冬天克服过去，就可能度过第二年、第三年的冬天，也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

　　张辉自己倒没觉得怎么样。但邓中翰却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想到一个从硅谷回来的博士，一个曾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科研人员，却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做事。直到今天，提起此事，邓的眼睛每每还会湿润。

　　但到2001年底，有一个问题让中星微必须面对了：账上只剩下100多万元了。创业公司在发展初期最害怕的资金断流出现了。

　　当时有3个选择：一是把公司的技术、产品卖掉来套现，中星微当然不能把自己的中国芯——“星光一号”卖掉；二是进一步融资，但此时融资会非常吃亏，对老股东和持股的员工不公平，何况马上就要进入量产的阶段，可以收货款了；三是贷款，但类似于中星微这样接受风投的创新型公司的可信度不高，银行不愿轻易给予贷款，而且周期很长。

　　经过反复讨论和权衡后，核心团队选择了贷款。公司并没有什么可以抵押给银行，于是4位创始人用他们个人的存款、房产和股票与银行签订了个人抵押贷款合约，贷到了300万美元。在签完“卖身契”的那一瞬间，这4位创始人更加感觉到自己和中星微血肉相连。

　　相形之下，中星微在研发方面遇到的问题倒不是那么突出。

　　最大的困难：人才匮乏

　　对于这群满腔创业激情的年轻人来说，创业中最大的困难当属人才匮乏。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

　　当时国内人才、资讯、产业的基础环境等各种相应的资源都没有，成熟的IC设计公司缺乏，几乎找不到有经验的IC设计人才。而多媒体芯片开发对研发队伍的完整性要求更高，软件、硬件、音频、视频、算法、架构等各方面的人才都要有。“当时就我们几个人，什么都干，很艰苦。”杨晓东回忆当初时说。

　　纯粹找硅谷有经验的人才并不现实，最可取的还是在国内招“可培养”的人才，然后再找海外回来的有经验的人来带。在用尽了各种手段后，1999年底，中星微很幸运地招了15个人。他们中有刚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还有在研究所、实验室或国企中做过几年的。此后，核心团队又马上杀回硅谷招兵买马。

　　中星微就这样形成了固有招聘模式。在此后招聘的过程中，他们基本上都保持着海归10%、国内90%的比例。几年前招收的清华、北大、北航等学校的毕业生，现在已经有一大批成长为中星微的中坚力量。

　　林云生是中星微的第9位员工。当邓中翰找到他时，这位清华精密仪器系的学士、人大经济系的硕士也看到了他们那种简陋的物质条件。但是之前在中关村管委会工作的他看惯了很多高科技公司的起步，知道只要路子对，公司就会发展起来。

　　此前的工作经历让林云生对高科技产业看得很清楚，他认为集成电路这个行业很有发展前景，尤其是中国很薄弱的芯片设计方面。1999年11月，林云生正式加盟中星微，现在他已是中星微企业发展部的副总经理。

　　为了帮助中星微解决人才问题，2000年11月，北京市政府投资800万元人民币，在清华建立了清华——中星微集成电路设计研发中心。邓中翰亲自到清华教课，培养学生。这个研发中心为中星微输送了很多人才，有些已经成为骨干。

　　到2000年底，中星微已经有了四五十人，2001年超过百人，现在则有400多人。对此，邓中翰依然认为人才问题远未得到解决，但这并不妨碍中星微的快速成长。

　　索尼的认可

　　2001年3月11日，“星光一号”研发成功，这是中国首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百万门级超大规模的数字多媒体芯片，中星微的产品结束了“中国硅谷”中关村无硅的历史。2001年5月，“星光一号”实现产业化。

　　此前PC摄像头都采用多芯片，还要有独立的电源，各种卡，图像质量又差。中星微采用单芯片设计，以很低的功耗实现了USB供电，从而驱动摄像头来做实时的音像处理，一下子将系统的低成本、低功耗和高性能提到了一个新水平。

　　由于产品的特殊性，中星微并不直接面对消费者，而是要将芯片卖给PC摄像头的生产厂商。当中星微刚开始找到那些国际大厂商时，人家都表示怀疑：中国还有芯片吗？无奈之下，公司决定将硅谷分公司的地址写在名片上，说自己是硅谷公司，这样才有了一些机会。

　　好在多媒体芯片领域是新兴领域，并没有突出的领导者，再加之芯片本身是一种“产品为王”的行业。在经历了起初的一系列艰难后，性能优异、集成度高、能耗低、传输速度快的“星光一号”终于被三星、飞利浦等国际品牌采用，成为第一块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芯”。

　　但是“星光”系列被国际市场普遍接受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2001年夏，想乘胜追击的中星微想到了索尼。

　　甫一见面，刚说完自己是从北京来的，想卖图像处理等方面的芯片，索尼的一位主管就说：“我们索尼有几千种这样的产品，几百个这样的专利，我们索尼是这项技术的鼻祖。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看看我们的展览和产品，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听你推销产品，我们还有其他会议。”本来约好了一个小时的见面，最终只谈了5分钟。

　　作为一家还不怎么挣钱的小公司，在付了整个团队的飞机票、酒店等一系列的代价后跑到日本，结果5分钟就被别人打发了。出门时，邓中翰对张辉说：“I will be back！”这是当时正热映的《终结者》中的台词。

　　回国后，邓中翰将这段经历讲给全公司的人，说：“我们一定要打进索尼！”4年之后的2005年夏天，索尼新一代笔记本电脑上的摄像头，已经跳动着“星光5号”。

　　现在罗技、创新科技、索尼等都已是中星微PC摄像头芯片的大客户，斯普伦特(Sprint)等是中星微移动芯片的客户，中星微在计算机图像处理芯片市场上以60%的市场份额绝对领先。

　　神话背后的中星微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CCTV年度经济人物大奖”……2005年无数的荣誉扑面而来，让本来处在终端用户视线之外、埋头做技术的中星微变成了耀眼的公众公司。

　　60%的市场份额,7大类、500多项技术专利给对手所设置的极高的进入门槛，上市又赢得了更多的资源——中星微在多媒体芯片领域绝对领导者的地位看上去牢不可破。

　　“对我们企业而言，芯片就像微软或者英特尔一样，要么做第一，要么挣不到钱，所以我们的雄心是统一天下，拿到100%的市场份额。”与外界的浮躁相比，邓中翰无疑是冷静的。

　　从英特尔和AMD这些年来不知疲倦的争斗中，普通人都能感受到芯片领域中那无时无刻存在的巨大压力。邓中翰认为能够感觉到的威胁来自于一些巨型的公司，像飞利浦、三星、索尼。“这些公司下面的某个部门在做什么，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而且他们技术、渠道都不成问题。虽然中星微的那么多专利横在前面，但是如果别人换一种体系架构或是其他新的东西呢？”

　　除了来自竞争对手可能的威胁外，中星微再向下发展面临的还是自己，同时也是中国芯片产业多年发展，一直以来困扰的问题：人才。芯片设计是一门很专业、很高精的学问，而芯片研发又比较枯燥，需要长达一两年做同一件事情。现在社会普遍变得越来越浮躁，那种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做事的人越来越难找。另一方面，留学回国人员也很难招，毕竟中星微在工资等各方面都不如跨国公司。

　　中星微的成功之路还能走多远？中星微目前的成功对中国整个芯片业的发展有多少借鉴意义？

　　中星微2005年预计销售额将达到8000万至1亿美元，从规模来看，目前中星微所处的多媒体领域，在整个产业中还是极小的一块。而且毕竟CPU还是目前的战略制高点。从芯片的产业链来看，分为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设计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中星微应该说的确是在数字多媒体领域杀出了一条血路，但这只是一个点的成功，要延伸到面并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虽然中星微前途难料，而且它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国芯片产业的成功，但是中星微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技术的领先。与那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中国芯”不同，中星微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作为一个信产部参与投资的企业，利用硅谷模式创业，不靠在国家身上，一开始就坚持全球化，最终走向国际金融市场，这也许才是中星微给中国信息产业留下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