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董事长的父亲母亲 亲情与管理间平衡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

　　带着礼物，常回家看看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2001年，华为集团总裁任正非写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从华为内部流传开来，至今仍时常被人提起。任正非在文中详述了父母亲的坎坷一生，并为自己没有好好照顾他们而愧悔不已。

　　2005年，参加“两会”的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为了自己的煤电项目审批眉头紧锁，但还是要去医院守护将做大手术的岳母。

　　李海仓生前，每逢过年都要给父母磕头拜年。其父李春元提起往事感慨良多：“我说不要磕了，他不行，非要磕。”在外面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在家里依然是毕恭毕敬的孩子。

　　“孝”是中国儒家思想重要的内容之一，它被看作是“仁”得以生发的根本。孔子之所以重视“孝悌”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他认为一个人在家孝亲才能够在外忠君，社会才得以和睦稳定。抛开政治不谈，大约三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用诗歌切念父母的恩情了：“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有子七人，母氏劳苦。”中国人极善“破旧”，但好像还没有人大张旗鼓地宣传不孝有理。

　　在我们的印象里，西方人大都不懂仁义，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当我们看到阿甘(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主人公)听说母亲生病后一个猛子扎进海里，“游”到母亲床前时，才知道原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我们的社会仍然处在急剧的转型中，很多企业家都谈到拜金主义对优良传统的破坏。“这跟我们的教育体制也有关系，”韩伟集团董事长韩伟说，“到处都追求第一，忽略了对团体的重视，忽略了爱。”他认为，最大的智慧是从爱心中来，最基本的就是对父母的爱。

　　郭家学(东盛集团董事长)把是否孝敬父母作为录取员工的首要条件。“一个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怎么可能为企业做贡献呢？”我们接触到的企业家谈同类话题时异口同声。

　　“最起码的，如果你对父母都不好，别人会觉得跟你交朋友不安全。”高天乐(天乐集团董事长)说。

　　多数人看来，更多的财富可能为孝敬父母增添更多的内容，但其本质并无变化。同时，韩伟不同意“忠孝不能两全”论：“永远不要找借口说自己太忙，照顾不了。家庭如同企业，也是需要经营的。我不相信家庭都经营不好的人能在事业上搞定。”

　　“要学会感恩。”韩伟说。

　　企业家在中国已经成为主流阶层，他们的言行影响甚广。因此，他们对建立社会的优良风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父母就是佛、就是菩萨”

　　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太后病危时，康熙昼夜不离左右，亲奉汤药。他不顾严冬，亲率王公大臣步行到天坛，请求减自己寿数为祖母添寿。其祝文有言：“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时隔未久，孝庄病逝，康熙在其棺前长跪不起，直至昏厥。

　　康熙能做到的，我们做起来也并不困难。这说明地位高低财富多少与是否孝敬并无多少关系。企业家们承认自己在改善父母的生活条件方面有优势，但实际上，父母在这方面的要求很少。

　　第一代企业家们的父母大多出身贫苦，即使物质条件得到了改善，他们仍然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作风，有的甚至到了“过分”的地步。在大午集团，经常可以看到一位驼背的老人在捡垃圾，人们都知道他是集团董事长孙大午的父亲。“我总告诉孩子们不要忘了本。”孙大午的母亲说。作为亿万富翁的父母，两位老人依然住在破旧的平房里，因为“习惯”了。

　　在自己的文章里，任正非提到父母在广东的时候经常购买死去的鱼虾，因为“一死就十分便宜”，并且说这比内地的还要新鲜。买菜与买西瓜总是晚上出去，同样是因为便宜。1995年，任正非的父亲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包软饮料，喝下后拉肚子，直至全身衰竭去世。2001年，任母遇车祸，“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带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她生前经常在电话里嘱咐任正非注意身体，宴会参加太多对糖尿病不好。而任正非在她去世后才得知母亲也曾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对于父母，关键是要有爱心。”韩伟说，父母对儿女的要求很少，而往往是儿女对父母的要求过高。他经常跟自己的员工开玩笑说，“爱”这个字简化得不好，因为把原来的“心”简化掉了。“没有父母的抚养，我怎么可能有今天呢？所以要用心去爱他们，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韩伟小时候念的课本里有一首童谣：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没有爱心，他还会去爱谁呢？”

　　韩伟的父亲在韩伟尚未创业时就去世了。1992年，创业10年，韩伟的母亲去世。韩伟清楚地记得，母亲在去世前一天晚上还嘱咐孩子们说：“你们都累了，去休息吧。”只要是在家里住，韩伟每天早上都要去给母亲问安。但是第二天一早，他没有再看到母亲的笑容。

　　韩母一生育有十个子女，在其晚年，韩伟创业成功，条件好了，让她搬到城里去住，她执意不去，因为住着不习惯。韩伟为她在村里建了别墅。

　　韩伟住在大连，母亲去世后的3年里，他几乎每天都要回到村里母亲的坟上坐一两个小时，“就像是过去坐在她的床前”。

　　郭家学认为，自己财富的增加非但没有给父母带来安慰，相反却带给了他们更大的压力。郭家学自称一年大约有五分之四的时间在外面跑，回到西安家里，每天也都是夜里11点以后。“在西安的时候，只要我不回家，我妈是不睡觉的。一直她看见我回来，觉得我睡下了，她才熄灯。”郭家学说，自己的父母实际上是在不安中度过每一天，“担心我工作压力太大，害怕我坐飞机不安全。他们担心的事太多了。”

　　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任正非写到母亲临终前两个月还跟他的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钱，“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

　　“我们现在求佛啊，拜观音啊，应该认识到父母就是佛祖、观音。”韩伟说。“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养育我们成人，如果讲报应，孝敬他们肯定会得好报应。”

　　很多朴素的道理实际上都来自民间，然后由某个伟人总结出来发扬光大——林则徐写道：父母不孝，奉神无益。

　　在回顾自己的生活时，企业家们大多谈到父母对自己的影响巨大。任正非说，是父母教会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宽以待人，不计荣辱，忠于事业。他的父亲曾对他说：“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溜。”

　　北京更香茶叶公司总经理朱丽俐回忆儿时母亲对自己非常严厉，“坐姿不对都不行”。她认为对自己日后成功有很大帮助的耐心、不畏劳苦等性格来自母亲的塑造。朱丽俐说：“现在她看到我仍然会批评我，并不觉得我的成就有什么了不起。”韩伟小时候家里很穷，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经常要向邻居借钱维持一家的生计(这与任正非的童年非常相像)。韩母身体不好，所以经常对孩子们说：“要是有一天我死了，你们一定得把邻居的钱还上。不然，我要变鸡变猪还人家。”

　　亲情与管理间的平衡

　　中国民营企业多为家族企业，董事长们一边是管理上千人的领导者，回到家里的身份就变成了人子，但当父母的意见与自己相左、将影响到企业本身时，如何处理好这一矛盾就变得非常关键。有时候，并不能完全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

　　田汉(北京京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舅舅曾在企业里当钢筋工，因为不服工程师的管理，跟工程师打了一架。田汉当时就把他开除了。田的舅舅很生气，说田“有钱了就不认人了”。田汉想给舅舅一笔钱作为补偿，“他一辈子足够用了”，但仍然得不到对方的谅解。田母得知这件事后也非常恼火，说“姥姥家的门你不能进了”。第二年大年三十，田汉带着母亲回姥姥家，其舅及舅母不让他进门，而且三个舅舅对他都是这样。田汉没有办法，与表弟一起去给姥姥上坟，一到坟前，就哭了。因为没人能劝他离开，表弟就回家找来了田的舅舅。二人一起在坟前大哭，然后又一起回了田的姥姥家。尽管田汉没有听母亲的话让舅舅再回公司，但每年过年还是会把一年的费用交给他们。

　　其实古人也不是提倡一味地盲从父母。《孝经》里就说，当不义而不争于父，是不能够叫作孝的。现代的人们与父母的分歧一般上升不到“义”的层面，但对与错还是可以分辨的。1998年，朱丽俐与丈夫俞学文的茶叶生意有了较大发展，却受到俞的父亲(曾因为看不到希望而把小茶叶店卖给儿子)的起诉。俞父要求收回茶叶店。亲情和利益的纠缠让俞氏夫妇感情大伤。虽然诉讼的结果是俞父败诉，但俞学文还是给了父亲5万元作为补偿(创业期间资金甚为紧张)。直到现在，俞学文还负责父母(继母)的所有生活费用。可以想见，如果当初不是力争，更香茶叶公司可能还只是一个小小茶叶店。

　　高天乐的父亲原来在集团里任书记。企业改制的时候高天乐对父亲说，你60多岁了，应该休息了。你带这个头，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休息。在企业里你老看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不休息我们不好干工作。高天乐按公司规定给了回家的父亲补贴。心情不错的高父回到家里才发现自己没有事情可做，就又回来，而且很生儿子的气。高天乐马上拿出钱来安排父亲去旅游。父母岁数大了，一般比较好哄，高父很高兴地跟一些老同事讲：你们看，儿子拿钱让我去国外旅游呢。有时候高父还是会到公司里来，看不惯的地方就要批评。高天乐教会了父亲上网，现在老人家每天忙着在网上打扑克下棋，也顾不上到公司里来了。有时候电脑坏了，会很着急地给儿子打电话：“快过来帮我修一修呀。”

　　及时行孝

　　中国人常说“孝字易为，顺字难当”。曾子讲过，一说起孝，大家都认为能养活父母就可以了，但是对于牛马猪狗，我们一样能养活，“不敬，何以别乎？”

　　物质条件的改变使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并不困难的事。父母老了，他们最需要的是安慰。

　　每年春节七天休假，郭家学都要在家里跟父母待在一起，“雷打不动”。 “我就是想抽出更多的时间来跟他们在一起，多做一些交流，缓解一下他们的精神压力。”郭是个工作狂，有时做梦都梦到自己在负重爬山。但是他从来不跟父母讲述自己的烦恼。或许他会与他们分享成功时的喜悦，但他决不会把过程讲给他们听。

　　尽管韩伟认为“没时间陪父母”是借口，但事实上很多企业家的确分身乏术。田汉的公司和家都在北京，父母在河北老家。“虽然孝顺的心是有的，但是一年可能也就回去两三趟。” 有时候，田汉三四个月没有回去看望母亲，田母一生气就会给他打电话。“每逢这种时候我恨不得当天晚上就开车回去。其实回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在那里坐着，跟她聊聊天，然后第二天早晨再回来。”

　　“八十岁老人赛顽童，”韩伟说，父母老了，不要去挑他们的错，“没有什么对与错。”母亲生前，韩伟经常坐在她身边跟她唠家常(这也是韩伟在母亲去世后能够感到欣慰的地方)。老人岁数大了，往往一件事会反复讲。“妈妈，这件事你已经讲过十次了。”韩伟忍不住提醒母亲。“是吗？”老人每次都感到很惊讶。后来，韩伟不再打断她，她每说一次他都当作是第一次听到，表情认真。“不要嫌弃他们唠叨，你要知道，他们老了。”

　　田汉在家里排行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兄弟姐妹。田汉给父母买了一栋两层的楼，平时只有父母两个人居住。田母患有冠心病，所以田汉给弟弟妹妹定了个规矩：每到周末，凡是在河北的都要回去，但是大家不能在母亲身边闹腾，带着别扭的不能回去。“这些年来，我母亲的冠心病一直没有犯过。”

　　“其实，孝敬父母很简单，经常去看看他们，多说些好听的话，有什么需要就提供给他们。”高天乐每年过年都要给父母5万元钱，尽管他们总是说太多了，不需要。在家里，高天乐也排行老大，还有两个兄弟。高跟父母说，你们不要省钱，不够的话尽管从我这里拿。

　　“而实际上，”高说，“父母对你真的没有什么要求。但是你经常给他们些钱，给他们买些东西，他们会很高兴。”高天乐的公司在上海，父母住在温州老家，他如果长时间不能回家，就会将父母接到上海来。“你总是太忙没时间，那父母会说，我养你干嘛，都不问不理我？”高天乐有时候会给父母打电话：“爸爸妈妈过来一起来吃饭吧，我做几个好的菜。”高的母亲很喜欢吃儿子做的大闸蟹。每当父母问及公司的事，高就会满面笑容地告诉他们公司很健康，又取得了什么什么成绩。“这样他们就一点儿担心也没有了。”高天乐爱笑，自言“天天快乐”，看到他，很容易想起礼记里的话：“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8日上午我真给母亲打了电话，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她就躲过了这场灾难……”站在因车祸去世的母亲的病床前，任正非才知道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任正非能够回家看望母亲的时候不多，即使回去，一下飞机，也常常就被客户接走。“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一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盼唠唠家常，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想不开，”韩伟说，“我们创业奋斗是为了什么？伟大的母亲一瞬间就失去了。我可以给她用最好的药，请最好的医生，但还是挽留不住她。我觉得自己很无用。”经常到母亲坟前独坐的韩伟心情渐渐平静下来，有时候他会把自己的心事在坟前说出来，就当是母亲还在。

　　让韩伟感到安慰的是，父母的品德在自己身上得到了延续。“这也是我们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

　　往往是这样，失去的时候才知道一切重来已不可能。那么容易做到的事，就在我们的拖延中永远搁置了。

　　子欲养而亲不待，人生至痛之一。父母尚在的人们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