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中国本土企业走出去要发挥中国特色

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12日作客新浪谈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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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科技讯 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于4月12日(周二)14时至15时做客新浪科技嘉宾聊天，畅谈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现状和未来，以及中国企业走向“跨国公司”之路的种种问题。

　　王辉耀简介：王辉耀，现任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欧美同学会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青联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侨联华商会副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政协北 京市顾问委员、美洲新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共同主席；是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亚加国际公司和中国项目网(SinoProjects.com)的董事长；同时他还兼任了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等多家国内外知名商学院的客座兼职教授。

　　以下是聊天实录

　　大家好！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就中国企业国际化请来了一位嘉宾，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先生，请他就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聊聊看法。首先请问王会长，您有一篇文章说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十大模式，您为什么这么总结这十大模式？有什么具体的判断标准？

　　王辉耀：谢谢主持人，谢谢网友。我觉得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前面二十多年一直都是招商引资引进来，WTO以后，在过去这几年，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走出去，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现在到了一个阶段，阶段性的总结和分析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模式，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只有更好地总结各种模式，然后我们才能针对不同的企业提出不同的走出去的战略和方法。像我在文章里面提出的我总结的十大模式，但这个模式不一定是完全的准确，但是我觉得可以提供一个参考和思虑。比如温州企业有温州企业走出去的模式，也有联想企业走出去的模式，也有中间的企业。我们在不同层面的都有不同的企业，包括国有的、私营的等等。这一块实际上是值得研究的重点。比如我在十大模式里面，首先提到了海尔的模式，它是属于那种出去比较早的，WTO以前就出去了，然后进行了海外的建厂，比如在巴基斯坦、美国都进行了建厂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避免一些关税，取得当地消费者的信任，提高销售。第二种模式是TCL模式，就是品牌共享，它是将自己的品牌和国际上的品牌结合的模式。第三种有联想的借船出海的模式，比如把别人的品牌借来用五年。第四种模式就是华为的模式。

　　主持人：就您的十大模式来说，可能过去有一些没有被归纳成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范畴之中。比如说工程对外承包方面，可能过去我们没有把这个归纳进来，我们过去归纳可能都是一些海外建厂或者是海外的直接投资方面，但是您的这种思路给我们更开阔的眼界，我仔细看了一下，您在文章当中也提到了中国企业在世界上要有竞争性，必须走出去，您为什么认为他们必须走出去？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是不是我们的经济实力已经到了一个可以走出去的时候？而且必须走出去的时候？

　　王辉耀：你这个问题问的很好。中国企业为什么必须走出去？我有两个观点：第一，现在中国国力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达到了走出去的阶段，比如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建议或者分析。当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在几百美元的时候，就有零星的对外投资，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千美元的时候，是系统的对外投资。当人均收入达到1500美元的时候，是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可能快到来了。按照中国目前的水平来讲，其实在沿海城市很多都达到了三四千美元甚至是四五千美元，中国起码有相当大的一块的发达地区早已经达到了走出去的那种很高级的阶段。所以，我认为从综合国力来讲，中国的产品走出去已经达到了近六千亿的规模。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产品走出去了以后，企业必然会跟着走出去。按照国际惯例来讲，比如日本企业、韩国企业、欧美企业。他们都走出去的前提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代是到来了。

　　第二，我经常在国内听到一些企业说我们不希望走出去，中国的市场已经够大，我们就把中国这个市场做好就不错了。我有一种观点，产品都是在国际市场上摔打的。如果一个企业没有经过和国际企业的较量，他到中国来势必也将是商场败将，因为中国已经是充分竞争的市场，如果不在国外市场有竞争力，想回到中国市场有竞争力?

　　我注意到海尔营业额进入世界500强，海尔在海外走出去，他的技术获得很大的提高。他的白色家电方面，还有节能等等其他很多方面都达到了很好的指标，这样可以加速他在中国市场的竞争。所以，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如果要占领中国的市场，必须要瞄准世界的市场，要想在大江里面流的更好，首先要在海里面流的更好。

　　主持人：我们跟别的嘉宾聊天，感觉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有很多体制方面的问题，具体技术策略方面的问题，尤其在体制方面，我们很多的企业家可能还不是出于盈利的目的走出去，这样产生的后果恐怕会脱离人们的想象，你怎么评价这种现象？

　　王辉耀：我认为企业走出去，目前在体制方面确实还有很多制约。比如很早期，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企业走出去，特别是很多国有企业走出去后来都变成了私有或者都破产了，比如变成了各种企业了，在当初很多企业不成功，甚至是失败。但是我认为对于民营企业来讲，对于私营企业来讲，应该大幅度地放宽他们走出去的限制，不论是准入的制度，还是从他们审批的程序来讲应该完全放开。如果这是一个私营的企业，他们完全是市场经济来自负盈亏，中国有没有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如果钱放在国内只是买了美国债券或者国外债券，那收益是相当有限的。这些钱应该投入到世界市场上，并且投入到国际市场上，去加强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对于国有企业来讲，有的走出去，需要监管的，像中海油。或者有的企业领导走出去完全是一种人为的行为，而不是市场的需要，这种现象一定要加以区分。不管怎么样，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深入，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是放的更快，应该国家有一系列的鼓励和引导政策，在制度层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包括鼓励中国的中小企业走出去，包括加强我们的海外使领馆外交方面的服务，包括加强国际化人才的利用等等，很多方面的问题都需要加强。

　　主持人：现在关于国企走出去，大家的共识感觉危险性太大。但是对于民营企业和上市公司这么两种类型可能还要区别对待，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上市公司基本上国有控股。

　　王辉耀：虽然我们鼓励走出去，但是走出去也是一个非常慎重的，有按步就班，分阶段、分市场地走。不是盲目地走出去，我们必须有目的地、有计划地、有重点地走出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个是放宽一些限制。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一些监管，特别是对国有企业，或者以国有上市公众投资的企业。对于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讲应该适当地放宽。特别是像温州这一类的企业，民间的企业，我们游击战地走出去，我们人海战术地走出去，我觉得应该发挥中国特色的走出去，这种情况下应该要大力支持。还有一些走出去，像联想这样走出去，更多地需要提升我们管理能力，提升国际化能力，或者企业文化对接的能力，这方面应该加强我们的工作。

　　主持人：刚才王先生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词“有中国特色”的走出去，“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企业国际化，这个词应该说比较适合中国的一种国情。目前，中国确实没有出现过一个典型的“跨国公司”，是不是中国市场庞大，靠国内吃饭就够了，我不需要走出去。

　　王辉耀：中国由于以前几十年的计划体制，真正市场化改革是九十年代开始，可能不会诞生真正意义上的世界500强的企业，如果我们现在加强努力，特别是从政府层面，或者从政策制定方面，加强对企业的引导或者加强我们企业的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今后诞生出一批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公司，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像华为的公司，像联想、海尔这样的公司，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企业走出去值得借鉴的方面，当然他们也不是尽善尽美。但是从目前阶段来讲，我们应该在现阶段的中国应该更多地鼓励“中国特色”的走出去，比如像温州这样的模式。比如像浙江义乌这样的模式，一个是我们在海外有五千万的华人的资源，我们还有上百万的出国留学人员，还有好几百万最近出国的移民。这些华人的网络，不管他们去俄罗斯也好、去东欧也好，去西班牙也好，或者去整个北美也好，这种民间自发的甚至带有家族企业的走出去，可能是目前阶段中国企业增长最迅速的一块。目前不管从监管来讲，还是从政府来讲，这是一种新形式的走出去，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走出去。

　　主持人：我看到你您的另外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中国要加强经济和商务外交，您的意思是中国应该充分利用我们的外交人员，包括对外的使领馆都应该来帮助我们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您能不能够具体地谈一下您的看法？

　　王辉耀：我这方面还是有些体会。我八十年代在经贸部，现在是商务部工作。后来在国外留学，在跨国公司工作，包括后来在加拿大政府驻香港的领事馆做商务参赞，我感觉中国的外交可以更多地为中国的企业服务。比如我们现在外交部目前人员好几千人员，加上离退休人员上万人。在外交工作这一块，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这些国家，他们的经济外交往往是外交很核心的一部分，而且外交整个系统是为经济服务，在加拿大商务部都设在外交部，有的国家这两个部门不分彼此。所以，我们有这么庞大的外交体系，我们在全世界这么多国家有使领馆，这一块可以成为我们工作加强的一方面。商誉工作可能成为重中之重。我们现在强调外交为经济服务，以经济为中心这是很重要的方面。

　　另外，我们政府官员在出访的时候，包括省部级的官员，还包括高层领导出访的时候，可以更多地带动企业走出去。我知道加拿大总理访问中国，每次都带来几百人的商务代表团，德国总理施罗德访华的时候每次也是带来很多德国的企业，法国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可能能够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还有一方面，中国不管是外交部在国外做外交官员也好，回来退了以后，往往都闲置在家，我们外交官的余热没有很好地发挥。像美国基辛格退下来还成立公司，能够为企业做咨询。这一块资源要是用好的话，能够为中国企业提供很好的参谋和咨询，这是值得重视的一块。发挥这些老外交官的余热，让他们更好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比如国外有企业人员到外交部去轮值的制度，或者外交部人员到企业去轮值的制度。加拿大有这种制度，美国也有这种制度，他们外交人员和企业人员是互动的，特别是搞商务外交的人员。

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12日作客新浪谈国际化

　　主持人：我记得北电的老总不是加拿大就是美国的国防部的高官。

　　王辉耀：现在在国外外交部的人员和商务部的人员，甚至部长都是来自于企业，像原来的美国前国务卿苏尔茨是美国一个大公司的总裁，像美国国防部切尼也是来自石油企业，政府为企业服务这一块意识是非常强的。还有很多企业的人员到驻外使领馆去挂职或者轮换工作。我觉得这样可以加快外交商务领域和企业之间的互动，能让外交的人员了解企业的需求，更好地为企业服务。我觉得这一块更应该重视一下。有很多方面可以做很多的工作，还有驻外使领馆更好地为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服务。我们可能很多驻外使领馆更多地看到政府代表团，或者各省市的代表团，为企业的服务有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走出去的重要性。

　　另外，我觉得中国应该建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服务中心，我们各个省市都有招商引资的中心，我们可以模仿国外，在这些大城市设立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心。由外交部、商务部派专员常驻这些省市，来为企业走出去服务。我们加强商务外交可能还包括对外出口信贷，还有对外资金的补贴，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主持人：其实我们的经济体制，包括我们很多公司的架构，其实都是学习美国式的，尤其是我们的市场化公司跳槽，肯定是美国式的，但是我就发现我们除了市场化企业之外的那些人才流动性确实不是美国式的，基本上就不怎么流动了。刚才您介绍了外交人员，包括一些退休的外交人员来帮助开拓中国企业国际化，目前在体制上还是做不到，就是没有办法。

　　王辉耀：像外交部、商务部、科技部、教育部都有很多除外官员，中国累计每年有很多人员退休回来，这些人员退休回来完全闲置肯定是一种浪费。他们这些年在国外从事工作，有很多知识的积累，有很多方面的经验，他们往往熟悉当地的官员、熟悉当地的企业、熟悉当地的文化。他们跟国外有很多人脉的关系，这个东西一旦断了以后，对于企业走出去非常不利。现在我们企业到了走出去的新阶段，这方面的需求是非常的巨大，怎么样嫁接这方面的需求，这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应该可以做很多事。

　　主持人：其实可以把这些人集中起来。

　　王辉耀：我觉得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比如去年国资委和外交部的外交学院联合搞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论坛”，我当时在论坛上也做了发言，他们现在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包括吴建平提到，中国企业也是需要这些外交部来做咨询，所以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前景的工作。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加强我们现有体制内的人才的流动，企业的人才，假设联想的人才去美国做一个商务参赞，或者外交部的官员去TCL挂职，比如做TCL的海外拓展经理，像这种互动，应该有意识地加以引导。

　　主持人：这种互动其实非常有意思，现在可惜的是我们体制做不到。

　　王辉耀：起码对于企业来讲，像联想、华为、TCL、海尔这一类已经在海外大幅度走出去的企业就可以应聘退下来的这些海外的前外交官。包括外交部的，包括商务部，这些企业可以做到这一点。包括中海油、中石化他们都可以应聘这类人。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部门也要解放思想，像外交部、商务部也可以放开来聘用企业的国际化人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样企业和政府有很好的互动，能够带动企业走出去，因为现在形势有这个需求。

　　主持人：像华为、中兴及一批海外上市公司，他们可能会逐渐这么做，但是绝大多数的企业就不太愿意这么做，他们一贯的用人标准，他们恐怕不愿意用非嫡系的，中国企业这种惰性还是存在的。

　　王辉耀：你又提到一个新的话题，中国企业国际化，或者中国企业走出去，我认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国际化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一方面是我们企业国际化人才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现成的国际化人才，还有在海外的留学人才有上百万，在海外有六十万，回国也有几十万，现在海外的这些外国人的人才我们还没有用。像日本的企业，包括SONY也是任命外国人来做他们企业的帅才。中国企业可能新联想总裁是美国人，他原来负责IBM的业务。这一块可能是今后中国企业面临最大的转变，一方面解放思想，运用好我们的国际化人才，更好地使用国际化人才。另一方面，在我们现在国际化人才严重不足的情况，怎么样使用我们现有的国际化人才，因为现在很多国际化人才还在体制外面，大量人才在企业外面，大量人才散落在国外，没有回来为企业服务，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目前中国国际化人才使用的最好还是这些外资企业、跨国公司，比如微软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美国企业，像很多欧洲企业，甚至连比较保守的日本企业，像NEC中国信息系统公司也是用的中国人作为他们的CEO，为什么中国人自己反而不能用这些国际化人才，甚至用外国人来做中国的CEO。

　　主持人：这牵扯到中国企业家的结构问题，中国企业家还是停留在第一代创业者时代，这一批中国企业家他们的心态可能是自己创业不容易，我不可能放心地把企业的一部分交给别人去经营，并且这批企业家基本上没在国外经历过？

　　王辉耀：这个问题问的很好，中国需要大量的企业要更新换代，他们的观念要解放，因为如果中国企业只是说小规模地走出去，或者零散地走出去，可能有自己的五亩三分地就够了，可能不需要高精尖的人才。但是中国需要跨国式的走出去，特别是中国企业要跨国经营的话，没有真正的国际化人才，这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是成功不了的事。

　　主持人：王会长，刚才您讲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最大的问题是国际化人才的问题，我认为可能需要更细化一点，中国企业家本身的问题，以及他们如何使用国际化人才的问题，假如说这批属于创业者，企业领导人不退，第二代不上来的话，我认为不太可能大量使用国际化人才。中国企业所谓的国际化，我认为实际上还是没有到时候，如果老的这批不下来，他们没有办法实施国际化。

　　王辉耀：我认为是两方面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解放思想，来逐步推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比如我们在政策导向上，在舆论导向上，在形势所迫上，比如他没有国际化人才，他可能的产品就流不出去。前几天我跟科龙的老总聊，他们找了一百个海外人才，中国现在出口达到了将近六千亿，都已经大于全中国的社会产品零售总额，出口对中国的经济拉动这么大幅度，在过去三年每年是30%的增长。如果这些企业不用这些国际化人才，那就是死路一条，我相信有些企业会逼着自己做这件事情。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的规律会上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两方面的因素都有，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快这个速度，加快企业家观念的转变。另外，我们可能要更多地运用国际化的人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你如果用的国际化人才，可能这个人才会带来更多的国际化团队，这是一个连锁的反应，有聚集的效应，如果还是武大郎开店，这个事肯定是搞不好的事。就是企业的文化必须能够容纳外来的人才。中国企业现在开始走出去的江湖经济，我们现在开始走上海洋经济。

　　主持人：从中国企业要发展的角度，我觉得一个企业家到了六十岁，该退休的时候还是应该退休，如果你不退的话，新的新鲜血液是不能进来的，一个人肯定有知识老化，包括企业家也是一样，你可能会不适应潮流。我们现在IT企业有这种现象，年纪大了，知识结构跟不上了，但是致使企业逐渐滑坡。

　　王辉耀：中国企业在国际化人才的运用上，应该注意一个马太效应，比如中国这些国际化人才运用的最好的企业，是跨国公司和外企，他们高新聘用高层次的人才，带来高效益，高效益又促使他又聘高薪人才继续良性循环。相反我们一些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一些工资标准不能上来，聘请低效力的人才，带来企业的低效益，低效益又没有更多的钱来聘用高效力的人才。为什么跨国公司能够高薪聘用这么高级的人才，这些高级人才绝对会给老板带来的回报是大于他付出的。中国企业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不能老是舍不得花这方面的钱，因为人才运用的好，绝对能够给他带来十倍乃至几十倍的效应。所以，这些观念应该得到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认可。

　　主持人：我知道有一个在海外上市的中国的电信企业，前两年也聘请了十个海归派做部门总经理，尽管下面有很多老员工不服，说海归派坐这么高的位置。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确实不错，整个对外形象，作为海外上市的电信企业，对外形象是很重要的，海归派外语都很不错，他们谈吐各方面都很不错。另外，从经营角度来说，确实能够带来很多先进理念，效果总的来说都很不错。我们更多的中国企业要想真正国际化，这方面真的要注意，现在就怕用自己的亲信去海外，他确确实实也想搞好海外公司，但是能力有限。更何况很多私情杂念太多的一些人，出去之后会违背企业的一些初衷。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话题很重要的一方面，对一些企业提供一些咨询的意见或者建议的意见，因为你如果真想走出去，到海外挣钱，你如果是单纯的目的，你一切就按国际企业来做，你只有这样才能成功。

　　王辉耀：现在说很多海归回来水土不服，以前民营企业要招一个海归，海归回来，我成立公司的能不能帮我跑工商局，成立外资公司能不能跑批文，市场现在是不断进化，现在成立公司不需要跑了，现在外贸也取消了配额，现在个人也可以做外贸。原来所谓海归水土不服的条件，现在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不重要。相反，由于这些留学人员这么多年在海外，掌握国外文化，和当地的人际脉络，这是可以利用的国际化人才。国内也有很多本土的国际化人才，这两批人才结合起来，甚至再加上外国人的国际化人才结合起来，我觉得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会有很好的帮助。

　　主持人：基本上很难看到外企的人才挑国内的企业，甚至挑国内的上市公司都很少。

　　王辉耀：像你说的情况确实存在。包括我们的民营企业或者国有企业，对外企人才的重视还是非常不够的。比如现在国有企业招聘的时候，要求几年副处级以上的经验，很多在外企工作过的这些人才他不一定有体制内的几年副处级的经验，但是他的管理经验也是很好的。如果他能够驾驭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运作，业绩一直非常好，我觉得这样的人才也是可以值得借鉴的。我觉得应该不拘一格，应该解放思想，应该更多地利用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来为中国服务。像中国的足球现在都要请洋教练，中国的体育界都能请洋教练，中国的MBA教授都能请洋教授，中国的企业为什么不能请洋人。我觉得中国跟其他国家很大的不同，中国在海外有五千万的海外华人的优势，熟悉海外文化和海外市场运作，他们是中国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的最好桥梁和纽带。带中国特色的中国民间走出去，很大程度上也依靠在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走出去，这些资源应该加以利用。

　　主持人：目前来说，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有很多别的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资金方面，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确实投资规模没有像很多跨国公司投资到中国实力这么雄厚，这样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经营能力的问题。比如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可能敢花几百万美元来聘请一个CEO，但是我们中国的企业确实做不到这一点。我想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王辉耀：确实跟我们的文化背景有关系，跟我们计划经济走出来的思维模式都有关系。但是我们现在也确实进入了国际化。像联想，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划时代的一个分水岭的事件。中国企业能够收购500强的一个主要部门，然后通过这个收购能够跻身世界500强，这里面我相信他最大的挑战不在于收购这部分，最大的挑战在于收购以后的文化整合，文化整合最重要的就是国际化人才的打造，就是联想的团队和IBM团队的整合。这一块是至关重要的，我想联想聘的CEO肯定是按国际化水平来聘的，他会给中国企业带来很多的参考，但是这个风险也是很大的，这一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国际化动作。在今后来讲，比如到罗马就要按罗马的方式来做，像谚语讲的，中国企业今后要走出去，你走到国际市场，如果不按WTO规则，不按游戏规则，你这个企业肯定起不来。另外，我们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还应该重视海外商会的作用，比如我在欧美同学会商会做会长，经常我们商会跟美国商会、英国商会很多商会都有很多的活动，后来我就发现在北京、上海有大量的外国商会，美国商会、英国商会、法国商会、加拿大商会等等。这些商会对他们的企业走出去，对这些国外的企业走到中国来起到很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相反，现在国内的企业很大程度上没有重视这些商会的作用。

　　主持人：假如说你充分利用海外商会、外交家，包括退休的外交家，包括海归派，包括中国有海外经历的人才，你只要敢用，而且你用好了，我绝对会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会省很多的挫折。您刚才讲的真的值得中国企业家认真思考。

　　王辉耀：最后再讲一下，我总结了一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竞争中的主要障碍，一共有五点：第一，中国的企业家相当大一部分还缺乏国际化的视野；第二，我们很多的企业还是在为海外的这些公司做代工，我们需要把中国的制造转变成中国创造，目前中国很多企业家缺乏创新的意识；第三，制度性的因素的制约，比如在体制上的制约，包括人事、薪酬等等这些规章制度上的制约，包括审批的手续、外汇的管理等等；第四，中国企业品牌与质量的意识淡薄，比如我们现在出去，我们不太注重我们的品牌，像长虹这个企业出去了这么长时间，推销的不是长虹的品牌，是为别人在做代工，品牌意识不是很强，包括质量意识，包括包装、产品；第五，缺乏大量的国际化经营人才，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说我们没有，一方面是大量缺乏，另一方面也是大量的闲置，我们实际上有这么一批资源，包括前外交官，包括外企里面培养的人才，包括海归，包括新华商，包括跨国公司里面有经验的外国的国际化人才。我觉得这五个方面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障碍。

　　主持人：今天王辉耀先生访谈非常精彩，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嘉宾访谈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王辉耀先生的到来，以及广大网友的积极参与。

　　王辉耀：谢谢网友，谢谢主持人，我相信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进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谢谢！

　　主持人：今天的嘉宾访谈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再见！