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企业家：降低知识产权刑罚门槛有用吗

　　只有切实解决执法环节存在的问题，才能在提高中国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整体竞争力的同时，最终化解中美知识产权之争

　　去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关于审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大幅调低了知识产权刑事处罚的“门槛”。它是美国压力下的产物，旨在缓解美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

　　美方的压力没有因中国降低刑罚门槛而减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年4月底公布的《2005年特别301报告》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指责依然强烈。以中国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仍然普遍为由，并认为中国对知识产权侵权者的刑事打击依然不力，美国决定把中国重新列入“优先观察名单”，并考虑启动WTO机制解决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美国经常要求其他国家用更严厉的刑罚对付知识产权侵权。历年的特别301报告中，被美国指责知识产权刑罚不够的国家除中国外，还有乌克兰、阿根廷、巴西、巴勒斯坦、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国。和中国一样，在美国的压力下，许多国家作出了一些让步，但也有一些国家试图顶住美国的压力。土耳其面对美国的压力，在2004年修改法律时，没有理会美国的要求，减轻了对某些知识产权侵权的刑罚。以色列在对与药物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与美国有严重分歧，并拒绝作出让步，结果以色列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十四个国家一起，今年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

　　在中国，经济犯罪多以案件涉及金额作为起刑和量刑标准。随着经济发展，起刑点和量刑标准一般会提高。而由于美国的压力，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起刑和量刑标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

　　对严重侵犯知识产权者施以刑罚，是为了减少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但确定知识产权刑事处罚的“门槛”必须考虑国情。客观地说，中国知识产权刑事处罚的门槛一直以来并不高。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和侵犯著作权罪为例，原来的起刑标准分别为非法经营数额在人民币10万元以上和违法所得5万元。在从事假冒活动和盗版活动的人群中，许多已经超越刑事处罚的门槛，但一直没遭到刑事处罚。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执法环节存在问题。

　　而“门槛”现在降了很多，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经营额达到5万元就可被处以刑罚，侵犯著作权罪的起刑点，变成了违法所得数额在3万元。原来不属于犯罪行为的，2004年12月22日起可能面临三年牢狱。可以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数一下子增加了很多。

　　2004年，中国处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387件，判处528人。在执法没有改善的情况下，扩大“可以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群数量，会令有法不依和人为选择性执法的现象更严重，犯罪行为人中受处罚的比例会比以前更低，执法部门选择性执法的空间更大。这只会削弱刑罚的威慑作用。

　　多年来，司法解释“立法化”备受指责。确定一种犯罪的起刑点，本是立法的范畴。通过司法解释把起刑点降低，超出法律规定的司法解释的范围，是司法解释立法化的典型例证。从某种意义上讲，降低知识产权刑责门槛，牺牲法制原则是代价之一。

　　对中国而言，降低知识产权刑罚“门槛”，也许是外国压力下无奈的选择。这种选择使自己不得不承担更多的承诺。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只要知识产权侵权现象未能减少，美方很快又会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在中美知识产权博弈中，不管是提出要求还是作出让步，都应以中国国情和理性为基础。

　　知识产权侵权在中国仍普遍存在的原因，绝非知识产权刑罚门槛过高。中国知识产权执法有三种：行政机关查处；民事赔偿和刑事处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中国，刑事处罚的威慑力有时会被巨额经济利益的诱惑力抵消。刑罚在阻止知识产权侵权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且以有效执法为前提。行政执法不力和民事赔偿不足，才是知识产权侵权现象普遍存在的主要原因。地方保护主义、执法部门间配合不足、行政执法走过场、腐败现象和民事审判制度不健全，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秩序的破坏性不可低估。

　　只有切实解决执法环节存在的问题，才能逐步减少知识产权侵权现象，在中国创造知识产权创新良性循环的市场环境，提高中国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整体竞争力的同时，最终化解中美知识产权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