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桐、迟宇宙 海外“中国现象”值得反思(3)

新京报副总编辑迟宇宙

　　主持人 ： 鲁桐女士不愧是专门研究跨国公司的著名专家，她总结的应该说已经是非常的全面，而且非常的精辟。其实大家现在还关心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很多企业实行国际化的历史总体来说应该有十几年了，从首钢开始，你们两位其实应该也接触过一些实际案例，包括刚才迟宇宙讲的，他写了两本书，一本关于海信，一本关于联想的。鲁桐女士应该也做过一些专门的课题来研究中国企业的跨国化，你们两位嘉宾可以谈一下你们所看到的，接触到的企业走国际化道路的效果，你们也可以评价一下，举单个企业的例子，我们和网友希望通过这种实际的案例来感受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效果，到底是好的，还是负面的。

　　鲁桐 ： 我谈谈我的一些研究经历吧。实际上我研究企业的国际化问题是从1996年开始的，为什么是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在英国做高级访问学者，当时我的指导老师是英国著名的跨国公司专家史蒂芬•杨，因为他的跨国企业经济学早早就翻译成中文了，在他的指导下我在英国做高级访问学者。1996年，我和史蒂芬•杨教授一起就在英国的中国企业进行了调研，当时我找中国使馆要在英国经营的中国企业的名单，非常幸运，我们拿到了以后就一家一家联系，最后都安排好了，我们两个人在伦敦大概跑了10天，因为中国企业大部分都在伦敦的那个地区。我们大概走访了当时70%在英国经营的企业，对我们的调查结构也发表了若干篇论文。你刚才谈的事情，我想可以谈谈当时的一些印象，当时在英国经营的一些公司，主要还是一批外贸公司，因为英国毕竟是传统的贸易金融中心，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大的贸易公司，每一个部都有一个进出口公司，比如中石化、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中国航天技术进出口公司，类似的这些大公司，都在伦敦有他们的分公司，或者是所谓代表处。

　　除了贸易公司以外，所有的银行都在伦敦有代表处，但都不是分行，也不是子公司，因为有很多技术性障碍，他们不能升级，到现在可能还是代表处的性质。我们当时走访了这20多家以后，感觉只有极少数公司的经营状况挺不错，但是大部分公司非常糟。我不想再举具体的公司名字了，你一听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公司，结果一看就是一两个人，经营的很惨淡，好象也不是经营的样子，实际上是起一个办事处迎来送往的功能。所以我当时下决心，研究企业的国际化问题就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当时做的比较好的有两家，一个是中远英国，我觉得中远英国非常奇怪，进到那个公司一看全是洋人，从看门的到周围走动的，见不着中国人，最后到公司的总经理是中国人，后来跟那个老先生一聊，他说是1964年中远就已经在英国了。

　　当时还有一家我觉得经营的状况比较好的是中石化。非常有意思的，在2004年的时候，我利用去英国开会的间隙，正好有两天的时间，我又去了这两家，当时已经不是中石化了，而是叫联合石化，是中石油和中石化联合弄的一个合资公司，拜访了这两家公司，这两家公司仍然做的不错，但基本上，在1989年后，在英国的中国企业，7、8年前后的比较，没有太大的改观，但是这两家公司仍然在继续做，也有很好的比较，这是我对英国的了解。

　　主持人 ： 太精采了，这种切身体会，我相信是所有的网友和研究者最需要的，现在请迟宇宙先生谈一下你对海信和联想相关业务的了解。

　　迟宇宙 ： 我可能对其他的行业不太了解，但是对电子信息产业相对还是了解一点。基本上在1984年前后有一轮引进国外家电生产线的一波浪潮，也是在1984年左右，中关村一批做计算机的企业开始出现了，基本上1984年可以作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搏新的一年，他们是第一次来搞国际化，像鲁老师表述的那样是一个“内向”的国际化。中关村所谓的大的做计算机的企业，基本上都是来卖，卖IBM或者其他一些进口电脑的品牌，电视机产业主要是进口国外的生产线，其中日本的生产线可能是比较多的，包括后来大量引进香港的生产线，过了没多久，那些生产线也不行了，这是第一波。

　　到了10年之后，就是在1994年左右，这个过程持续到了1996年，我把它认为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第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是什么呢？突然发现跨国公司的品牌已经占据了中国市场，而中国本土品牌对于市场的需求特别的强烈，比较大的竞争已经在中国本土实现了。

　　这个过程中，1994年的时候，特别明显的应该是关于“民族品牌”的口号，一直持续到1996年，特别强烈，在电脑行业就是以联想为首，包括长城，一直到1995、1996年，连续的降价，基本上能够把国外的品牌从第一的宝座上拉下来，然后把市场重新变成了中国品牌的市场。在家电行业主要是以长虹为代表的，也迅速把跨国公司给击败了，叫“收复失地”，基本也成功了。

　　作为两家有代表性的企业，长虹和联想在这方面是非常成功的，而他们做这个选择也是被迫的，但是到去年，2004年的时候我们发现，面临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临界点，通过这个临界点你再回头看10年前你会发现十年前的那个临界点是伪临界点，因为当时跨国公司根本没在意这个市场，所以你可以迅速击败，但是他们用了十年时间来准备，已经对中国本土市场的企业产生了极大的压力，而且是生死攸关的，比如戴尔和惠普对联想和方正的压力；几乎所有的家电行业都感觉非常明显。

　　在国外，基本在2005年，国外主要的家电厂商已经不准备生产CRT显示器了，也就是他们已经完成了更新换代了，向国内常说的平板电视来过渡。后来我就在想，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原因。有一天想到，就好象是20年前进来一群留学生，在我们国家很新奇，那时候洋人进来的少，很欢迎，大家都宠着他；10年后，中国自己的爱迪生出来了，要跟他比试比试写作文，那肯定是我们更厉害一点，用汉语写，但是又过了十年，这些留学生不停的学习，不停的成长，不停的研究中国，研究中国的文化，现在我们要看，事实上是一群汉学家跟中国本土的教授来比试了，到底谁更厉害，你很难分清楚。但是有一点，在中国的市场上，他们已经不输你，而在中国以外的市场上，他们是有优势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本土的企业要怎么走？现在需要迫使着他们一定要去想办法，要去成长，而这个成长的途径在目前来说其实只有一条，也就是他们一定要走出去，要找到一个突破口。

　　事实上大部分对电子信息行业里的企业来说，他们的国际化，这个行动本身是被迫的，是有内在压力的，主要还不是外在的需求，而是内在的压力。这些内在的压力除了有跨国公司竞争对手在国内市场的挤压之外，还有在国外的大量的反倾销行为；还比如像在美国、欧洲的一些市场上，它本身的优势比较小，那个地方的人力成本、各种成本比较高，文化的差异非常大，所以很多企业把目光放在了非洲、南美、东欧，甚至包括大洋洲，比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觉得做这些选择，从现在的现实情况来看应该是比较正确的，但也不能说他们进军美国和欧洲就是错的，因为企业真正想做强做大的话，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定要在主流的生态系统下获得生存权，这个主流的生态系统在目前来看其实主要就是三到四个，一个是美国，另外一个就是欧洲，中国本身也算一个，如果你只是在一些相对来说非主流的系统里，比如像非洲、东欧这里做大的话，虽然你的利润增加了，但是对你企业以后成长为真正的大企业，可能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但在这个问题中，可能中国的企业还需要解决太多的问题。就像一个生态系统，我们把全球化视为一个最大的生态系统，那么美国、欧洲，加上中国，它可能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小生态系统，他们包含在这样一个生态系统下面，但是他们自己又相对独立，各自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比如你在中国做的很成功，是因为你适应中国的游戏规则，但是你到美国，你那一套就无法用。我一直在想，联想在中国做的很好，你到了美国，这一套管用吗？肯定不管用，因为你管理的手段、背景和文化都已经改变了，你原来的比较优势也没了，比如你在中国，人力成本很低、政府资源很好，各方面的资源使用起来都很便捷，很好。第三，你熟悉中国市场的需求，但是到了美国，事实上你什么都不熟悉，到欧洲也是这样，这就是中国企业出去之后亟待解决的。

　　我打了比方，就像一个爱斯基摩人，要到亚马逊河畔去生活一样。他原来生活的那些手段、那些思维模式、那些方法，都已经不管用了，他必须先从生理上适应这个生态系统，在心理上，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一定要接受这个丛林法则，否则他就根本没办法生存，现在中国企业出去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归根到底我是把它归结到“根文化”上，打个比方，不是联想的企业文化和IBM的企业文化的问题，看着很明显，因为它是暴露在最外面的，事实上是一个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中国精神和美国精神、中国梦和美国梦之间的差异。

　　主持人 ： 我非常赞同迟宇宙刚才提出来的，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现在存在着一个“生态系统”差异很大的问题。确实如此，我们中国企业生存的环境是非常特殊，我们中国市场太大了，所以造成了很多的企业不用世界通用的一些基本规则，他也能在中国生存的很好。这样的话，你走出去很有可能就是你不具备通用竞争能力。而且，可能还有一些企业家甚至会认为国内这套还真的能适应国外，也有这种情况。再比如，在东欧，可能生产力成本也非常低，但是在中国是这样的，你除了付给劳动力的工资成本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优势，比如政策成本都是免费的，当地政府都是保护你的，而去了国外的话，完全是相反的，比如东欧，法制方面也不是很健全，你在那里建家电厂，我认为不是很好。我们很多彩电企业在那边，实际上证明就是失败的，没有多大的成效。

　　同时我也想请问一下两位嘉宾，你们认为我们的中国政府，在将来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进程中，应该给我们的中国企业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是说，怎么样帮助我们的中国企业来实现国际化。

　　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政府相关部门有没有相关的培训，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包括国外政策环境的培训，包括相关业务的研讨等政策性指导。因为在很多国家，包括在新加坡，政府专门有管理本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机构，我们中国这么大，但跟中国企业国际化有关的部门还真是比较多，有商务部、国家外控管理局、国资委，这些都能管，但是具体来说，我们也希望中国政府应该在一些具体的举措上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强指导，不能让他们一盘散沙的走出去，那样肯定是完蛋的。其实韩国模式还是要借鉴的，因为韩国人扶持大企业，给大企业以全力的支持，如果没有韩国政府这样的支持，我相信不会有三星、LG这种大规模的企业。两位嘉宾可以畅谈一下，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可以给我们的企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鲁桐 ： 我觉得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初期阶段，政府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强调要建立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体系，这个政策体系是一个系统，包括如果可能的话给财政上的支持，现在出口企业出口贴息，对一些软件企业也有财政贴息的支持，对于很多企业要进行海外投资，或者除了直接投资以外，好象政府这方面的支持力度不是特别大，另外除了财政方面，比如像金融政策上给企业一些贷款上的优惠政策，这一块我们也有一些出口信贷，但是还没听说企业走出去的信贷，过去很多政策都是为支持出口而设立的。

　　现在实际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问题已经把它作为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来，但是把它提到这么高的战略地位，却并没有非常多的政策支持来配套。像外汇管理政策，当然这两年，国家外汇管理局还是做了很多放松的支持性政策，比如在一些海外经营比较多的省份进行外汇管理的试点，给他们一些外汇额度。从现在看，好象用汇这一块也不是那么紧张了，比如一个省给五个亿、十个亿美元，可能还是花不出去的，并不是有很多需求。当然这里也有一个企业肯不肯要的问题，他可能觉得审批起来过于麻烦，所以他也就不从这个地方走了。所以，外汇管理的政策我们也在逐渐的放宽；

　　另外从起来十月份，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因为商务部是一个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审批的政府主管部门，特别是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都是由商务部审批的，他们去年十月推出了一个“部长令”，如果仔细读部长令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企业在海外管理上是有很大变化的，过去基本是限制的，现在这种限制已经改为鼓励了，把审批制变为核准制，基本上很多权限都给下放到省一级来审批，上传到商务部备案就可以了，而且在规定上还缩短了审批的日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必须要在几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的过程。所以实际上这一块还是有一些变化，主要是为了支持企业走出去。我觉得除了我刚才说的政府需要一些配套性的政策以外，政府还需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刚才康昭提的，你是有责任有能力给企业提供海外投资大量信息的，现在商务部的网站上也开始有一些相关的信息了，不同国家的投资环境、税收政策、劳工政策等等，逐步在多。但是这一块好象没有太多的中介机构，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家企业海外投资的服务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政府可以一个网站做他的事情，但应该有一些行业协会、民间协会、中介组织来提供相对的中介服务信息，比如你需要法律上的支持，你需要税收专家，你需要什么专家，需要有这样一个社会服务的体系来为企业提供海外投资的信息，因为这个要求的信息还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也是非常缺乏的，企业也经常问我们，需要我们介绍英国当地的投资环境，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社会需求是相当大的。

　　还有就是海外投资保护的问题，我到温州地区，因为他们大部分企业都在海外有商品卖出去，或者有一个市场，但使他们感到困惑的是，比如出现纠纷，在西班牙被人把鞋烧了的事件，俄罗斯也发生过很多起，他们想寻求一些支持，但是这种支持和保护都是缺乏的，所以损失只能由企业来承担。这一块，实际上驻外的使馆，当然我应该肯定最近几年驻外的使馆其实在这方面也是有很多具体行动，而且做了很多努力，但是跟我们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相关需求来说还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企业保护的问题，不光是签订双边协议的问题，还应该有具体保护的措施在里面。

　　迟宇宙 ： 我先讲一个例子，前不久刚刚结束的海信和西门子的商标之争，西门子最初跟海信要四千万欧元，然后还在德国起诉了海信，据我个人了解，最后还是以比较低的价格完成了这笔交易，做了一个妥协。而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商务部，还有一些行业协会给双方牵线搭桥，进行面对面沟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我们的政府应该是什么定位问题，首先你对于国家来说，你是一个管理者，这是毫无疑问的，就像布什是美国的CEO一样，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作为管理者，你是有服务的义务的，你怎么样为这些企业提供好服务，政府确实应该考虑的更详细一点，现在这方面也开始主动做这样一些事情了。在企业国际化初期，对企业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必要的支持，这是应该的，但是企业国际化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要给企业提供的最大的支持，不是你在资本上的，也不是你在政策上的，而是你怎么样给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并且你要让企业明白，你只要合法经营，你只要尊重另外一个系统的游戏规则，尊重你现在生存的生态系统里的游戏规则，那么，国家是你最大的保障。

　　刚才鲁老师说了，其实驻外使馆有一个什么职责？他要保护所有的中国人和中国人的财产，包括所有的华侨和侨产的义务，只要他不是违反犯罪。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国家正在这方面做很多的努力，但也应该做的更好。当然我们的企业要出去之后，也应该要注意很多问题，尊重住在国的游戏规则，比如西班牙烧鞋事件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晚上也营业、周末也营业、圣诞节也营业，而在西班牙，人们认为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他们当地的价值观。我们中国商人很勤劳，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文化背景差别确实太大了，你要去了解当地的文化背景。

　　我听说过一个例子，李东生周末的时候跑到法国去，想去那儿开会，发现一个也找不着，没人搭理他，其实就是这样的，人家认为他们的休息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是不同的价值观、文化观造成的，我们既然到了那个生态系统，我们不能按照我们的规则，要求你周六、周日加班，我们只能尊重对方的文化。这方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把这方面解决了，不但自己能解决很多问题，实际上也是能尽可能少的减少损失。因为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关于西班牙烧鞋事件引发出来的，在国外诟病很多，被称为“中国现象”，实际上你作为中国人到了国外以后，你还是像在中国一样，你要承担社会责任，当然有一个整体现象，“中国现象”这四个字不是什么好听的，听起来不坏，但事实上是很难听的字眼，你在国外有维护整体形象的义务，你不能说出了事就找使馆，不出事就添麻烦，政府和企业间如何做到有效的、良性的互动。这方面应该是值得大家考虑的。

　　主持人 ：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嘉宾访谈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采解读。

　　鲁桐 ： 如果还有什么需要解答，欢迎大家跟我们交流。

　　迟宇宙 ： 谢谢大家，再见。

　　主持人 ： 谢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广大网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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