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意外的帝国

　　王志仁

　　美国《商业周刊》六月上旬公布的《2005全球信息产业100强》名单中，有12家来自台湾省，紧追美国西岸，是全世界产出一流信息企业次多的地区。

　　巧合的是，中国商务部于五月下旬公布的(2004中国出口额200大企业)名单中，前五

　　继过去我们所熟知的晋商、徽商和浙商之后，台商正快速在国内蹿起，并取得世界级影响力。鸿海是全球第一大电子代工制造商，产品横跨连接器、台式计算机、手机、电信交换机和游戏机，广达是全球第一大笔记本计算机制造商，华硕是全球第一大主板制造商。

　　这些台湾信息企业没有康师傅在大陆有名，但是崛起过程更传奇。1960到1980年代，台湾先后选定多项重点工业，包含石化、汽车、钢铁到半导体，在政策开绿灯下给予特许经营权、银行贷款和税赋减免等优惠，但是和计算机相关的信息业并不在内。台湾当时没有计算机工业，有的是计算机工业前身——电动玩具业。

　　在我读小学五年级的1981年，有着电视机一样大小的彩色屏幕外加摇杆、投币就能玩的电动玩具风靡台湾，小学生到大人疯狂迷恋，我也是其中一员。生产电动玩具主板的业者就像开银行，客户都捧着现金上门排队，还不一定有货。那时经常发生电玩店抢案，黑道团伙拿枪冲进店里，把主板拆掉拿到黑市出售，赚取暴利。社会风气一时变坏，学生逃学在电玩店彻夜不归，或大人玩到没钱跑街上抢的，愈来愈多。

　　同样是1981年，IBM推出第一台个人计算机，揭开这个产业序幕。1982年，一群工程和业务团队从德州仪器公司离开，成立康柏(Compaq)，也投入个人计算机行业，此后则是风起云涌。

　　个人计算机业的出现，非任何人或任何公司能居功，和政府也无关。从它的发源地美国来看，1970年代是美国民间反越战高峰，这种反政府风气催生许多年轻嬉皮，用尽各种办法证明自己，不管是抽大麻、搞摇滚乐或是组装计算机。

　　纪录美国计算机工业发展的《意外的帝国》(Accidental Empire)一书提到，当时在硅谷，留长发蓄胡须的年轻人，到科技公司的垃圾桶去捡拾废弃品，或搜集别人丢弃的零件，然后凭自己创意和技术拼装起来，在自家车库展示，并和同伴叫板，谁装出来的机器功能强，运算速度快。这些玩意就是个人计算机的雏型，最初压根不是为了商业目的，而是无心插柳。

　　1981年底，因为电玩的负面影响太大，台湾“政府”下令铁腕取缔，电玩店一家家关门，生产电玩主板的业者从炙手可热变成烫手山芋，工厂到处被查禁。在走投无路下，他们忍痛转型，去做刚冒出头、前景未卜的个人计算机主板，这也是台湾跨入这个行业的转折点。

　　当年带头的那些业者，目前都已不在，却为台湾打下基础。和IBM比起来，他们的实力太弱，无力生产整台计算机，只能靠蚂蚁雄兵打群架的本事，各自专做一种零组件活下来，并因而促成个人计算机业的水平分工。这些企业规模小，和银行借不到钱，也因为不是台湾“政府”重点发展工业，得不到任何优惠，竞争对手却都是世界级厂商，因此阵亡率超过9成，但能活下来的都很强。

　　鸿海、华硕和广达，原本都和计算机业无关，但因为上述业者打下基础后，让他们能踩着再往上冲。在这些有关和无关业者的前仆后继下，没有政策支持的台湾信息产业，在世界市场打开知名度。信息产业从一开始就是世界市场，不局限于一地或一国，这也使得投身其中的竞争更加激烈，成长空间也更大。

　　到了1991年，个人计算机的获利率跌破两位数，国际计算机公司到处打听，为什么台湾的报价总比他们低两成，康柏甚至派采购人员到台湾下单，以取得台湾同行的成本结构。一比之下，他们吓傻了，台湾的成本比他们自己生产低三成。

　　这三成怎么来的？当时康柏员工出差，都搭公务舱和头等舱，住宿都是五星级酒店，机场还有专车接送。反观台湾，以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为例，每天到处拜访新客户求订单、向供货商要求货款再顺延几天付，以及忙着和亲戚朋友借钱，在银行三点半关门前，把钱存进去，冲销当天到期的支票票款，日复一日。

　　1995年，康柏首席执行官艾克·菲佛到台湾找代工伙伴，接受我的访问时强调，康柏已全面调整，改用“成本设计”(design to cost)，大幅降低费用，不行就交给外面做。那一年，康柏在台湾下单金额是5亿美金，到2001年被惠普购并前，在台湾一年下单金额已达150亿美金，其中有许多是交给鸿海生产。

　　鸿海目前在美亚欧三大洲都有工厂和营运据点，去年营业额130亿美金(1072亿元)，郭台铭本人则是最新台湾首富。他的经典名言是：“我很感谢台湾官员，因为他们什么事都没做。”

　　同样在1980年代，日韩德法都由国家出面制定信息业发展方向，日本甚至由民间和政府合组“第五代计算机”联盟，想一举赶超美国，但这些计划最终全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